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臣下角度看，有些是无意中因长久相处而形成的信任，因一方骤然成为皇帝，这层关系转变成信—任型君臣关系。卢绾与刘邦生来便开始的亲密关系，宣帝微时与张彭祖的感情，均是显例。这种情形并不多见，帝国时代除了开国之君以力取天下，要靠自己的努力外，继体之君多半早有太子名分，否则亦贵为王侯，身份是命定且公开的，自然也就成为臣下追逐的对象，与皇帝营造关系，乃至赢得宠幸更多地变为臣下有意为之的策略与目标。即便无法直接仰承君宠，依附于皇帝的宠臣佞幸或信任之臣亦是不坏的选择。阿谀逢迎、趋炎附势逐渐成为官场流行的品性。西汉一朝得获取高位的诸多儒生多数莫不如此，班固在《汉书》卷八一史臣赞中说：

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81/3366）

蔡义以下的10位丞相（后曾一度改称大司徒），任职年代占了自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九月到平帝元始五年（5年）前后80年中的绝大多数年份[15]。在班固眼中，这些曾贵为丞相的儒宗不过是“持禄保位”之徒，阿谀曲从，附下罔上，与儒家要求的直道而行相去甚远，实则堕落为明哲保身甚至利禄小人。据史传，他们阿附的对象不仅是皇帝，也可以说，主要不是皇帝，而是其身边的宠臣，前文已述及。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在当时官场上的表率作用不可小视，对于身在官场的官员以及渴望入仕者行为取向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武帝以后，官场风气逐渐变化。

按照昭帝时人的观察，风气始坠于武帝初年田蚡为相时，大坏于晚年公孙贺与刘屈氂主政时。《盐铁论·救匮》贤良说：

文、景之际，建元之始，大臣尚有争引守正之义。自此之后，多承意从欲，少敢直言面议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讼园田，争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层之台一倾，公输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复。故公孙丞相（弘）、倪大夫（宽）侧身行道，分禄以养贤，卑己以下士，功业显立，日力不足，无行人子产之继。而葛绎（公孙贺）、彭侯（刘屈氂）之等，隳坏其绪，纰乱其纪，毁其客馆议堂，以为马厩妇舍，无养士之礼，而尚骄矜之色，廉耻陵迟而争于利矣。故良田广宅，民无所之；不耻为利者满朝市，列田畜者弥郡国。

贤良亦是借助几位丞相举止行为来说明对世间风气变化的导向，可见时人对此的重视。公孙贺为丞相是在太初二年（前103年）闰月，到征和二年（前91年）正月贺下狱死；五月刘屈氂继任，次年（前90年）六月下狱腰斩。揭示的核心是义利之变，兼及重贤养士与公私之分，痛斥廉耻坠地而逐利盛行，实际就是放弃基本原则而谋求一己私利。贤良此言的背景尚有当时朝廷盐铁专营，与民争利，不过他们指出的“因公而徇私”“不耻为利者满朝市”，确是日见严重。

元帝时任司隶校尉的诸葛丰在上书中就已指出“今以四海之大，曾无伏节死谊（义）之臣，率尽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哀帝初立，王嘉上疏论时政，针对官员说“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不久，鲍宣上书亦抨击公卿守相“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16]三人为官经历各异，均注意到官场盛行的牟取私利，迎合他人以求安身，放弃原则的现象。这些与贤良所斥和班固批评的丞相所为，在谋求个人私利（不论禄位还是田宅）、迎合他人而放弃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现实官场上也确有个别不随波逐流者，遗憾的是，他们的经历往往只是从反面强化了多数人追逐势利的心理预期。汉初以此出名的是申屠嘉，他于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八月至景帝二年（前155年）二月任丞相（汉19下/759-761）。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担任丞相后敢于羞辱文帝的佞幸邓通，景帝初则差点将景帝的宠臣晁错诛杀，赖景帝出面才逃过一死，结果申屠嘉气得呕血而死（史96/2683-2684），结局颇为悲惨。申屠嘉幸亏遇上两位不那么强势的皇帝，不然向宠臣开刀一定不会只落得自己呕血而死，爵位无损，还可由其子孙顺利继承三代。

