记不得是哪位说的了：中国古书是竖排，读起来好像不断点头说“是，是”；洋人的书是横排，读起来好像不断摇头说“no，no”。话很俏皮，目的是提倡“怀疑”精神。这种态度在20世纪以来的学者中很常见。陈垣先生讲史源学，就揭出两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其实两句并作一句，只是一个“疑”字。不过，他们也并非一味提倡怀疑。胡适曾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治学与为人是两个不同领域，当有不同规则。然而有时这两个领域也很难做出清晰的切分：学术问题的解决会从生活中获得启示，学者在治学中养成的习惯也常常不自觉地体现在处世风格中。更重要的是，对于很多不求甚解的人来说，记住“怀疑精神”几个字，似乎永远比谨慎区分可疑与不疑的情形要容易得多。因此，胡适的提示也每每被人忘掉。

怀疑精神当然不错，但其一旦被滥用，也很容易沦落为一种“阴谋论”式的认知态度：一遇异见，便倾向于从“坏”的角度解读，似乎那里一定包藏了祸心。这一习惯在清末读书人中已经出现。1910年，学部要求全国开设简易识字学塾，普及1600—3200个常用汉字。与此同时，一批民间人士则主张推行汉语的拼音文字。他们中有些人反对简易识字政策，其理由是：学部“令民记此数千字”，实际是想使人民“半明半昧，庶能恪遵法令，不欲其多有知识也”。

其实，学部未必想得这么“深”。学会一两千常用汉字，总比目不识丁更“有知识”，且三千多字，足以应付日常生活；而其时拼音文字流通范围甚窄，实难说用途广泛。问题是，批评者虽不能举出有效证据，却将此作为不证自明的立论前提，大概是认定了凡朝廷，总是要“愚民”的，故遇事皆从此角度着眼，所见便很容易“证实”所疑。这种思维方式今日似乎更为流行，针对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从官府到民间，几乎无处不有“阴谋”，套一句熟语，可以说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然而，这种态度一旦成为处世常规，本来还只是想象中的“阴谋”世界便也会立刻成为现实。

事实上，无论治学还是应世，最重要的态度都不是“怀疑”，而是“理解”。每一个共同体都有两面性：一方面，每个成员都和他人不同，另一方面，他们又维持着一些基本的共识，彼此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对话。今人更看重“个性”，故也特别能欣赏“众声喧哗”，但亦应记住的是，“众声喧哗”如果只是每个人的“自言自语”，那也只能制造噪声污染，并不必然带来欣欣向荣的多元气象。实际上，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虽不一定以“同”为目的，至少应当尽力求“通”。要把他人真正视为对话的一方，首先须对其真实意图和思路有一种“了解之同情”，从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采用的特定逻辑中解释其措辞的具体含义。这里要注意的是，理解不等于同意——我们通过人类学家的调研，知道了食人部落何以会吃人，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加入他们一伙，或者同意我们自己被吃。但如果没有对其内在思路的理解，我们就永不可能真正说服对方。

这些话当然不是要否定怀疑精神，只是想强调，“理解”比“怀疑”更重要。我的理由有三点。首先，恐怕很少有人认为任何事皆可疑，但要对事物的可疑与否做一判断，必须建立在对它的真正理解上。清代学者朱筠曾说：“不能信古，安能疑经？”即此意也。他的意思当然不是不能疑，但“疑”也须有个“信”做基础。其次，怀疑也不是空诸依傍的，我们总须依据什么来怀疑，而这个被我们拿来作为思考资源的“什么”，也得先经过一番理解才可站得住脚，否则便成为蛮不讲理的打打打，委实可厌。

最后，近代学者提倡怀疑精神，并不是把怀疑本身当作目的，而是认为这态度可帮助我们发现新知。不过，我们应该知道，怀疑本身只是一项消极的行为，并不积极地产生任何新的知识——尽管它可能为创造新知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这好比读书时候忽于理解，急于批评，终不过是“我与我周旋”，读与未读全无差别。有些东西之所以看来可疑，只是因其超出了我们既存的经验之外，但也因此而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意想不到的创造大门。在这种情形下，更须平心体会其细节脉络，不是单纯地疑字当头。美国史家罗伯特·达恩顿曾教导历史学者，遇到史料中的“怪诞”之处，千万不要一笑了之，轻轻放过。因为，“在文件最隐晦之处挑三拣四，或许能够解开闻所未闻的意义系统。这样的线索甚至可能引出令人啧啧称奇的世界观”。他本人的名著《屠猫记》便得力于此一认识，故此话是经验之谈，值得细细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