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微了解一点中国思想史的人，对“龙场之悟”都不会陌生。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抗议宦官刘瑾专政，被廷杖四十，贬往贵州龙场驿为驿丞。他在龙场“日夜端居澄默”，于正德三年某夜，忽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此成立“王学”，开辟出儒学的一个新局面。这就是有名的“龙场之悟”。此事一向受到重视，但论者关注的焦点，大都集中在所谓“格物致知之旨”是什么、与“致良知”是什么关系等方面，辨析精微，基本是就思想论思想。前些年，余英时先生在《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一文中重提此事，却跃出传统思路，在这个似已无余义可寻的课题上别开生面。

余先生首先重建了王阳明在顿悟之前的精神世界：经过廷杖这一奇耻大辱，又时刻笼罩在刘瑾威权阴影下，几有性命之危，阳明“到底在思考哪些具体的问题”？作为一位极具原创力的思想家，他的思考自然一定不出那些大本大源的课题；但本源性问题并不存于思想的真空之中，思想家的运思也不会无视自己的切身体会。根据余先生的看法，龙场之悟与阳明受廷杖的经历息息相关，正是这一经验启发了他对进退出处的新见解。此前，他深受宋儒影响，以“得君行道”为理想；此时，他已深知自己所处是一“小人道长”的社会，君子实应退以保身，唯又不忍“决然舍去”，故只能“委曲周旋，修败补隙”，尽力匡扶正道，“使不至于速乱”；如不能忍耐，反使小人“大肆其恶”，是“将以救弊而反速之乱矣”。

余先生并不只从阳明个人遭遇的微观场景中理解龙场之悟，同时还从更宏观的角度观照阳明思想，这就涉及宋明政治生态的差异。赵宋一朝对士大夫优礼有加，大臣即使得罪君上，也不过遭到流放或贬逐；而受惩处者，名望反可能因此更高。在这种空气下，宋儒意态昂扬，发展了鲜明的“政治主体”意识，欲与君主“共治天下”。明代则自太祖始就以摧折士夫为“家法”：廷杖制度通过折磨士人的肉体，以达到羞辱其人格的目的，便是朱元璋的发明。朱明王朝对儒学只有利用之意，并无敬畏之心，这特别可以从《孟子》一书遭到删节的待遇中见出。处于这种恶劣境况，阳明体会到“得君行道”之不可能，这使他更多地将儒学理想从“内圣外王”转移到“内圣”方面。

但仅有避让，绝不能造就阳明在儒学史上的高迈地位；他的重要性更体现在一种积极态度中，那就是从“得君行道”转向“觉民行道”：“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与朝廷，而是转注于下面的社会与平民。”具体而言，阳明强调人人皆具内在“良知”，可以通过唤醒此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作为这一思路的必然推论，王氏曾有“满街跑的都是圣人”一句名言——这在儒家传统中其实也非新见，孟子、荀子都有类似表达，然程度远不及王，更重要的，直接面向普通大众的大规模讲学活动，也是到了王学才正式展开。因此，余先生将龙场顿悟视作“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毫不为过。

富有启发的是，根据余先生的研究，这场革命性的思想转变，却绝不来自单纯的思辨之功，而是王阳明与强权奋斗的结果：没有被当廷剥去衣服遭到痛打的耻辱与痛苦，他恐怕还不能从“得君行道”的梦中醒来。但是，这一转向的意义也绝不能仅仅放在王阳明自己的特殊际遇中理解。事实上，龙场之悟不但使阳明走出一己的精神困境，从整个儒学传统来看，更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得君”与否仿佛是买彩票，身家性命全部抵押，中与不中却全凭运气，一朝失败，满盘皆输；“觉民”便不同，那是点滴事业，其收功不在眼前，一时失败也不至于令人沮丧，它需要的毋宁是更具耐力的信心——孟子所谓“勿忘勿助”，最为扼要。

从研究者角度看，余先生此文，打通了抽象观念和具体政治生态、个人遭际的隔阂，真正体现了思想史研究的典范。面对龙场之悟这个看似玄之又玄，又一直是聚讼渊薮的课题，余先生只是几句轻言细语，却豁然洞开一条新路，是天才也是功力。不过，“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感兴趣的是，余先生能与古人“处于同一种境界”，是否也需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其他对这个时代的观察、困惑与思考中寻找答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王阳明和余英时之间，存在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若果如此，那么，谁还能说人性只有殊异，难以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