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长期的共同生活是形成信—任型关系最为常见的途径，其中最频繁出现的场合便是家庭生活。刘交能在刘邦即位后一度“常侍上，出入卧内”受到信任（汉36/1921），应与他是刘邦同父少弟，出生后应有相当时间与刘邦共同生活有关。不过，因皇帝对储君的态度时常游移，诸皇子难免争夺皇位之心，以及各自生活空间的相对隔绝，乃至长大后分封各地为诸侯王，除了朝见天子时难得一聚外，平时兄弟间相见不易[1]，使得皇帝（太子）与其兄弟之间结成信—任型关系，在刘邦之后变得颇为困难，反倒是太子的母家亲属，根植于幼年以来长期生活在一起，易于形成信任与依赖，进而在太子登基后获得尊任，甚至居宫中控制朝政，成为两汉政治中的一大特色。

最明显的莫过于成帝与其舅王凤的关系。史称“上少而亲倚凤”（汉98/4023），永光二年（前42年）[2]，王凤就任卫尉侍中，随侍在尚为太子的成帝周围（汉98/4016），成帝生于甘露三年（前51年），此时方10岁。自此至成帝即位，王凤当与成帝共同生活，并承担照顾护卫之责，至少历时9年。成帝对王凤的信赖，应是基于共同生活铸造的结果，包括一道面对元帝多次试图易嗣定陶王所结下的感情。

武帝对田蚡的尊任，应亦是如此。刘彻七岁立为太子，就开始在宫中生活，同时，景帝立其生母王夫人为皇后，母兄王信为盖侯（汉97上/3946），此时为景帝七年（前150年）。田蚡为王皇后同母异父弟弟，刘彻即位后方封侯，但早在景帝三年（前154年），七国之乱时便到宫中作“诸曹郎”（汉52/2377），恐怕是因为与王夫人的同母姐弟关系。他应该更早就与刘彻相识，刘彻四岁封为胶东王之前可能便认识了田蚡。田蚡在景帝宫中任职十多年，做到“中大夫”，有足够的时间与刘彻建立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在刘彻即位后得到延续，直至田蚡离世。

宣帝即位后重用史高，史高乃是宣帝祖母之侄，当是缘于“宣帝微时依倚史氏”。基于这段相依为命经历而生的情感，宣帝入承大统后，任史高为侍中，宣帝临终，复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汉82/3375），将太子（后来的元帝）托付给他。哀帝即位之初，任用外戚丁、傅，当亦是源于长期共同生活而生的信任。

除了太子与母家及其亲戚因长期共同生活产生信任感，其他自幼年时与皇帝或太子长期共同生活的人，亦易于在两人之间萌生信—任型关系。因经历不同，这类人来历不全然一样，但对于继体之君而言，有些人是因制度而长期为伴的，萌生信—任型关系并不奇怪，如乳母、侍从与师傅。这里按时间先后，从刘邦说起。

刘邦与卢绾同里，两人父亲之间关系甚好，史称“相爱”，两人又同日降生人间，自幼关系便非同寻常：“及高祖、绾壮，学书，又相爱也。”起兵前乡居时，卢绾就跟随刘邦，起兵时，“绾以客从”，“入汉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绾者”，统一天下后，被封为燕王，史称“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虽然最后卢绾还是因陈狶起兵事，为刘邦所疑，终叛逃入匈奴（汉34/1890-1893）。两人关系以猜疑、背叛终，不免令人感慨。陈狶起兵之前，刘邦对卢绾的信任，源于自幼两人间长期亲密往来产生的感情，史书中称为“相爱”，据《汉书·高帝纪》注引臣瓒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1/79），皇甫谧则说“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二”（史8/392），对此争讼已久，或从臣瓒，或从皇甫谧[3]，或游移不定[4]。即便按照臣瓒说，刘邦出生于秦王政元年（前246年），至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起兵，已38岁。他与卢绾共同生活的年头极为可观，用日久生情来描述，一点也不夸张。

此后诸帝则大不相同。除了宣帝经历特殊外，余下均是久居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与其频繁日常接触的人大致不过以下数类：乳母[5]、宦者、侍从与师傅，他们均有可能通过长期交往而建立密切，乃至更为亲昵的关系。当然，因双方年龄、辈分关系而呈现出不同状态，年龄相近的则偏重于共同戏谑游逸，年高辈长的则多是倚重与尊任。