的确，武帝时名将灌夫就为此付出生命代价，成为田蚡与窦婴两人争斗中的牺牲品。灌夫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做过太仆、燕相等官，后因犯法失官，家居长安。史称：

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不欲加礼，必陵之；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与钧。稠人广众，荐宠下辈。士亦以此多之。（史107/2847）

灌夫虽有钱，却“失势，卿相侍中宾客益衰”，与同样失势的窦婴相互倚重，两人“相得欢甚，无厌，恨相知晚也”。后因在田蚡家宴会上因行礼琐事产生矛盾，致使灌夫被拘系，窦婴为救灌夫，与田蚡当着武帝与众臣面辩论是非曲直，支持窦婴者寥寥，其余不敢表态。最终灌夫遭族刑而死，窦婴亦弃市而亡（史107/2853）。两人所受刑均属公开的展演[17]，长安、渭城百姓皆可围观，灌夫的下场可警示时人，恐非妄言。

武帝时名臣汲黯亦是当时少见的敢于直谏的大臣，司马迁说他“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他见到如日中天的丞相田蚡，亦不像其他二千石那样“拜谒”——屈膝顿首两手着地甚至叩头及地，不过是“揖之”——拱手弯腰而已。他对公卿从谀承意的做法颇为不满，包括当时得宠的张汤、公孙弘都不入其眼。正因如此，他在仕途上屡屡受挫，止步于二千石，昔日的小吏公孙弘与张汤已升至三公，以致对武帝口出怨言“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史120/3105-3111）。不同人在官场上发展道路的曲折难易也为同侪与后人提供了取舍效法的标尺。

因此，随后的时代，谏臣日少，甚至连不修人事的大臣亦益发罕见。宣帝时的司隶校尉盖宽饶“刺举无所回避，小大辄举”“为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但是“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贵戚人与为怨”，同时又“好言事刺讥，奸犯上意”，结果在仕途上受到影响“不得迁，同列后进或致九卿”，太子庶子王生曾写信劝宽饶，并引《诗·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告诫他要“直而不挺，曲而不诎”，而不纳。后终因上封事被宣帝认为是“怨谤”而令二千石议，虽有人上书替他辩护，说他“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职在司查察，直道而行，多仇少与”，不应因言或罪，许、史乃宣帝外家，金、张是得宠的近臣。恐怕还是得罪的当轴不少，人微言轻，这些话均未打动宣帝，终被下狱，入狱前宽饶在北阙下愤而自杀，“众莫不怜之”（汉77/3244-3248）。自刎于北阙乃是公开的抗议，尽管为众人所怜惜，这种悲壮的结局也会使后来者望而却步。

宣元时的大儒严彭祖也算是个少有的异类。彭祖为酷吏严延年之弟，据《汉书·儒林·严彭祖传》：

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东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终。（汉88/3616）

按《百官公卿表下》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条，彭祖以该年为左冯翊，二年迁太子太傅（汉19下/816）[18]，应是日后成帝的太傅。永光四年（前40年）尚在任，见《韦玄成传》（汉73/3117），卒年不详。时人从不同角度观之，对彭祖的看法截然不同，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至大官，东海号其母曰“万石严妪”（汉90/3672），一派艳羡。官场中人，则对其不修人事，难以高迁而感到惋惜。他自己则恪守先王之道，拒绝委曲从俗，不事权贵，不求富贵，与前述张汤的经历适成对比。

