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皇帝而言，因每位皇帝进入君臣关系的态势不同，形成的君臣关系实际格局不同，皇帝的需要亦各有侧重，同一位皇帝不同时期的需要亦不尽一致。

一种是安全的需要[1]，文帝、景帝、宣帝与哀帝都面临此局面，任用自己的旧部或外戚成为维护自身安全的常见选择。这些臣下正是因此前已深得皇帝信任，故荣膺此任。

汉代诸帝中最早面临此境况的是文帝。他突然以外藩入承大统，在汉廷没有根基，颇不自安，紧密依靠这类臣下来自保，执政23年中对汉廷大臣的戒备似不曾松懈。他在得知自己应邀入长安后，与左右商议时，便对汉廷大臣心存防范，《史记·孝文本纪》：

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10/413）

几经权衡，并求诸卜筮，才定策并打消疑虑，应召入长安，刘恒到渭桥，“群臣拜谒称臣”，通过拜谒与称臣的仪式，确立了刘恒与汉廷大臣之间“礼仪型君臣关系”。不过，双方无法仅依据简单的跪拜、称呼便建立相互信任，戒备之心不可能马上消除，甚至文帝一世都放心不下，这从他入宫当晚的安排，以及在位23年间关键职位的用人上看得很清楚。

刘恒即位当天傍晚“入未央宫”，随即“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同日受拜恐还有文帝的母舅薄昭，任车骑将军。[2]下诏则是在进行完将领的安排之后才着手的。我们知道，南北军是守卫长安的中央军；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其府在未央宫中（汉3/102），负责保卫未央宫内各殿的安全，后者在秦与西汉初还兼有皇帝的顾问参议以及传达招待等任务，或曰宫内总管。[3]分掌其事的两位均是刘恒从代国带到长安的左右亲信，宋昌原为代国的中尉，张武则是郎中令，本身就是刘恒身边的侍从与卫士长，并参与了是否入长安的谋议，深得其信赖。从秦汉通常情形看，新拜官还要新刻官印[4]，亦需要准备制书一类文书，更有拜官授印的仪式[5]，不是件仓促可就的事。此后两汉近400年中，见于记载的仅东汉和帝时又出现了一次夜拜（后汉25/878）。刘恒在入宫当晚的数个时辰中就作出上述安排且即刻开始履职，意在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用心腹控制了宫内外的军队便控制了局面，成为未来持续统治的基本保证。匆忙之举的背景乃是对“多谋诈”的汉廷大臣缺乏信任而生的自身安全之忧。[6]

更值得留意的是，张武在文帝一朝的23年中一直担任郎中令，《史记·孝文本纪》：十四年冬，匈奴入边为寇，文帝遣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到文帝临终，令诸将率人下葬，其中就有“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云云，《汉书·文帝纪》便直接写作“郎中令张武”[7]。23年中一直担任此职，没有迁转，整个西汉历史上亦极为罕见。[8]文帝忧心自身命运和对汉廷大臣始终一贯的戒备，于此可见。分析汉文帝一朝政治时，这层防范心理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底色。

《史记·孝文本纪》的一段记载，据此可得新解。史称“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10/433）。文帝自掏腰包赏赐张武而不下吏，远不止“愧其心”“以德化民”这么简单，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张武为文帝信任、倚重的重臣，无人可以替代，明知受贿犯法，只得采取此种办法，不能治罪，诡称“愧其心”。

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汉初，汉廷与诸侯国间的紧张关系在律文中昭然若揭[9]，诸侯王难以和汉廷大臣往来，相互更乏信任，代王亦不例外。他入承大统，势单力孤，不得不小心谨慎，严加防范。此心理的出现，包含了当时汉廷与诸侯国之间特殊关系的成分，又非全然如此；与陌生人相处时不易建立信任关系的个人生活经验，以及基于此形成的时代氛围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10]

随着刘恒身份的转换，将过去在代国确立的信—任型君臣关系延伸到汉廷，有的一直持续到文帝死（张武），而与汉廷诸臣建立的礼仪型君臣关系则相对居于边缘，尽管他们主导朝政。

景帝初即位，便以自己做太子时的舍人周仁担任郎中令，直至景帝崩（史103/2771-2772、汉19下/760），先后任职13年，与其父做法相同。周仁同样深得景帝信任，已见上文。此中依稀可见其父与汉廷大臣紧张关系的影子。

