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一朝宠臣有数位，最得宠信的是邓通，余下还有赵谈、北宫伯子，宋昌、张武与卫绾也可列入。邓通乃郎官，因符合文帝梦中人的形象而获宠，事出偶然，时间亦不可考。得宠后，“尊幸之日异”，赏赐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还多次到邓通家游戏，后来甚至将其家乡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他，并允许他自行铸钱，结果是“邓氏钱”流通天下。邓通对文帝亦甘心做任何事情，甚至文帝生病长了脓包，他都乐于吸吮，太子只是勉强为之，面有难色，导致太子对邓通心生怨恨。文帝死，太子即位，通被免，很快就有人借故告发，家财尽被没收，最终是身无分文，寄死人家（史125/3192-3193），下场凄惨。

邓通虽宠幸无二，在当时政坛却没有什么影响，一是和他个性有关：“（通）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不太愿意和大臣交往，恐怕自己也没有什么权力欲与政治野心，亦无伎能与识人之才，“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媚上而已”；二是与文帝朝的格局有关，当时实际还是由刘邦留下的汉廷大臣主政，文帝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晁错在文帝十五年（前165年）九月的贤良对策中曾指出：

（陛下）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竟（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

指出导致各种问题的原因是文帝没有亲自执政，而依靠群臣治国。这番话恐怕是说到了文帝的心坎上。当时参加对策的人上百，“唯错为高第，繇是迁中大夫”（汉49/2298、2299）。不过，当时的君臣格局中，文帝处于弱势，虽然赞赏晁错所言，各种建议却难以落实，这亦使得文帝在统治上比较谨慎，身边的宠臣可施展的空间就更为局促了。

这种格局下，赵谈、北宫伯子虽然或以“星气幸”，或是爱人长者（史125/3192），除了留下“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这一典故外，没留下其他什么轶事，更不要说卷入朝政了。卫绾乃代人，“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中郎将”，深得文帝信任，故临终前，嘱托太子“善遇之”（汉40/2200），两人关系或许平淡无奇，但有长期相处而生的信任，甚而文帝要景帝继续这种关系。

宋昌与张武是随文帝自代国至长安的旧臣，并曾参与是否进长安承大统的谋议，入长安后连夜被任命为卫将军与郎中令，控制宫内外的军队，且张武担任此职终文帝一朝二十三年。亦应属于文帝信赖的臣下，尽管史书无此类明确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