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从初即位时生母王太后（前126年六月卒）、祖母窦太后（前135年五月卒）尚在世，武帝无法摆脱两人的阴影，到后来乾纲独揽，再到中期以后转而热衷求仙，几番变化。他所信任的臣下既有养育的乳母，幼年的玩伴，初期尊任的母舅，亦有多年接触而信任的能臣，因言获信的谋臣，因内宠而上位的妻党，还有长期内侍而委任的股肱等多种，来源最为丰富。

武帝即位初，其舅

（田）蚡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士吏趋势利者皆去（窦）婴而归蚡。蚡日益横。六年，……上（武帝）以蚡为丞相，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蚡。（史107/2843、汉52/2379-2380）

田蚡（？—前131年）乃武帝母舅，受信任并非始于任丞相，而是武帝一即位便身价陡增，随即就有人开始利用这一层关系图谋仕进，韩安国是见于记载的一位，其传云：

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亲贵用事。（韩）安国以五百金遗蚡，蚡言安国太后，上素闻安国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汉52/2398、史108/2860）

田蚡任太尉不过一年，此事应发生在建元元年（前140年）[4]，亦见田蚡对太后，太后对武帝影响之大。田蚡做了丞相后，深受武帝信任，成为臣下追逐的对象，不仅私欲膨胀，广受贿赂，“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他甚至能“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史家有“权移主上”之叹。武帝不堪权力旁落，虽曾就个别事例严词呵斥，却也无法动摇田蚡的位置，实际暴露出武帝的无奈与无力。田蚡自建元六年（前135年）拜丞相，四年后死在任上。因武帝生母王太后五年后才去世，实难扭转两人间主弱臣强的格局。[5]田蚡死前不久，与窦婴廷论是非，在场诸臣畏葸不前，罕有敢为窦婴进言者，足见其威势至死未衰。[6]这是拥有贵势者的处境。

田蚡之后，武帝身边一度得宠的臣下不少，但卷入政局较深者不多，主要有卫青（？—前106年）、霍去病（？—前117年）与张汤（？—前115年）。

卫、霍均因外戚与军功而封侯，两人与武帝关系亦有升降变化，卫青因姊卫子夫得幸而先获宠，子夫元朔元年（前128年）立为皇后，霍去病则是后来居上，但早卒。两人因对匈奴战功卓著而封侯，分任大司马大将军与骠骑将军，大规模伐胡战事结束后的日常统治中，除去议立武帝三子为诸侯王一事上见到霍去病的身影外，两人几乎湮没无闻。文献中亦未提及两人如何利用权势。这亦属正常。两人出身低贱，不曾受过多少教育，“能书会计颇知律令”上恐非长项，对于正在逐渐抬头的儒家学说，更是所知有限，加上武帝身边新宠不断，为后十年左右后，卫子夫“色衰”渐受冷落，宫中及朝野亦不会不觉察这一变化[7]，卫青自己更清楚其处境，虽然后来娶了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与卫青颇有重叠，他称“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111/2939），必有实据[8]。卫青最后十余年，文献中几为空白。凡此种种，表明他在朝堂上实已销声匿迹[9]。

当时一度势倾内外的仅张汤一人。他得势的时间主要在廷尉与御史大夫任上，自元朔三年（前126年）至元鼎二年（前115年）冬十一月自杀为止，前后逾十一年。张汤因“治陈皇后巫蛊狱，深竟党与，上以为能，迁太中大夫”，于元朔三年任廷尉，在职五年，他断案决狱善揣摩武帝心思行事，“繇是益尊任，迁御史大夫”，时在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10]。至少自此起，武帝与张汤之间形成了“信—任型君臣关系”。此后至自杀前，史称：

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汤。……汤尝病，上自至舍视，其隆贵如此。[11]