宣帝即位后，类似情形再度出现。宣帝在民间便了解霍氏“尊盛日久”，而“内不能善”，对于霍光，既惧且畏。初即位，谒高庙，霍光骖乘，便生“芒刺在背”之感（汉68/2951、2958），好在宣帝即位时年已十八，明察世事，当霍光表示归政宣帝时，“谦让委任焉”（汉8/239），坚决回绝，甘当傀儡：“诸事皆先关白（霍）光，然后奏御天子”，而霍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汉68/2948）。宣帝进入此主弱臣强的格局，实属无奈，因他起自民间，始入朝，并无多少势力可依赖与信任，霍光则自昭帝即位以来，在宫中执政十多年，深耕厚植，党羽耳目众多。即位两年后，宣帝皇后许平君再次怀孕，结果为霍光夫人利用女医暗中下毒致死，后靠霍光出面才使女医免于追查[11]。史称“光薨后，语稍泄，于是上始闻之而为察”，甚至“民间欢言霍氏毒杀许皇后”（汉68/2952、54），语虽如此，霍光虽几至一手遮天，亦无不透风的墙，宣帝不会毫无觉察，只是当时霍光尚在世，宣帝不得不隐忍从事，立其女为皇后。[12]直到霍光去世，宣帝才逐步采取措施，将霍氏成员及其羽翼自宫中调离，代之以自己的外家，并引御史大夫魏相为给事中，入宫议政，最后一举铲除了霍氏（汉68/2952-2956）。

有27天便被黜的昌邑王刘贺在前，在霍光阴影下居位多年的宣帝，只能战战兢兢，亦无安全感可言，维持表面上的信任与相安。受制于霍光，宣帝在身边培植与安排自己的亲信并不容易，很多是霍氏倒台后才出现的，见于记载的早年不过戴长乐、张彭祖、史高等数人，内朝中另有张安世尚可倚重，九卿中则有杜延年，难以和霍光经营了十多年，遍布要津的势力相抗衡。

哀帝以外藩入承大统，亦面临同样的局面。他自定陶王被征至长安，立为成帝太子，不过一年多，成帝死而立为帝。此时正值王根任大司马，王氏为防备哀帝母亲与祖母，将两人安排在定陶国邸居住，有司奏议甚至不打算让两人与定陶王相见，这当然是秉承王氏的旨意了。不过，《汉书·外戚·孝元傅昭仪传》云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而成帝反对，后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不得，因前者抱养过年幼的哀帝（汉97下/4000-4001）。十日一探视的建议出自王太后，有些蹊跷，此处或有讹误或曲笔，且不论。此事可证哀帝立为太子后，实际自由活动的空间甚小，恐怕亦难能有多少定陶国的亲信随至长安，一年多的太子生涯不长，要培养出众多亲信亦不易。他即位后面对众多生疏的臣下，且王氏已经轮流把持朝政25年之久，内外党羽颇多，而自己可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外家，相对单弱[13]，亦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加上当时儒生中盛行汉代气数将尽的说法，舆论上亦对哀帝统治不利。这些恐怕是哀帝即位之初面临的最为棘手的挑战。

即位不到一年，哀帝便借着傅太后与王太后间的矛盾，迫使大司马王莽辞职归第，两年后又令其就封国，离开长安，打击了王氏势力。哀帝即位之初尚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甚至进行了再受命的改制，希冀延长汉朝的命数，佑助自己得子，结果以闹剧收场。局面稳定后，哀帝则开始宠幸董贤，朝野哗然，自己又年寿不永，很快殒命，错失了挽回汉朝颓势的最后机会。

其他皇帝，安全并非核心关切，但有其他的需要。如对母家长辈、先帝安排辅政大臣的心理依赖，武帝之对田蚡、成帝之对王凤、昭帝之对霍光等、乃至元帝对史高父子；武帝好兴事，故拔擢任用了一些能臣，在此过程中与其中一些建立了信任关系。元帝即位之初希望有番作为，而重用其师傅萧望之、周堪等，后身体多病，爱好音乐，转而疏于亲政，石显等宦者自宣帝以来便在宫中掌管文书，经验丰富，且认为“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没有骨肉之亲与婚姻之家，可一心为元帝服务，于是甘心“委以政”（汉93/3726），实际事与愿违，前文已述。另外，则是因情投意合，其中不能排除今人所说的“同性恋”成分[14]，显例莫过武帝之与韩嫣，成帝之与张放、淳于长，甚至哀帝之与董贤。

以上种种之外，最普遍的则是对女色的追求所产生爱乌及屋之感，宫中得宠女性的家人，往往鸡犬升天，武帝时因卫子夫受宠而恩拂卫、霍两家最为突出，这类情况几乎无朝不有，只是程度有差，无需赘述。

现实中这些需要往往交织并存乃至重叠，最终集于皇帝一身，从过程看，或是此消彼长，绝非泾渭分明。文帝虽然在位23年中安全之忧始终挥之不去，却也不妨碍他偶然动心而宠幸邓通。尤其像武帝这样享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皇帝，多种需求交错纠结，汇聚积淀为斑斓历史画面中的基色。以上是自皇帝角度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