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分析，信—任型君臣关系若仅产生于长期的日常生活交往中，历史将会变得毫无悬念而乏味单调。实际上，无论古今，一见倾心，因缘际会反复上演，由此而获得信任乃至宠幸代不乏人[14]，也为无数当时的男男女女提供了成功的榜样与想象的空间，激发了他/她的种种行动，这些都汇入历史中，使之丰富多彩且变幻难料，同时也将决定论送入坟墓。

因缘际会而得君宠的臣下，首位见于记载的是文帝朝的邓通。起因是文帝梦中上天，有黄头郎从后面推其上天，梦醒后看到邓通衣着与梦中人相符，且姓名亦暗合，大悦，于是“尊幸之日异”（史125/3192）。

武帝时东方朔则是因上书“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武帝）伟之”，而得“待诏公车”，尔后又不断利用各种机会展示自己的机智与敏捷，以求博得武帝青睐，得“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后又在与幸倡郭舍人的射覆与隐语比赛中胜出，“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汉65/2841-2845）。会稽人严助亦是举贤良对策的百余人中“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置在左右，名列“其尤亲幸者”，为武帝出谋划策（汉64/2775）。上官桀乃是因任未央厩令上，一次回答武帝怒中质问博得好感，“上以为忠，由是亲近”，逐步升迁至太仆，武帝临终前遗诏与霍光一道辅佐年幼的昭帝（汉97/3957）。

宣帝时梁丘贺则是因为某年八月祠昭帝庙，出现异常，马惊，令贺卜筮，结果“有兵谋，不吉”，宣帝还，使有司侍祠，果真在昭帝庙的寝郎队伍中发现了谋逆者，“贺以筮有应，繇是近幸”，先是任太中大夫、给事中，最后官拜少府，“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汉88/3600）。因一次今天看来偶然的卜筮有验，梁丘贺赢得了宣帝的信任。

成帝时的宠臣张放虽是元帝妹妹之子，与成帝为姑表兄弟，亦非自小相识，而是“（成帝）与近臣游宴，（张）放以公主子开敏得幸”，在游逸欢宴中相识进而获得宠幸，从此一路获宠，持续到成帝死（汉59/2654-2656）。

哀帝时董贤获宠，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一见倾心，此前两人相识，但如前所云，相处时间甚短，且并不熟悉。

相较上述男性宠臣，有汉一代，靠短暂机遇获得君宠最为频繁的，则是皇帝或太子的后妃们。随着她们得宠，父兄等亦鸡犬升天，享尽荣华与权势，炙手可热。最早凭借此上位的是高帝的戚夫人，随后最出名的莫过武帝的皇后卫子夫，随着她的得宠，其弟卫青、外甥霍去病、连襟公孙贺均沾恩泽，得君宠，尽管卫、霍伐匈奴战功赫赫，未被史迁与班固列入“佞幸”。此后又有李夫人，泽及其兄李延年与李广利。元帝时傅昭仪一度宠擅六宫。成帝时则有赵飞燕姐妹。这些都为读者所熟知，无需辞费。

此外，还有个别宠臣是经其他受信任者引荐到皇帝身边，而得到信任。宣帝生活在掖庭时与杜佗“相爱善”，加上杜佗之父杜延年劝霍光、张安世立宣帝，进而宣帝“任信”杜延年，“出即奉驾，入给事中，居九卿位十余年，赏赐赂遗，訾数千万”（汉60/2665）。元帝初年，刘向受到重用与信任，便是因元帝师傅萧望之与周堪的推荐（汉36/1929）。成帝时淳于长得亲近皇帝，成为班固眼中的“佞幸”，仰赖帝舅王凤的托付和自己看准机会的钻营（汉93/3730）。

文献所见，能够与皇帝结成信—任型关系的方式不外以上两种，余下者史书叙述简略，途径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