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也许是“三代”以下最接近传统读书人理想的一个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来，已是了不起，关键还不只是说说，而成为政治实践的一部分。这在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有细致的反映。不过，余先生的书中也揭示了这一时期士大夫政治生活中的另一个不尽理想的现象，那就是“党争”。“党”这个词在中国本不是什么好字眼，孔子就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虽然党争之实，汉唐皆有，朋党一名，却是斗争双方都避之唯恐不及的。

但这到了宋代，有了一个大变化。北宋欧阳修已经提出，有“君子之朋”，有“小人之朋”。前者以“道”合，“终始如一”，是“真朋”；后者以“利”合，利尽则散，是“伪朋”。小人之朋，为非作歹；君子成朋，不患其大，唯恐其小。这是在事实上认可了朋党的存在，且把它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一个中性词了。到了南宋，朱熹更是明确提出，丞相当“以分别贤否忠邪为己任”，不但不该防止君子为“党”，且当主动参与其“党”，甚而将君主也结引入“党”。

问题是“朋党”的自觉意识一旦树立，势必启动无休止的竞争，其结果是“君子”与“小人”的面目往往就变得模糊不清。一方面，谁都喜欢号称“君子”，而视对方为“小人”，这两个词成为粘来粘去的标签，几乎不再具有实质性的区分意义；另一方面，党争虽然有时起于见解歧异，形成后就变为以“人”分界，“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成了党争的“首要问题”。“小人”整起“君子”来固然心狠手辣，“君子”为了自保，或报复，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言行举止于不知不觉中“小人化”了。

北宋最大一次党争发生在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之间，双方此起彼伏，战过好几个回合。哲宗初年，“旧党”主政，新党蔡确触怒了高太后，被贬往岭南。时岭南僻远，一般被认为有去无回之所。故此议一出，旧党的范纯仁立刻反对，谓“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辈开之，恐不自免”。结果不幸而言中。按通常的意见，旧党多“君子”，新党除了王安石等少数几位外，以“小人”居多。但因“正义的火气”太旺的缘故，像范纯仁这样能够保持清明理智的“君子”并不多，以致双方斗争越来越残酷。另一位具有反省能力的旧党中人程颐说：“新法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这是何等沉痛！

随着党争成为一种习惯，则不但“君子”与“小人”争，“君子”与“君子”也不免起争。朱熹就曾抱怨陆九渊门下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厉色忿词，如对仇敌”，而张栻、周必大等人对朱门学者亦有类似的感觉。他们皆为“君子”，犹且如此，更何况面对“小人”！余先生在书中指出，某些理学家“自负已得千载不传之‘道’，故对于不信其说的人往往盛气相向”，因而“制造了大批思想上的敌人”，进而又变为“政治上的敌人”。因而，他们“在权力世界之所以备经坎坷”，自己“也必须负相当大的责任”。此真值得警醒。

其实，即使面对“真小人”，倘其欲与“君子”修好，也是表露了向善的心愿，便该鼓励。虽然可能有诈，但先给其一个上进的机会，总不算吃亏。孟子就说，春秋五霸虽是假借仁义之名，但“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知及此处，便是“求仁得仁”。

“君子”为公，“小人”为私。“小人”不足道，“君子”尤当厚责于己，发言行事，不是为了“出一口鸟气”，而是希望切实改进社会问题。但社会问题不是徒唱高调就可解决的，胸怀理想的同时，必须面对现实，有时不得不有适度妥协，虽然乍看起来并“不过瘾”，却避免了多少“涂炭”。倘只顾发泄“正义的火气”，十九于事无补抑且有害。因此，“君子”和任何好听的某某“主义者”都不是一个空头衔，而是对自己的更高要求。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似乎不应把“君子”视作一个已经成形的队列，一旦加入，即可共享荣光。这队伍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合乎“君子”之道的言和行——比如说“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