见于记载的不事权贵者还有成帝时的杜业，业乃杜周曾孙，杜周自廷尉小史最终官拜御史大夫，名列三公。业“有材能，以列侯选，复为太常。数言得失，不事权贵，与丞相翟方进、卫尉定陵侯淳于长不平”（汉60/2678），实际举止亦不尽然。而真正敢于挑战权臣的是元、成时的王章，先是元帝时与陈咸一道“毁中书令石显”，结果为显所陷，免官。成帝时复任京兆尹，又不计旧恩，上封事且面见成帝，言王凤不可任用，“时帝舅大将军王凤辅政，章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会日有蚀之，章奏封事，召见，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上初纳受章言，后不忍退凤”（汉76/3238），不幸王章与成帝对话时隔墙有耳，消息传到王凤耳中，他以退为进，先行上奏乞骸骨，言辞哀惋，成帝读罢主意突变，反而治王章罪，后王章死狱中，妻子远徙合浦（汉98/4020-4023），挑战权臣以失败告终，还搭上自己的性命。数年后犹被近臣对哀帝提起，认为“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诛灭，智者结舌，邪伪并兴”，将其归为“行事之败，诚可畏而悲也”（汉75/3190），当是看到其恶果而产生的感慨。

帝国体制下，君臣双方的需求共同构成信—任关系存在的基础，并使之发挥了声望、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具体到臣下，官场中正反两面的人生经历无疑会成为诸人行动的指南。官场风气逐步转为趋炎附势、阿谀逢迎为主，正是在一桩桩身边事例的展现与示范、官场后进者的学习与模仿中不断塑造出来的，蕴含其中的是臣子对富贵的追求，这种追求因自身位置不同而存在不同层次，最高者莫过于君宠，暂时无望者，则寄希望于权贵与贵人。这种不断的追求，维持着体制的再生与延续。

[1] 翟学伟在研究现代中国人时指出：“在中国人的关系当中，安全感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而最好的信任是不证自明的，尤其是在家人关系中，因为中国从不怀疑家庭成员（中国话叫‘放心’）”，见所著《中国人的关系向度及其在互联网中的可能性转变》，收入《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此说虽是针对现代中国人而发，亦可为认识古人提供些参考。

[2] 具体考证参大庭脩：《西汉的将军》，收入所著《秦汉法制史研究》，中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廖伯源：《试论西汉诸将军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收入《历史与制度》，第161页。

[3] 参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第106-108、242页；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宫卫制度”条、“南军北军”条，第22-26、27、185-190页；廖伯源：《西汉皇宫宿卫警备杂考》，《历史与制度》，第2-10页；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34页；孙闻博：《秦汉军制演变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74-78页。

[4] 此种被称为“换印制度”“同官而前后改颁官印”的做法，秦代已经出现。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代封泥中，中央职官中约有27.3%的品种有一印多式现象，地方职官中约有8.3%的品种有一印多式现象，原因有多种，其中包括新任官吏重新颁发，见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简论》，收入所编著《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78页；汉代的情况亦是如此，见孙慰祖：《古封泥述略》，收入所主编《古封泥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7-18页；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82-84页。关于汉代拜官刻印及继任颁新印问题，可参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六“换官不换印”条，校点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23页；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古印之先铸后刻”与“官名官署印制之变迁”条，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第268-269、317-318页。甘肃敦煌悬泉汉简中亦有与此相关的资料：“上印绶，谨牒书印章谓上御史府，请为更刻，移中二千相佈告属县官，毋听亡印，如律令，敢言之”（ⅤT1311③：294）、“令史周生宗上印绶御史府，从者一人，凡二人，人再食，食三升，东”（ⅡT0115③：318），见张俊民：《悬泉汉简所见人名综述（四）——以敦煌太守人名为中心的考察》，《简帛研究2005》（2008年），后收入所著《简牍学论稿——聚沙篇》，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84页；以及范正红：《西汉“临淄丞印”封泥同文异印现象探讨》，收于《西泠印社》第31辑（2011年3月），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第51-58页，感谢游逸飞先生示知此文。魏晋以后的情况可参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宋书》札记·新任官铸新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1页。

[5] 见《汉官旧仪》卷上，孙星衍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35页；并参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汉官授印仪式”条，第332-333页。

