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分析，出土简牍中所见官场交往，可分为不同形式，一是如周仁与范掾间的往来，属于同一官府内部属吏之间的往来。按时制，这些属吏同为当地人（同县或同郡），任职前可能多少会存在些联系，进入官场后会利用各种方式来强化联系或建立关系，来相互关照。他们也会谋求与来自外地的府主建立密切的关系，获得赏识，虽然现在从大量的出土简牍信件中难以分辨出来。依功次制度，当地的属吏亦可以升至候官的令史、候长，乃至更高的职位，一旦秩至百石，无论担任了令史还是候长，就有资格进入由丞相负责调配的候选官吏名单，能够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安排升迁。尹湾汉简的3号、4号木牍中记录的西汉末年东海郡（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长吏名籍中就有两位来自偏远边疆的候长与候官令史：建阳县丞京兆奉明人王丰，原先任戊校前曲候令史，即朝廷派驻在西域车师（今新疆吐鲁番以东）的戊校尉属下的前曲候的令史。[42]另一位任建陵侯家丞的梁国蒙县人孟迁，前任工作是象林候长，驻扎地点在今天越南的岘港以南。两人分别从帝国的西陲与南极，不远数千里，到东端的东海郡任职，都是通过“以功迁”升任新职。[43]制度上的可能上升空间，无疑会化为行动的动力，除了埋头做好本职，也会利用各种机会谋求更快的发展。

图二一 汉代拜谒图

二则是更大范围内的往来，依靠原先的同乡、同事等关系，在互不统属，且相距甚远不同的官府之间的官员间构建关系，利用已有的关系扩展出新的关系。如“政”与幼卿间，以及“政”为王子方与幼卿间搭建的新关系。透过这种方式，可以将关系网近乎无限地拓展。一般情况下，这种办法通行无碍，只有遇到像申屠嘉这样的极少数人才会碰壁。宣帝时，“（尹翁归）征拜东海太守，过辞廷尉于定国。定国家在东海，欲属托邑子两人，令坐后堂待见。定国与翁归语终日，不敢见其邑子。既去，定国乃谓邑子曰：‘此贤将，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汉76/3207），于定国为东海郡人，本是想将两位同乡托付给新任郡守尹翁归，交谈中发现翁归不讲关系，最终没敢令两人与翁归相见，自然也没有了日后关照之事。这不过是个罕见的例外，所以班固录入本传，映衬其后的则是更多成功实现了的请托。

以上两种方式只是目前已知的建构关系的不同途径，为属吏之间、属吏与府主之间、不同官府的官员之间创造了往来接触与缔结关系的机会。最终，府主与哪些人形成了亲近关系，要靠居下位者的把握与努力，以及双方尤其是居上位者当时的感受与印象。文献与出土简牍中所能辨认出的幸吏、幸奴与亲近吏，则是这种反复努力的结果与产物。这又为他们日后进入更高级别的官场关系网络，尤其是努力进入与皇帝间的信—任型君臣关系，提供了预演与操练的机会。

信—任型上下关系与君臣关系之间存在多种转换通道与方式。文帝之后，察举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最受人瞩目的捷径，可由难以一睹圣颜的属吏晋身为从官与朝官。此外，官阶制度的建立，按照官秩高下，由不同机构分工任命，其中二百石至四百石长相由丞相任命，六百石以上的吏由尚书（实则皇帝）任命。[44]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达到相应秩级，便能接近中枢。即便功次制下，亦为靠个人努力，依功劳晋升的官吏，提供继续上升的通道，为他们创造了希望和机会。秦代就已出现的“给事”亦是低级官府中的属吏进入上级官府，乃至朝廷机构工作的一种灵活途径，平行官府之间亦采用此办法，并形成较为固定的惯例。[45]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其他方式均因晋升缓慢而在竞争中落败，察举成为最快捷的方式，因而广受重视，等于加大了私人关系在仕途上的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