此段描述不无夸张，不中亦不远。班固《汉书·叙传》云：“张汤遂达，用事任职，媚兹一人，日旰忘食，既成宠禄，亦罗咎慝。”据颜师古注，“媚兹一人”出《诗·大雅·下武之篇》“媚兹一人，应侯慎德”，“一人，天子也。媚，爱也。此叙言张汤见爱于武帝。”（100/4256）确如学者所言，当时几乎每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张汤都有参加，对于武帝时期的国策具有重要影响[12]，而先后为丞相的李蔡与庄（严）青翟，的确史载作为不多。

这里值得多费些笔墨。据《史》《汉》本传，结合相关史料，看看张汤的发迹史。张汤出身官宦人家，自小就熟悉官场规矩，知道要结交权贵，先是倾身照顾狱中的田胜[13]，田胜出狱，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即位，因为武帝母舅而封侯，并帮助危难中的恩人张汤，结交贵人。田胜虽比不上其兄田蚡，做到太尉与丞相，但亦为帝舅，权势一样熏天。据《百官公卿表下》，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宁成迁任内史，年内便下狱。此间张汤给事内史，得宁成提携，调为茂陵尉，当在建元二年（前139年）[14]。建元六年（前135年）六月田蚡任丞相后，征汤为丞相史，丞相史为四百石，属平级调动[15]，但职位重要很多，能从全国一千多名县尉中脱颖而出，田胜居间的作用应该不小，尽管史无明文。田蚡后向武帝推荐，张汤补御史，得入宫到武帝身边工作，从此与武帝发生众多交集，为他日后得到武帝赏识与发达创造了关键性的契机。元光五年（前130年），张汤因治陈皇后巫蛊狱，“深竟党与”，抓捕涉案者穷追不舍，得到武帝器重，逐渐升迁为比千石的太中大夫。田蚡已在一年前死去，不过，此时张汤已开始在武帝面前崭露头角，无需田蚡的援引了。

图一〇 西汉长安未央宫遗址平面图

随后，张汤与赵禹一道参与汉朝律令的增订，并结交赵禹，史称“兄事禹”，而其官职亦迁为廷尉，成为负责司法事务的重臣，秩中二千石。廷尉掌诏狱，并主郡国上报的疑案（奏谳），很多疑案需皇帝最终裁决，这为他接近武帝创造了条件。他亦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赢得了武帝的赏识，最终迁任御史大夫。

张汤的成功包含了很多自己抓住机会苦心经营的成分。微时倾心侍候身陷囹圄的田胜，应是有的放矢之举，看重的是田胜乃皇太子母舅，深知太子一旦即位，母舅地位非凡，关照困境中的田胜便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投资。[16]这笔预投的感情资本回报丰厚，他当属田蚡推荐的众多官吏中的一位，靠着田氏兄弟终于攀上了武帝。补御史之前张汤所任各职，都难以和皇帝之间发生直接的文书或面对面的互动，御史则不然，御史大夫寺本在未央宫内，昭帝时方迁至宫外。迁出前，所有御史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制定律令草案、保管律令与监督律令的执行[17]，这倒也颇符合张汤自小熟知律令与办案程序的背景。

张汤不仅善于巧文弄法，亦时时揣摩武帝心思。择取办案官吏颇费脑筋，来迎合武帝；并利用各种办法在武帝面前提拔与维护属吏，官场往来中亦精于为自己造势。史称“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史122/3138），这是他在廷尉任上的表现。且善待故人子弟为吏者及贫困的兄弟，同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虽然执法“不专平”，声望却很高，“丞相（公孙）弘数称其美”，加上处理大案得力，“益尊任”而升迁。当时的故事是，御史大夫有缺，则从九卿（中二千石）中选任[18]，张汤声望高，且得丞相赞美，加上武帝的青睐，出任御史大夫一职没有遭到任何阻力[19]。