[6] 严耕望、傅乐成、廖伯源、上野有美子均已指出此点，分见所著《秦汉郎吏制度考》，第297页；《西汉的几个政治集团》，1952年初刊，后收入所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第10页；《试论西汉诸将军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历史与制度》，第160-161页；《前漢文帝期の政治における一考察》，《史窓》第58号（2001年），第307-308页。陈苏镇的看法不尽相同，见《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后收入所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1-172页，此说实未能洞察文帝与汉廷大臣间关系的底蕴。兹可再举一事为证：据史汉《文帝纪》，随刘恒入长安的代国群臣数量应不多，薄昭、宋昌之外，“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而已（史10/414、汉4/106），另外可考的或有卫绾一人。文帝元年三月，帝云“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史记》卷一〇《文帝本纪》，第420页）。之所以随从甚少，恐是汉廷大臣限制所致。三年五月（《史记》系“六月”）文帝“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留游太原十余日”（史10/425、汉4/119），说明有相当数量的代国大臣没能进入长安。相比之下，昌邑王刘贺入长安继承皇位时，带来的群臣从官则有二百多人（汉68/2939、2940、2946），足见刘恒入长安时汉廷诸臣左右时局力量之强大。此后功臣逐渐凋零，影响减退，但文帝心中的阴影当终生未消。

[7]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冬，匈奴入侵，朝廷派数路大军备胡，其中有“将军张武屯北地”，《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432页；《汉书》同，此张武亦应就是郎中令张武。西汉武帝以前将军不常置，应与数年前防备匈奴的安排相同，参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第244-245页；廖伯源：《试论西汉诸将军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历史与制度》，第138、159-166页。

[8]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384页注意到张武任职23年一事，还举出其他任期超长的例子，光禄勋位上还有数位：徐自为26年，王恬启25年，于永16年，周仁13年。

[9] 相关分析见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一、汉廷与诸侯国”，收入所著《地不爱宝》，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4-151页；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汉初中央与诸侯王国关系论略》，《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0辑（2003年），第308-314页；陈苏镇：《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后收入所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第139-156页；张忠炜：《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9-71页等。

[10] 颜学诚：《先秦诸子与“陌生人”：一个社会秩序的研究》，《考古人类学刊》第61期（2004年），第3-36页，感谢游逸飞先生示知此文。

[11] 关于此案，研究不少，最新的综合性分析见李建民：《女医杀人——西汉许平君皇后谋杀案新考》，收入所著《旅行者的史学——中国医学史的旅行》，第322-325、336-350页。

[12] 吕思勉、辛德勇便已指出此点，见《秦汉史》，第138页；《建元与改元》，第216页。

[13] 哀帝即位后，杜业上书便指出“王氏世权日久，朝无骨鲠之臣，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权臣之党，……陛下初即位，谦让未皇，孤独特立，莫可据杖”，正概括了当时的境况，见《汉书》卷六〇《杜周附杜业传》，第2681页。

[14]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第274-276页；贾丽英较系统地讨论了此问题，认为史汉的《佞幸传》就是事实上的同性恋列传，西汉13位皇帝中10位成年的皇帝都是同性恋者，不过严格说来是双性恋者，而汉代典籍中最常见的用语是与上同卧起（男同性恋）和对食（女同性恋），贵族、官吏及至平民百姓中也不同程度存在，见所著《谁念西风独自凉——秦汉两性关系史》，第106-119页，特别是第106、107、111-112页。张杰编的《断袖文编》（壹），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2-43、45-50页，亦将《史》《汉》《佞幸传》收入其中，可见此说有相当的接受度。“与上同卧起”是否一定为同性恋的标志，容有疑问，文献所载同卧起者亦不乏宦官。

[15] 见《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第799-857页。

[16] 分见《汉书》卷七七《诸葛丰传》、卷八六《王嘉传》、卷七二《鲍宣传》，第3249、3490、3088页。

[17] 参杜正胜：《周秦城市——中国第二次“城市革命”》中篇六“市场”，收入所著《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688-690页；侯旭东：《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收入所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第209-218页。

[18] 如王先谦所言，《百官公卿表下》原作“刘”彭祖，误，应是严彭祖，历官与此表吻合，《汉书补注》上册，第328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