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好歌舞，后宫中因此获宠幸者当不少，可惜，早期的事例不存，这些当为时人所知，一些家庭不惜自小训练女儿歌舞技能，长大后寻找机会送进宫中，至少是诸侯王的后宫中，希冀某日得到君主宠幸，全家受益。《史记·货殖列传》：

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椎杀人而剽掠之。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徧诸侯。[20]

司马迁将此地风俗追溯到商代，是否属实，已难查考。汉代这里乃歌舞之乡，确是实情。不仅中山如此，临近的赵地、郑地亦然：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史129/3263、3271）

图一三 江苏徐州博物馆藏驮篮山1号汉墓乐舞俑

《赵记》亦曰：“（赵）女子盛饰冶容，习丝竹长袖，倾绝诸侯。”[21]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专门培训女性从事歌舞的人家，太子家亦会遣人到此挑选中意的年轻女性，赵地的这种传统甚至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22]

进献女子的例子见《汉书·张汤附张放传》。成帝时宠臣张放“知男子李游君欲献女，使乐府音监景武强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贼伤三人”（59/2655），这是丞相与御史大夫上奏中罗列的张放罪状之一，应属其“奴从者支属并乘权势为暴虐”表现之一，当是欲将李游君进献给成帝的女子中途截留归己，未果，遂打伤其家人[23]。又，《汉书·景十三王·江都易王传》：易王刘非之子刘建为太子时，“邯郸人梁蚡持女欲献之易王，建闻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乃与其公争妻’，建使人杀蚡。蚡家上书，下廷尉考，会赦，不治”（53/2414）。梁蚡便是邯郸人，江都王治故吴国，此地后为广陵郡，治在今扬州市，距离邯郸颇远。这两例均是因正常献女入宫受干扰被治罪而保存下来的记录，正常的献女当更为多见。

不仅普通人家如此，即便贵为公主亦希望通过贡献女色的方式赢得皇帝的青睐。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为此便下足了功夫，储备了十多位良家女，希望献给武帝，能为武帝生下皇子。遗憾的是，这些女性武帝都没看上，反而相中了唱歌的卫子夫，当场更衣时便临幸，武帝大悦，公主也立即将子夫送入宫中，临行前的叮嘱颇有意思：“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愿无相忘！”（史49/1978、汉97/3949）卫子夫最终没有辜负公主的期望，一番曲折，终为武帝育下三女一子，尊为皇后，子刘据亦立为太子，可惜三十多年后，因巫蛊之祸，两人双双命丧黄泉，太子未能继承皇位。平阳公主不但奉献了卫子夫，随后受宠的李夫人亦是她告知的武帝，从而得召见，因“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并产下一男，后立为昌邑王（汉97上/3951）。

有时，大臣亦会通过献女入宫来谋求改变处境。成帝时皇太后曾诏问丞相王商，想将其女备成帝的后宫，当时此女生病，王商亦不太乐意，便回复称女病，而没有入宫，后王商遭到王凤打压，惶怖“（商）更欲内女为援”，结果还未实施就遭到小人谮言，终被免职，呕血而死。[24]据王章所上秘奏（封事），王凤亦曾将其小妇的妹妹张氏送入成帝后宫，声称她“宜子”，欲为成帝产子，此人得封为美人（汉98/4020）。

无论百姓、官员还是公主乐此不疲，当是因此前有进献女子入宫而获君宠，进而鸡犬升天的先例，卫子夫是最知名的一例，李夫人亦是一位成功者，尽管她早卒。其兄弟还是深得武帝宠幸。据统计，《汉书·外戚传》共为25人立传，提到的后宫女性有53位，其中可以确定籍贯的燕赵籍后妃有15位，比例超过四分之一。此外，还有4位燕赵籍的诸侯王妃[25]，史迁所云“入后宫，徧诸侯”确非妄言，时人所了解到的一定更多。这些都可以说是成功者，她们的家人因此沾溉皇恩，享受荣华，成为他人效仿的对象，鼓舞更多的追随者，欣然将女儿送进宫中，冀求皇帝临幸而获利，尽管实际上后宫佳丽无数，能赢得君宠者寥寥，绝大多数都是竞争中的落败者。

除了献女，甚至为士人所鄙视的入宫作宦者，亦成为一些人谋求接近皇帝，获得君宠的途径。昭帝时盐铁会议上讨论到治国礼法先后时，文学指出：

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奉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况众庶乎？夫何耻之有！（《盐铁论·周秦》第584页）

认为当时有无行之人身陷囹圄，宁愿下蚕室受宫刑而苟生，意在入宫宿卫人主，享受俸禄与太官饮食赏赐，而提升身价，妻子随之获益，更有甚者能升至卿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文学所言在当时恐怕也只是一些极端情况，御史在辩论中不曾否认，说明事非罕见。文献所见吕后时有宦者张释，文帝时有宦者赵谈、北宫伯子深受宠幸；武帝时有李延年，更晚的元帝时则有弘恭、石显。司马迁受宫刑，自视为奇耻大辱，然据班固所言，“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崇任职”（汉62/2725），当非后人臆断，时人眼中反而成为接近人主良机。他之所以要写《报任安书》，一诉衷肠，恐与此有关。当时靠服侍人主而获尊宠的宦官应有不少，使得一些成人犯罪后甘愿受刑入宫，期望获得君宠，自高身价，尽享富贵。[26]

