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留居日本期间，留下了大量佚文、散札，藏庋各处。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此次搜集到一些函札、笔谈及其他文献资料。

函札、笔谈

康有为、梁启超函札留存在日本的，有的已经公开，如《日本外交文书》《伊藤博文关系文书》《近卫笃麿日记》《续对支回顾录》均有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丛刊》第二辑也发表了《辛亥以前康有为、梁启超致柏原文太郎等十三封信》。另外还有许多未公开的，或散存在文书、档案中，或刊载在当时的报纸上。尤以政变发生，初抵日本时诸函最为重要。如1898年11月6日梁启超致大阪日清协会山本梅崖书，载同年11月20日《台湾日日新报》，函中有云：

弟等为吕、武、操、莽所不容，空拳徒张，寸心未死，忍留七尺，来哭秦庭。适值贵邦政海翻澜，朝士汹汹，洵莫能执咎。事机迅逝，后此难追。既为敝邦痛，抑亦为贵邦惜也。窃察贵邦人士颇有畏露如虎之心，仆以为露之为东方患，虽五尺童子皆知之矣。然我东方欲自保独立，必及露人羽翼未成，庶几尚可以之〔止〕之，则今日正其时也。及今所〔不〕图，数年之后，岂复有图之之时哉！仆甚不解贵政府之徘徊瞻顾者，将欲何待也。敝邦虽孱矣，然一二年来，南部诸省，民气奋发，智力开张，颇异畴昔，以湘拟长，以粤拟萨，未敢多让也。愿〔顾〕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迫，故仅扩国内之力而即可成。敝邦今日敌氛四张，非借友邦之助而难奏效，是则所以深望于贵邦者耳。

函中可以看出，梁启超等对帝俄扩张的野心十分愤恨，但又对日本存有幻想。查政变前，伊藤博文来华，康有为曾访伊藤于日使署，请其“维持东方时局”，于觐见光绪时“进而教之”。并请向慈禧“剀切陈说”，以使“回心转意”[17]。政变发生，康流亡日本，梁启超又于9月27日上书伊藤博文、林权助，谓据《国闻报》载，慈禧谕称光绪病重，他以为“寡君之生死，敝国存亡之所系，而敝国之存亡，又东方大局之所系也。今者强俄眈眈，视东方诸邦已如彼囊中之物。苟敝国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无可冀者”[18]。此函又说：“非借友邦之助而难奏效。”把中国的存亡，系之光绪一人，甚至想请伊藤“干预内政”，借以“维持”，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看到南方“民气奋发”，又只是“以湘拟长，以粤拟萨”，还是想有长洲、萨摩诸藩那样的人，完成“尊王攘夷”的“维新大业”，只是不久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接触后，梁启超的思想才一度转变。这封信，无疑对研究政变后康、梁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演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实，康、梁在日本的函札，不但有他们留居日本时的，也有后来返国后的。梁启超逝世后，梁思成还写信给柏原文太郎，请他“征集遗事函札”，以便“编定年谱、文集”。

此外，康、梁留居日本期间，由于言语隔阂，留有笔谈记录，也颇珍贵。如冈山木堂纪念馆藏有梁启超和犬养毅的笔谈记录，谓：

西欧之人，常谓敝邦人无爱国之性质，斯言仆几无以辨之也。然仆敢谓敝邦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因未与他国人相遇，故不自知其为国也。然则观之于海外之人，则可以验其有爱国性与否矣。今内地督抚无可望，民间受压制，不敢小行其志，欲其扶危局，难矣。故今日惟求之于海外，庶几有望也。

孙逸仙近曾见先生乎？仆等之于孙，踪迹欲稍疏耳，非有他也。而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孙、陈而面解之。先生有暇日，约会见于此间，可乎？至仆等与彼踪迹不得不疏之故，仆见彼当面解之也。

查戊戌、己亥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曾组织会谈，商讨合作，康有为不到会，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孙中山又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少白反复辩论至三小时，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余非余所知。”[19]拒绝合作。

梁启超本人却和孙中山、陈少白往还，并迭函孙中山，说明“若其方略，则随时变动，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20]。从上述笔谈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爱国”的看法，还谈到“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孙、陈而面解之”，他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态度，和康有为有很大区别，不能混同评价。至于“横滨之人或有与孙文不睦者”，则指徐勤、麦孟华而言。这项笔谈，对研究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显然是有帮助的。

档案、文书

在日本的档卷、文书中，也有不少康、梁旅日期间活动的资料。

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部，有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所上《康有为事实》，抄附康有为的《奉诏求救文》[21]，全文甚长，且有译文。首述光绪“忧勤图治，发愤自强，自四月以来，亲断庶政，明诏屡上，百度维新”。继述政变发生，“废我二十四年之圣主，实亡我二万里之大清也；非惟亡我二万里之大清，实以亡我四千年之中国也”。并指出慈禧为首的旧党的“大罪”十条。这是对慈禧为首的旧党深恶痛绝的“檄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特地抄录、递译寄呈，可知影响之大。

外务省档案中对康、梁在日本的抵、离以至居住情况，也不乏记录。如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6月12日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上外务大臣报告：“康有为于昨（11日）午后八时携同妻子入境，至神户登陆。本日，梁启超、汤觉顿前往迎接，住西村旅馆。”21日，服部一三上警保局长有松英义报告，言大阪、神户保皇会欢迎康有为的情况及康、梁演说。在《清国革命动乱ノ际ン于ネル同国，动静态度及舆论关系杂纂》秘受〇八七四号中，有服部一三于同年11月7日写给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报告，谓梁启超由日返国去奉天[22]。次年2月2日，服部一三上内务大臣报告，谓康有为于“昨日（1日）十时四十分由神户驿出发，乘汽车赴箱根芦之汤”[23]。这些资料，对编订康、梁年谱及考证行事，是直接具体的原始记录。

由于此次旅日时间较短，我又只能在讲学之余从事一些搜寻、调查工作，所知不多，见闻有限。上面所记，只是我看到的一部分，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又，文中所提资料，很多是日本友人久保田文次、近藤邦康、小岛淑男、坂出祥伸、石田米子诸教授和松本武彦、阿川修三等先生提供的，在此谨表谢忱。

原载《文物》198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