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四郡武帝时初设，当地烽燧亦建于此时。百余年来沿线发现的汉代简牍，最早不过武帝后期，多数是昭、宣以后到东汉初年的资料，当时功次与察举等多种选官方式并用。

笔者利用肩水金关汉简研究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编年时便发现，肩水候外出行塞时，临时安排官吏代行候事时并非根据秩次，时常亦不考虑代行者工作地点是否同在候官的障城，有的秩次甚低的小吏，如候长陈长生，在候房在任期间（至少地节二年至元康二年间）两度行候事。一个候官内，候之下的士吏、候长，还有亭长加在一起有20多位，不用同在障城中更为近便的塞尉及属吏，偏偏选择未必在城中的低秩小吏，除了信任与亲近恐怕没有什么更好的解释。[24]

这种关系并非生来就存在的，而是在短暂的共事过程中形成，更确切地讲是营造出来的。驻防千里烽燧上的戍卒来自内郡，一般仅服役一年，隧长、亭长以上到百石小吏主要出自张掖郡本地，候、候丞、塞尉以及更高级别的军民官员均由朝廷任命，是外郡人。[25]这些官吏间如何往来，西北烽燧遗址出土的私人信件中可见蛛丝马迹。[26]夹杂在公文书中的私人信件，见证了远离朝廷的偏僻边防线上官吏之间频繁的私人互动。如例1：

图一七 西北出土汉代简牍中的私人信件（例1）

孙常（当释为“赏”——引者）叩头言

A

……史赏致此书

置佐宋巨卿 B 肩水金关简73EJT23：359[27]

图一八 甘肃金塔县境内汉代肩水金关（A32）遗址

这是一位时任某种“史”的孙赏给肩水候官属下的置佐姓宋字巨卿的问候，主要是在解释为何很久没能到舍中问候起居，先是自己为左右所累，随后宋卿又接待府君（很可能指肩水都尉），随即要去拜谒时自己又染病，拖延至今。这个置佐的“置”，应是如悬泉置一样，是个接待过往官吏的机构。余下内容不可解。两人之间似非直接的上下级，但职务、秩级有高低之分，故以字相称。看来官吏，尤其是低级官吏对高级官吏定时问候拜谒，已成常态，所以长时间没有问候起居，需要解释，求得谅解。西北汉简中类似的文书很多，除了家人之间、朋友、生意伙伴之间的信件之外，很多是小吏问候上级或秩次更高、亲近长吏的官吏及其家人的信件。又如例2：

贱子倡□伏地再拜多问……

大君□足下：善毋恙，□□□事，秋时不和，愿近衣进酒食/□事幸甚…… 73EJT26：17A

居延都尉粪土臣武上书……

□□□□诣行在所公车司马……

元凤二年□月辛酉…… 73EJT26：17B[28]

图一九 西北出土汉代简牍中的私人信件（例2）

例2似是嘘寒问暖，仿佛没有明确的目的，其实，问候本身就是目的。武帝以后，无论通过信件还是其他方式，问候已是官场上维持官吏间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有学者做过初步的整理与考释[29]，可惜，信件或以字，或以姓+官称相称，大多难以确定写信与收信人的姓名，难以和当时具体官吏对上号。此信背面是件居延都尉给皇帝上书的草稿，为公元前79年，信的时间大致可定。其他的信就没有这么幸运。尽管如此，官场中下级试图逢迎上级的气氛，还是不难感受到。正是在日常问候起居积累的私人关系基础上，才会在官府上下级关系之外产生亲疏不等的关系，也才会出现相互请托。

例3是一封罕见的完整信件，有明确发、收信人姓名与官职，发现于甲渠候官（A8）遗址：

图二〇 西北出土汉代简牍中的私人信件（例3）

给使隧长仁叩头言

奏

甲渠主官

范掾 第卅五隧长周仁 B

157.10[30]

政伏地再拜言：

幼卿、君明足下，毋恙。久不明相见，夏时，政伏地愿幼卿、君明适衣进食，察郡事。政/居成乐五岁余，未得迁，道里远辟，回往来希，官薄身贱，书不通。叩头叩头。因/同吏郎今迁为敦煌鱼泽候守丞王子方，政叩头，愿幼卿幸为存请。□君倩/不曾御，不北边居，归未有奉奏。叩头叩头。大守任君正月中病不幸死，大守□□□/猛。政得长奉，闻幼卿、君明严教。舍中诸子毋恙，政幸甚，谨因/幼卿、君明足下，因请长实、子仲、少实诸弟。

据学者研究，名“政”者在定襄郡治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以北）任职，写此信到敦煌的目的是要幼卿照顾自己过去的同事王子方，子方到敦煌郡的鱼泽候官（今甘肃敦煌东北）做候的守丞。据“察郡事”一句看，幼卿恐在敦煌郡任要职，因此“政”写此信，帮助王子方与幼卿建立联系，寻求照拂，这即是东汉以后盛行官场的“请托”。实际上，到武帝时“请托”已相当盛行，引起武帝的关注，在设刺史以六条诏书察诸部时，就有一条专门针对请托：“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汉19上/741注），主要督察郡守亲戚是否利用其地位权势来在官场上搞关系。这一现象后来在官场蔓延，随处可见，以此牟利的不限于官员子弟，亦扩至地方豪族，这是后话。[34]“政”在信中顺便道出自己的苦闷：任职成乐五年多，未得升迁，自觉原因是“道里远辟，回往来希，官薄身贱，书不通”，“回往来希”指来往很少[35]，说的当是地处偏远，与官场中人过往少吧，即便书信联系亦不便。这当与定襄郡地近边陲，处在交通线的末端有关[36]。同时通报一下定襄官场的动向：太守病死。“政”与幼卿之间的关系确实不浅，出土的另一帛书残片亦是政给幼卿的信（例5），文云：

例5目的不明，亦与官场有关无疑。看得出来，两人之间往来很久，经常互通消息。信中提到的广衍长杨君倩，亦见上一封信，当与两人相熟。广衍县隶属西河郡，位于今天内蒙古的准格尔旗西南，与成乐直线距离120公里左右。这种情况后代官场屡见不鲜，保存至今的王羲之尺牍中就有一些类似的书信[37]。此外，肩水金关简中出土了一枚木简（例6），文字如下：

□□再拜言：临利隧长今缺，□□□候事□□徙补，再拜…… 73EJT21：32[38]

73EJT4：65[40]

此简字迹十分工整，下残，看上去像某人获得小吏职位后向某人致谢信中的言语。用心经营自然会有结果，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的官吏热心于此。

这种情况绝非仅见于边塞，帝国各地恐怕多少都存在，朝廷中更为常见，前述陈万年靠取悦丙吉而坐上御史大夫位子，恐怕算是最高级别的了，西汉后期东南地区墓葬中不时发现的名谒，亦透露出墓主生前官场中的往来对象、内容等细节[41]。文献其他例子就更多了。西汉末年，陈遵“起为河南太守。既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冯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河南大惊”（汉92/3711）。一次写数百封私信来辞谢长安故人，是个颇为极端的例子。只是简牍中保留的众多私信可以让我们具体窥见一下时人往来的丰富细节。正因此，那些拒绝官场上私人往来的官员，如“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的申屠嘉（汉42/2100）与“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的郅都（汉90/3648），才显得稀罕与可贵，史家也才要特意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