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持续存在的礼仪型君臣关系，信—任型君臣关系则不断经历考验，亦需随时加以经营与维护，尤其是居于臣下的一方，毕竟，这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一旦双方中一方死亡。关系就基本结束，“园郎故事”可以说就是针对皇帝临终前身边近臣与嗣君近臣间的强制性熔断/更新机制。除非皇帝临终遗诏托付或太后特诏，这种关系很难延续到嗣君与臣下。这种情形亦偶有所见，如武帝临终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与田千秋辅政，便将他与诸人间的信任关系延伸到他们与年幼的昭帝之间。宣帝即位时，实际也不得不接受他与霍光间的信任关系格局。宣帝与元帝临终前实际都安排了辅政大臣，亦是将自己与个别大臣间的信任关系延伸到嗣君与大臣之间，来保证统治的顺利维系。不过，更多见的是嗣君带来的关系中止。

景帝即位后，邓通很快被免，“家居”，不久便被人告发而“下吏验问”，财产没收，最后的下场是“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邓通落得此下场，可能与文帝在世时为文帝吸脓，而太子（景帝）吸时则面有难色，遭太子忌恨有关（汉93/3723-3724），是否果真如此，无从查考。成帝即位后，石显迅即从中书令的要职上迁为长信中太仆，秩中二千石，官秩提高不少，却脱离了控制皇帝文书往来的枢纽。对成帝而言，在维护其太子地位上，石显“颇有力”，主观上并无意惩处石显，但在大臣眼中，“势”与“职”紧密相关，调离要津无疑是失势的信号。当时中书令一职并未罢除，那是四年后的建始四年（前29年）春才出现的[15]。眼见石显不再任中书令，无法控制文书上传下达，原先畏葸阿附他的丞相匡衡与御史大夫张谭不久便开始“条奏（石）显旧恶”[16]，结果石显本人与党羽一道被免官，徙归故郡，郁闷死于途中（汉93/3729-3330）。实际上，成帝的处理，相当克制，免官相当于对考课落第与严重职务犯罪的处罚[17]，绝无置石显死地之意。确如时人感叹的“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18]，墙倒众人推，被逼入死境。董贤早就成为众矢之的，哀帝一死，很快就被王莽收拾。

只有景帝所信任的周仁是个例外，武帝即位后“为先帝臣重之”，虽因“老病”不再担任郎中令，离开宫中，却得以“食二千石禄”善终，这在西汉前期实乃十分罕见的优待[19]，应与他不求权势，不受赂遗的低调作风（汉19下/760-761、46/2203）直接有关。

皇帝在位期间以善终的宠臣，如田蚡、卫青、霍去病、霍光、韩增、梁丘贺、史丹等，很少能将自己与皇帝间的信任关系延续到子孙与皇帝之间，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宠臣后代不幸早夭，如霍去病之子霍嬗，“上（武帝）爱之，幸其壮而将之”，希望能继承父业，结果在从封泰山的元封元年（前110年）死，且无子而国除（汉55/2489，18/687）。金日磾的两个幼子“皆爱，为帝（武帝）弄儿，常在旁侧”，后因弄儿长大后在宫中“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遂杀弄儿”，所杀乃其长子（汉68/2960）。另外，则有其子孙失宠而谋反的，如霍光之子侄。更多的恐怕是宠臣的子侄即便通过“任子”或“为郎”入宫在皇帝侧近，没能在接触往来中赢得皇帝的另眼与宠信，可见长期相处未必就能形成信任。

西汉一代，仅金日磾与张安世两家，世代为从官，以忠孝著称，前后数朝皇帝任用其子孙。如《汉书·张安世传》所言：“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59/2657）从结果的角度，以家族为单位比较观察，不难得出班固的结论，具体而言，两家人数代赢得皇帝信任的因缘却并不相同，上文已有论及，但有一共同点，即均在皇帝身边任职或皇帝即位前与其往来密切。

曾经的皇帝信任之臣，一旦失去信任，不仅自己会下狱乃至身死，其亲属及故吏亦会受到牵连。宣帝时，权臣霍光死后便是如此：

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更以（霍）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汉68/2952-2953）

宣帝分次将霍氏在宫中的亲属清除出宫，逐步剥夺了其兵权，并用自己外家子弟替代。未央卫尉与长乐卫尉分别负责皇帝与太后居住的宫禁安全，中郎将与羽林监统领宿卫皇帝的郎官及武帝以后增设的羽林孤儿，给事中则是可以出入宫禁的加官。从官职上看，霍家诸婿当时均在宫中活动，很多人甚至统率皇帝贴身的护卫，难怪宣帝寝食难安，迅速解除其兵权，驱逐出宫。王商更是如此。《汉书·王商传》，成帝时，商被谮免相而死，“商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莫得留给事宿卫者”（82/3375），隐含其后的处理逻辑依然不出“家”中的血缘与姻亲，波及官府中的“故吏”与推荐的官员，恐怕也是注意到其间的亲密关系。

简言之，臣下与皇帝建立信—任型君臣关系，除了取决于时君外，君主死后，能否善终，受制于与储君和大臣关系的状态，同样深嵌关系网络中。只有小心翼翼、注意维持多方关系者方可保得全身而终，现实中真正做到的寥寥无几。双方中一方身亡，关系即结束，若皇帝先故去，为臣者几乎都是以悲剧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