张汤在御史大夫任上的作为，史书与前人研究颇多，不必词费。关于他最后为何自杀而终，本传亦叙述颇详，这里想强调的是，他在获得武帝信任，丞相尸位，权倾一方后，恃宠傲物，对微时的上司同僚态度大变，由跪伏侍奉到倨傲无礼，对朱买臣、王朝与边通三人便如此，亦不把丞相庄青翟放在眼里，加上平时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合力蒙骗武帝，认定张汤泄露宫中机密，表里不一，迫使其自杀。史书中未提及张汤门下聚集宾客，这或许与他身为御史大夫，任职宫中，事涉机密有关。但张汤仗势欺人的态势已然出现，这与其他有势者并无不同。

换个角度，看看那些匍匐在有势者周围的人，武帝时的酷吏王温舒是个例子。元鼎三年（前113年），温舒转任中尉，“二年免”。据本传，温舒虽属酷吏，却不似郅都“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行法不避贵戚”；或赵禹“为人廉裾，……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拒绝与官场同僚建立维持密切的关系；亦非像义纵、尹齐等人般“直法行治，不避贵戚”“斩伐不避贵势”（史122/3138、汉90/3648、3652、3653、3659），依法办案，不避权贵，而是曲法行事，因人而异：

温舒为人讇，善事有埶（势）者；即无埶（势）者，视之如奴。有埶（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埶（势）者，贵戚必侵辱。……于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治数岁，其吏多以权富。[20]

在王温舒心目中，势与贵判然有别。“无势”《汉书》师古注曰“谓不居权要之职者”，可谓正解。权要的关键，不在于秩次多少与官位高下，而是与权力核心（通常是皇帝）关系的远近。武帝初年，“（窦）婴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只有灌夫一人亲近窦婴如故[21]，正反映此间差异。正如王温舒所为，即便外戚显贵，身为千户侯，如果得不到皇帝（或太后）青睐，亦属无势之列，可凌辱摧折。温舒究竟阿事哪些有势者，语焉不详。此时田蚡已死，武帝身边仍有不少亲信（有势者），见于传世文献的尚有韩说、李延年、卫青、公孙贺、金日磾、霍光、所忠、江充等人（见书末附表二）。后温舒为官迭有变动，到元封六年（前105年）又以右辅都尉行中尉事，史称“如故操”（史122/3150、汉901/3658），即执法因势而异如故。司马迁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仿）温舒”（史122/3151），从王温舒那里学到的，恐怕不止以恶治恶的手段，也包括如何取悦权贵吧。

司马迁叙述完武帝朝名臣汲黯与郑当时的生平，针对时人趋炎附势之风，感慨道：

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22]

廷尉翟公见《百官公卿表下》，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任职，五年后（前126年）由张汤继任。复为廷尉事，《史》《汉》未载。翟公为官与汲、郑同时。史迁借翟公之口，表达了对世态炎凉的愤慨。司马迁述翟公及汲、郑官职变化与宾客来去消长，武帝朝官场众生追名逐利之态跃然纸上。约与汲、郑、翟三人同时，卫青与霍去病的身价亦有升降，结果“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史111/2938）。又如“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23]。均表明王温舒的处事原则颇有市场。

公平地讲，我们也不能仅仅责备那些宾客追逐势利。承战国遗风，当时选任官吏的方式亦推动了宾客们惯于在不同官员间周旋，寻找自己晋身门径。田仁与任安在卫青门下做舍人，因武帝“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侥幸脱颖而出，后终成名臣，便是一例。[24]宾客身处时局中，不会不清楚，投靠那些亲近皇帝的臣下，自己将来附龙鳞而起的机会要多很多，随着官员地位身价的变化交替出现门庭若市与门可罗雀[25]，并不意外。时人心目中，宾客多寡，是主人影响与身价的风向标。

武帝时还有不少宠臣，见附录二，不过，张汤之后，对政局产生影响仅江充一人，且为时甚短。因武帝逐渐不再进取，余下诸人基本都在武帝身边侍候。只有晚年江充恃宠清查巫蛊，致使太子起兵，引发巫蛊之祸，朝廷动**，前人研究已多[26]，无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