汉文帝时郎中令张武、卫将军宋昌便是他所倚重的亲信。二人乃是刘恒为代王时的侍从与臣子，张武为郎中令，宋昌是中尉，前者属于王之侍卫近臣，后者则是王国中备盗贼，掌军吏的武职[6]，两人与刘恒关系近密，陈平、周勃等遣人迎立刘恒入长安承袭大统，刘恒犹豫不决时，要和此二人为代表的群臣商议。最终定计后，赴长安时，则是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行至长安东北的高陵后，又派宋昌入长安观察形势。刘恒即帝位后，入未央宫，当晚便“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等不到次日白天，足见刘恒紧张的心理以及对两人的倚重。我们知道，汉初王国官中仅丞相由汉廷选任，其余均由诸侯王自行除任。[7]刘恒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春立为代王，至高后死（前180年），已立为代王16年，两人与刘恒共处的年头一定不会短，不然不可能做到郎中令与中尉这样的要职。

景帝时的周仁与晁错亦是如此。景帝为太子时，两人便随侍左右，周仁为太子舍人，晁错做到太子家令，即位后因才能不同，职任有差，均受信任，但结局全然不同：一以善终；一是做了汉廷与诸侯国斗争的替罪羊，东市问斩，前文已述及。

武帝朝则乳母侯氏、韩嫣、张汤、霍光、金日磾均是因长期相处而产生信赖，乃至得到宠幸。其乳母“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常养帝”，感情深厚，武帝成年后“号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乳母所言，未尝不听。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当此之时，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史126/3204褚先生曰）。韩嫣自小与武帝一起长大，“武帝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武帝封王时不过四岁，七岁为皇太子，两人的关系一直持续到韩嫣被王太后下令处死，时在江都王死（元光六年，前129年，汉53/2414）至王太后死（元朔三年，前126年）之间，两人的关系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这亦应归于幼年共同生活所结成的感情。张汤虽是武帝即位后经田蚡推荐而任御史，到武帝身边工作，经治陈皇后狱事而获武帝赏识，此间已有数年交集的铺垫，此后至其自杀，在武帝侧近先后近二十年，武帝对张汤的信任，除了个别事件的考验外，更多的应是平素长期共处而生的信赖。霍、金两人则在武帝身边担任从官，时间超过20年，一向小心谨慎，信赖日积月累而成。加之金日磾在处理莽何罗谋逆武帝上的忠诚无畏，深得进入迟暮之年的武帝信任，将幼子托付给包括两人在内的辅政大臣。

昭帝朝先有霍光、上官桀等辅政，控制大权，后霍光消灭上官桀与桑弘羊，独揽国器，昭帝几乎成为傀儡。不过，亦有个别与昭帝总角相伴的密友见于记载。金日磾两子金赏与金建“俱侍中，与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金赏得嗣父为侯，金建无预，昭帝还曾要霍光封金建为侯，遭霍光拒绝（汉68/2962）。因有霍光在，两人在朝政上作为无多。班固眼里，金赏算不上宠臣（汉93/3721），但之间相互信任，应不错。

宣帝朝因长期相处而与宣帝结成信—任关系的则有戴长乐与张彭祖。戴长乐“宣帝在民间时与相知，及即位，拔擢亲近”，神爵元年（前61年）任太仆，曾代宣帝到宗庙学习威仪（汉66/2890-2891），此事发生当在五凤元年（前57年），恐怕也只有信任之人才能担当此任。太仆一职虽掌全国马政，同时大驾出行时要亲自为皇帝驾车，与皇帝同乘。职任此者，非亲信莫属。[8]神爵元年上距即位已12年，宣帝接触到的朝臣无数，依然重用戴长乐，少时相知之深，信任之笃，亦可知也。

张彭祖为张安世幼子，后过继给丧子的安世之兄张贺，贺因卫太子案下蚕室，官至掖庭令，曾精心照顾年幼的宣帝，“视养拊循，恩甚密焉”，彭祖则“又少与（宣）帝微时同席研书”，宣帝即位后，“以旧恩封阳都侯，出常参乘，号为爱幸”，虽班固认为他不能算宠臣（汉93/3721），两人成年后的信任关系应源于少时共同成长的经历。

