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帝太子刘奭立，为元帝。他所信任的臣下有自宣帝朝继承而来的外戚（史高、史丹，丹亦为元帝做太子的有侍从）以及自己做太子时的师傅（萧望之、周堪）与侍从（金敞），两者兼有的王商，后还增加萧、周与金推荐的宗室刘向。其中史高、萧望之与周堪为宣帝临终前确定的辅政大臣[32]，不过，史氏父子与王商之外的四位很快就在权势争夺中落败，为时不过一年左右。元帝一朝大部分时间中受信任的乃是自宣帝时便任职宫中的宦者中书令弘恭、石显（先任中书仆射，恭死任中书令）与五鹿充宗（先为尚书令；后为少府，前38-前33年在任）三人。弘、石与史高三人，宣帝朝便均在宫中为官，应早就熟识，因萧、周颇受元帝器重，史高备位，故渐生矛盾（汉81/3332），与弘、石联手打压欲排除同为宦者的萧、周等[33]，元帝态度暧昧，终迫使萧望之自杀（初元二年十二月），此时元帝即位不过两年。
石、弘与史氏合力与萧、周等斗争的具体过程，详见《萧望之传》及《刘向传》。据史传，很多情况下，元帝颇受蒙蔽与牵制，当近事实。[34]诸多争斗细节，恐非参与者之外的时人所能知晓。宣帝遗诏由史丹、萧望之与周堪三人辅政，应是昭告天下，明白扁书乡亭市里显见处，朝野百姓尽人皆知。[35]两年中，萧望之官职、地位迭有变动，最后竟自杀身亡，不能不使时人对朝中格局感到迷惑，敏感者自会一探究竟。弘、石与史氏专势擅朝之状很快就会为大臣所了解。随即发生了贾捐之与长安令杨兴联合上书荐举石显，实则希望将其排挤出内廷，结果为石显所闻知。两人下狱，捐之弃市，杨兴减死为城旦，此事当发生在初元五年（前44年）至永光元年（前43年）薛广德任御史大夫间或之后[36]。此前，两人均一度获得元帝的信任，或是“数召见，言多纳用”，或是“以材能得幸”（汉64下/2835），但为时不过二三年。
韦玄成任丞相（前42-前36年）间，御史中丞陈咸利用自己出入元帝身边的机会，颇言石显的问题，引起石显忌恨，后借机奏称陈咸“漏泄省中语”，将陈咸下狱，髡为城旦，废锢在家，直到成帝即位，石显被废，才再次为官。[37]
这些当时公开的事例均显示了弘恭、石显等左右局势，排除异己的能力，身处外朝的大臣们屈服于他们的声威很是自然。[38]永光二年（前42年）至竟宁元年（前33年）元帝崩的十年间，前后两任丞相亦畏惧而随从之，不敢拂其意：
时中书令石显用事，与（五鹿）充宗为党，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陈咸年少抗节，不附显等，而与（朱）云相结。（汉67/2914）
初，中书谒者令石显贵幸，专权为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皆阿附畏事显，不敢言。（汉76/3231）
初，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自前相韦玄成及衡皆畏显，不敢失其意。（汉81/3344）
（万章）“与中书令石显相善，亦得显权力，门车常接毂。”（汉92/3706）
元帝朝一共有三位丞相，于定国自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五月拜相，一直任至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十一月致仕。随后是韦、匡两人。御史大夫则先后有八位，据《百官公卿表下》：
陈万年（前51-前45年）、贡禹（前45年）、薛广德（前44年）、韦玄成（前43-前42年）、郑弘（前42-前37年）、匡衡（前37年）、李延寿（前36-前34年）、张谭（前33-前31年）
陈万年以善事人出名，宣帝时便是因善事丞相丙吉而得到宣帝拔擢，且“赂遗外戚许、史，倾家自尽，尤事乐陵侯史高”。一次病中传授给儿子陈咸处事要诀，简言之就是“大要教（陈）咸讇也”（汉66/2899、2900）。他在元帝朝的作为，史书无载，以此推断，恐怕不会改变侍奉权贵的旧习，石显权倾一方后，自然不会错过。余下诸位中韦玄成、匡衡与张谭阿附石显，史有明言，虽然说的是韦、匡两位为丞相时的情形，为御史大夫时恐不会免俗。贡禹在位时间虽短，与石显关系却非同一般。前述初元二年（前47年）冬，在处理刘更生（向）使其外亲上变事，要求屏退弘恭、石显，进萧望之一事时，韦玄成与贡禹参加了廷尉的杂考，最终定更生有罪，免为庶人，望之自杀[39]，谓贡禹与此结果全无干系，恐难服人。若说存在站队的话，贡禹当时显然是站在了石显一方。此后石显“深自结纳”贡禹，且推荐禹为九卿与御史大夫（汉93/3729），恐怕亦与杂考刘更生时的表现有关。薛广德在职时间短；李延寿无传，表现难明。唯一不甚附和石显的只有郑弘一人，后因牵连京房考功案而被石显等所谮，废为庶人（汉75/3161、3167）。
石显为人颇有心机，亦思虑长远。元帝晚年多病，偏爱幼子，有改嗣之意，而“显拥佑太子颇有力”，成帝即位（前33年）后，石显脱离中枢，很快遭大臣条奏，揭露其威福专权的旧恶，但只是免官回家，五鹿充宗等重要羽翼亦不过外迁边地为官（汉93/3730），所受惩罚颇轻，当与成帝念其拥佑之恩、朝中依然遍布党羽有关。曾经阿附石显的丞相匡衡与御史大夫张谭分别任职到建始三年（前31年）十二月、同年八月[40]，石显转任中太仆后，他们不过是上奏要求将显免官而已，遭到王尊劾奏，成帝非但没有治匡衡罪，反而劾奏王尊，并左迁为县令[41]，可见成帝的暧昧态度[42]。匡衡、张谭态度转换之快，令人称奇。从畏葸阿附到弹劾揭露，完全看石显是否有权势，间接在于揣摩皇帝的态度。其表现，不过是王温舒与众宾客举止新情势下的蹩脚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