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下半叶是中国传统王朝时期最后一个被冠以“盛世”之名的时代。在乾隆皇帝这样一位雄才君主的治下，整个国家似乎都呈现出丰沛富足之相。但是，美国史家孔飞力却因一次偶然机缘，发现了这座华美大厦的一道裂纹。这道裂纹乍看起来不过是任何一个能工巧匠都难免的失手，而且迅速被弥合起来，一般人稍不留意，就可能视若无睹。孔飞力却没有轻轻放过，而是由此入手，一步步深入这座华厦内部那些不易为人察觉的隐秘结构，重新思考了快速增长的经济和日益严峻的人口压力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揭示出帝制时期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的长期互动如何构造出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官僚君主制”，解释了独裁政治的运作奥秘。《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就是这些探索的报告。

如同书题表明的那样，《叫魂》是一个切片式的研究。1768年春天开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山西、湖广等省的人们纷纷传说，当地来了一批术士——他们身份不一，以和尚、道士、乞丐或是工匠的面目出现，行事的方式则高度雷同：割取人的辫发，施以咒语，进而控制人的灵魂。这个流言先后把这些地区带入了一场社会恐慌。与此同时，很多地方也的确抓获了一批嫌犯。不过，审查结果表明，这些嫌犯几乎全是冤枉的。大部分地区的官府释放了他们，并试图通过惩罚肇事者的方式来平息民间的慌乱。但这些消息通过一些秘密渠道传入乾隆皇帝的耳朵，形势很快发生剧变。乾隆认定此事背后隐藏着一个旨在造反的阴谋，反贼的意图是造成社会恐慌；而地方官员早已习惯了对上欺蒙，把事件一概隐瞒。这两者都是他最为担忧的。为此，他严厉催促各地官员调查督办辖区内的有关案件。在此压力下，旧的案子被重新审核，新的案件和新的线索也纷纷浮现。那年的整个夏天，一批又一批的割辫嫌犯被抓了起来，受到刑讯逼供。直到秋天，几位负责侦办此事的军机大臣从各种迹象判断这是一些子虚乌有的冤案，事情才渐渐平息。

孔飞力以这短短几个月的叫魂案为线索，几乎全景式地展示了18世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皇帝、各级官员、普通的城乡民众、流浪者，从权力巅峰到社会边缘。分析视角也非常丰富：经济、人口、生态、法律、信仰、心理、官僚机制、信息传递系统。他的研究以横向剖面式的结构分析为主，而仍关注到历时的纵深：对发辫在清代所具有的政治意义的分析既是一次人类学的演练，又不离开特定的政治语境。

就整体看，心态分析是这本著作的一大亮点。这主要指孔飞力对不同社会阶层焦虑感的关注，其中既包括了民众的集体焦虑，也包括了乾隆作为一位独裁君主的个人焦虑。而他们的焦虑显然不同：民众更多感到的是生存危机，皇帝则既关注整个政权的稳固，也担忧被庞大的官僚系统欺瞒。作为一种感受，焦虑似乎是若有若无的：虽实有而无形。用王汎森先生近来喜欢提到的一个概念说，它乃是一阵“风”。捕风捉影，谈何容易！对此，孔飞力采用了实中见虚的处理方式：风不可见，但风过草偃，却在眼前。为此，他不断变换镜头，多方位考察了这些焦虑的产生原因：既有长期的，也有短暂的；既有结构性的，也有偶然的；既有经济的、政治的，也有社会的、文化的。它们构成了一个绵密的网络，描绘出这股风由兴起到扩散的线路图。

《叫魂》是部名著。像很多新文化史的名作一样，它也是误打误撞的产物。孔飞力本来的目的是要研究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怎样影响其实际运作。不过，改换题目后，我们仍可看到这条线索的重要：对信息的操控和运用是理解清代政治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乾隆来说，如何防止各级官员相互勾结，操控信息，一直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为此，他不但建立起自己的密报渠道，也像极了一个蹩脚的历史学家：他试图从官员的正式报告中寻找各种线索，重建被隐瞒的“真相”。问题是，他掌握的信息实在有限，且有着强烈的主观臆见。这些信息碎片经其组合、修订、弥补、拼凑，正应了陈寅恪那句话：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也离本相愈远。然而，在专制政体下，君主的错误并不被视为错误。一旦基调确立，官员们只有应和，甚至变本加厉，才能博得忠诚之名。乾隆的确通过操纵信息引出了更多信息，但它们却是歪曲的信息。正如孔飞力所说：“首席原告自始至终都是皇帝本人。”

这进一步把我们的关注点引到了皇权与官僚系统的复杂关系中，并为独裁权力的运作提供了一个心理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解释。孔飞力借用的一个理论认为，独裁者同时掌握着两套相互冲突的权力：一是常规权力，带来理性的规章制度；二是专制权力，在制度的丛林中保障独裁者的行动自由。官员和君主之间也因此形成了两种关系：一是制度性的关系，二是个体之间的单线联系。对独裁者来说，最好的策略是二者的平衡：制度常规化的扩展会限制君主的个人权威，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对官僚体制的控制。而从整个叫魂案中，我们更多看到君主的专制欲望如何搅动了常规官僚体制的运作，从而把君主个人的意图带到了其反面：乾隆希望将叫魂的流言消弭于无形，以避免社会**，但在其直接催促下，越来越多的叫魂案被发掘——被制造——出来，这又进一步引发了他本人及整个官僚系统的不安。社会恐慌是专制王权的敌人，但专制王权的本性又促使它不断推动社会恐慌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专制权力自身，成为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