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〇九 西汉长安城平面图

景帝为太子时的舍人周仁与家令晁错是其最为信任的臣下。对景帝而言，两人发挥的作用截然不同，周仁因忠诚可靠而得幸，晁错以谋略见长，号称“智囊”，结局亦大相径庭。

景帝即位后周仁任郎中令，负责宫中保卫，据《百官公卿表下》，终景帝一朝十五年，一直担任此职[3]，与前任张武相同。周仁深得景帝信任，史称“景帝入卧内，于后宫秘戏，仁常在旁”，景帝亦曾幸其家，还“家徙阳陵，上所赐甚多，然常让，不敢受也”，对于诸侯群臣的贿赂，亦不曾接受，同时亦不轻言人的善恶，武帝即位后得以二千石禄免职养老（史103/2772）。周仁深受景帝信赖，慎言人事，未涉政坛，政务上没有影响，可以说只是个称职尽责的从官之首，得以寿终。

晁错则走向另一极端，积极投身政治，洞察时局，深谋远虑，替景帝运筹帷幄，为解决王国问题与其他内外要务，贡献殊多，因此亦得罪诸侯与大臣，无法掌握自己命运，最终成为吴楚七国起兵的口食，被天真的景帝送上了刑场，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晁错在文帝时因对策上言获青睐，任太子舍人、门大夫与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当时便多次上书文帝，论削减诸侯势力，并建议更定法律，文帝没有采纳，倒是深得太子欣赏。景帝即位后先任内史，数次秘密向景帝提建议，常得采纳，因而“宠幸倾九卿”，还频频更改法令，故与丞相申屠嘉产生矛盾，丞相因事欲奏请诛之，晁错连夜向景帝解释，得以解脱，丞相因此发病而死（景帝二年[前155年]六月，汉19下/760），史称“错以此愈贵”。二年八月，错迁为御史大夫，建议根据诸侯所犯罪行，削减封地，大臣集议，众人多慑于他的声威，只有窦婴反对，两人因此有隙。其建议奏可后更令三十余章，诸侯极为不满，十几天后，便以“诛晁错”为名起兵，景帝听信了熟悉吴国情况，却与晁错一向不和的爰盎的建议，腰斩晁错，恢复封地，欲使诸国罢兵。爰盎得到景帝默许，串通朝臣向晁错发难。十多天后，丞相等数位大臣劾奏晁错，认为其建议大逆不道，当腰斩，得到景帝同意，结果晁错长安东市问斩，时为景帝三年正月壬子（史101/2745-2747、汉49/2276-2303、汉19下/761-762），任御史大夫不到4个月。晁错虽斩，吴楚并未罢兵，最终还是通过武力平息反叛。景帝轻信爰盎之言，错杀亲信，王国问题之最终解决，基本还是遵循了晁错早先的提议。在北方匈奴问题上，他的很多建议日后亦得到落实。晁错骤起骤落，显示了君宠的脆弱。他昙花一现的风光恰好与周仁的持重久远形成鲜明对照。

景帝晚年，太子刘彻地位稳固，生母王皇后同母异父弟弟田蚡亦任从官（中大夫），并逐渐贵幸（汉52/2377-2378、97上/3947），其贵幸恐怕主要不是景帝多么信任与倚重他，而是因身为太子之舅，更多的是其他臣下或宾客着眼于未来皇帝，对他的逢迎与投靠。

景帝朝依然无为而治，政务清简，他所倚重的人或不乐政事而敬而远之（周仁），或力图主导政治，却旋即被诛（晁错），十多年间主要在解决王国问题，消化与落实晁错等人的遗产。信—任型君臣关系一直存在，但迸发出巨大作用，则限于晁错活跃的短短几年，随后则归于平淡，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整体的统治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