元帝朝除了为太子时的近侍宫官外，还首次出现了太子的师傅[9]，均因长期接触而产生信任。前者有王商，他虽是宣帝舅子，属于外戚，但对元帝而言，亲属关系已远，不过，他“少为太子中庶子，以肃敬敦厚称”（汉82/3369）；此外还有史丹与金敞。史丹之父史高为宣帝祖母之侄，丹与元帝之间亲缘已疏，但是：

自元帝为太子时，丹以父高任为中庶子，侍从十余年。

基于此，元帝即位后，便“甚有宠”且“亲信之”，最后元帝临终，将成帝托付给他（汉82/3376-3377）。开篇提到的金敞：

元帝为太子时，敞为中庶子，幸有宠，（元）帝即位，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中郎将侍中。（汉68/2963）

金敞以“世名忠孝”，元帝死后太后下诏留侍成帝。因任元帝师傅而受信任的则有萧望之与周堪，两人曾分任太子太傅与太子少傅，宣帝临终时委任两人与史高一道辅政元帝。望之任太傅在五凤二年（前56年）（汉19下/807-808），周堪任职时间无考。望之在太子身边的时间有7年，即位后对两人“甚见尊任”“有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汉78/3283、81/3332），其基础应是多年的师生交谊。

成帝朝因长期共同生活而产生信任的例子，恐怕仅史丹一人勉强可算。史丹和成帝之间的姻亲关系已远，元帝“以丹旧臣，皇考外属，亲信之，诏丹护太子家”（汉82/3376），成帝免于被废之运，史丹出力颇多。元帝令史丹护太子家的年代，史无明文，但《史丹传》叙述完“护太子家”便云“是时，傅昭仪子定陶王有材艺，子母俱爱幸，而太子颇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无宠”，《成帝纪》则曰“幸酒，乐燕乐”。定陶王立于永光三年（前41年），此时太子11岁，史丹护太子家，或始于此时。若此不误，成帝即位前，两人相处的时间也有七八年光景。

哀帝时董贤与王去疾均曾在其为太子时作过舍人与庶子，不过，哀帝绥和元年（前8年）二月立为太子（汉10/328），至次年四月即位仅1年多，为时甚短，太子宫中的从官尚难与他建立深厚的感情，仅王去疾勉强可算一个，董贤不过是认识而已。另外，还有哀帝的乳母，但史书仅一见，详情难晓了。[10]

汉承秦制，采用“任子”的办法让二千石及以上的官员子弟为郎、太子侍从等（基本属于无俸禄的“宦皇帝者”），一些外戚子弟亦循此入宫或进入太子侧近，汉代有过此经历的官员数量不少[11]。这等于为他们接近皇帝或太子提供了制度化渠道，当然，在众多皇帝或太子侍从中，哪些人能脱颖而出，实际获得皇帝或储君的信赖乃至宠信，任子入侍者与其他因赀选等入侍者，基本拥有相同的几率。因任侍从数年后往往要外出为吏，从结果看，仅田蚡、霍光与董贤可以算是由此获信任者，不可谓多。任子制的存在与实施，无非为高官、外戚子弟创造了更多亲近皇帝或太子的机会，能否实现立制初衷，全看双方实际相处，淳于长便是在黄门郎任上“未进幸”，后来靠侍候其舅王凤才攀上了成帝（汉93/3730）。

长期共同生活与信任关系间的关系，古人似无明确的认识，不过，史书叙述中在论及两人间的信任关系时多会提到之前往来，恐怕史家已朦胧感觉到两者间的关联。儒生反复强调亲贤人，远小人，其前提亦应是注意到接触日久而相互影响，乃至萌生感情。其中的道理，古人只有感觉而难以明言，不妨利用今人对信任的研究，帮助我们认清其中的道理。如学者在对现代中国人关系研究的反思中所归纳的“相同地理位置中的持久**往是中国人结成关系的首要原则”[12]，这实际上与上文归纳的是一致的。学者还指出“中国人关系的生成命题有三：第一持久并缺乏选择性，我称之为捆绑性的纽带（bundled tie）”，具体而言“捆绑性的关系催生了感情关系的建立和信任的不证自明，尽管这点未必成立，但却是中国人关系的一种假定。这种感情不来自互动双方的吸引或喜欢，而来自中国人所说的日久生情。……而由时间引发的感情才能经得起考验。因此不是感情促使关系得以稳固，而是稳固的关系培养了感情：或者说不是感情决定关系，而是关系决定感情”[13]。这些虽是对现代中国人的观察与分析，对照一下两千年前的古人，实际上亦颇为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