上述几种途径与方式仅适用于少数人，一般儒生士人，甚至百姓，则通过上书言事，期冀引起皇帝垂青，或在对策中以言辞打动君主，获得君宠，乃是最为切实可行的途径。主父偃、严助、东方朔以及朱买臣，乃至董仲舒都可谓这方面的成功者，虽然后来各自的经历不同，有些甚至被处死，但亦激励了更多儒生利用这种办法寻求引起皇帝的注目。

文帝以后，皇帝不时下诏求贤良等，此外儒生亦可随时上书，两者构成接近皇帝的可能捷径，后者亦有学者归为一种仕进的方式：自衒鬻[27]。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结果“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东方朔便是在这次活动中通过“文辞不逊，高自称誉”，吸引武帝眼球，虽然没有见面，却已是“上伟之，令待诏公车”，很久之后，朔又采取计谋，吸引武帝注意，得以逐步亲近（汉65/2841-43）。朱买臣亦是希望以此种方式引起武帝的垂青，不过，没有东方朔那么顺利，他从会稽吴县到长安，“诣阙上书”，结果“书久不报”，只好“待诏公车”，以至粮用匮乏，最后还是找到了已得武帝信任的同乡严助，经他推荐，见到了武帝，“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为中大夫，步入仕途（汉64上/2791-2792）。朱买臣虽经曲折，终获成功，受武帝重用。《汉书》卷六四所录各位传主，以及元帝时的贾捐之、哀帝时的息夫躬，均是循此而成功者，不赘述。最成功的当属武帝朝的末任丞相田千秋，因“上急变讼太子冤”，打动了武帝，从高庙的寝郎直接拜为大鸿胪，数月后升任丞相，封侯，以致班固在本传中且挖苦且艳羡地说“千秋无它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曾有也”，甚至还借匈奴单于之口讽刺武帝所为（汉66/2883-2884），亦见此事传播之广、印象之深。[28]

实际上，更多的则是努力过却失败者，那些聚集在公车的“待诏”绝大部分就属此类。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待诏虽为预备官员，但宦途无限，一旦得到皇帝宠信，便可大用”[29]，的确，朱买臣家贫而好读书，其妻不堪贫困而离去，他后随上计吏到长安，最终辗转见到武帝，受到赏识，获职，后拜为会稽太守，不仅长安郡邸中的众人大感意外，他衣锦还乡亦使弃他而去的前妻自杀而死（汉64上/2791-2793），充满戏剧性的结局通过各种渠道扩散开去，不知耸动了多少时人。众人正是怀揣着这种希望以及自己对国家的各种设想，从各地汇聚到长安的阙下与公车署等[30]，向皇帝上书献计，冀获人主青睐，虽然成功的机会极少[31]，只要不时有一二位侥幸成功，便会持续吸引后来者乐此而不疲。

这些不过是传世文献中有迹可寻的几种方式。通向君宠之路不止这些，时人还会想方设法创造新的机会与可能。诸途不外乎个人的外貌、才艺与能力，再加机遇，充满了偶然与戏剧性，正因此，才魅力无穷，让无数男女为之倾心奋斗，也构成了历史中貌似变化难测，实则不离其宗的矛盾画面。

无论面见皇帝还是通过文字，如何博得君宠，无论男女，文献最常见提法是依靠“媚”或“媚道”取幸，史家眼中这是一个充满贬义的描述：

（籍孺、闳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史125/3191、汉93/3721）

（邓通）无他伎能，不能有所荐达，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史125/3192、汉93/3723）

（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然于天下未有称也。（汉55/2488）

（董贤）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固。（汉93/3733）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亦用此来描述为武帝效劳：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汉62/2729）

东汉初年明德马皇后看得透辟，说得一针见血：“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后汉10/411）前朝如此，后宫中更是如此。那些失宠、无子的女性为了争宠，不惜采取被斥为“邪术”的厌魅方术——媚道。武帝即位之初的十多年中，陈皇后“擅宠骄贵”，后因卫子夫新宠，后来居上而失宠，于是“又挟妇人媚道”，应该是种巫术，结果被发现，由张汤彻底追查，皇后被废，前后株连了三百多人（汉97上/3948）。成帝许皇后失宠后，其姊等为媚道祝诅后宫有身者王美人及王凤等，事发觉，其姊诛死，许后被废。揭发此事的据说就是赵飞燕，一同被告的还有班倢伃（汉97下/3982、3984），此事背后自然有诸女争宠的背景，媚道则成为攻击对手的利器。如学者所言，案例中使用媚道的，多是失宠或无子的妇人[32]，但并不能排除得宠者亦使用此术的可能，毕竟马王堆西汉贵族墓出土的医方《杂禁方》中记载了很多**与技术，以求相互吸引，其中既有男用的，更多的则是女用的[33]。史家将“媚”字用到男性宠臣与皇帝之间，或取自媚道男女兼用，以及通过某些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秘术赢得君宠之意[34]，当然，是带有极大的贬义。

图一四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医书简《杂禁方》

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末年儒生桓谭说：“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后汉28上/956），无论“要君”还是“求主”，对象与目的实无不同，只是男性士人与女性采取的方式与手段不同。他的话充满性别歧视，自不待言，但将两者并置，则暗示了其间的相似。对于男性宠臣与佞幸，史家亦称为“媚”，或“幸”与“宠”，与针对女性的词汇相同。正如班固在《佞幸传》赞中所言：“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然进不繇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93/3741），他在《外戚传》赞中亦说：“外戚后庭色宠者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许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放流，乌呼！”在史家看来，无论性别，宠臣的表现都是一样需要鞭挞的，他们“鲜克有终”的下场亦证明了此点。这恰好为超越性别区分的观察提供了一个内在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