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活动的主要地区是东京、横滨、神户，其间他们也曾到箱根、镰仓游览。这次访问，主要也是到上述地区。

横滨康、梁遗址

横滨是日本仅次于东京和大阪的第三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距东京约30千米，属“京滨经济圈”，也是日本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二百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人口不足一千的半渔半农的寒村，20世纪80年代已发展为拥有280万人口的大城市。

我是1984年2月19日，在日本女子大学教授久保田文次和筑波大学大学院松本武彦、藤谷浩悦的陪同下，由东京前往横滨的，主要访问了当年华侨聚居的山下町。

山下町五十三番为文经印刷所旧址，冯自由称：“乙未九会广州之役，……既败，总理偕陈少白、郑士良二人亡命至横滨，首访镜如于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印刷店。文经为经营外国文具及印刷事业之老商号，冯氏开设三十余年，在侨商中藉藉有名。既相见，欢若平生，即请总理三人下榻于店中二楼，并邀紫珊……等十余人在文经二楼会商组织兴中会事。”[1]文经印刷所是横滨兴中会的发起地，由《清议报》发起人冯镜如经营。据《清议报》第一册封底：“发行编辑人，冯镜如，横滨居留地五十三番馆。”此即文经印刷所所在。但《清议报》的印刷，却是在“横滨居留地百三十九番”的清议报馆活版部，一百三十九番也是《清议报》初期的发行所。

《清议报》创刊于1898年12月23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横滨发刊，梁启超主编。他在《横滨清议报叙例》中称：“我支那国势之危险，至今日而极矣。虽然，天下之理，非剥则不复，非激则不行。挽近百余年间，世界社会日进文明，有不可抑遏之势，抑之愈甚者变之愈骤，遏之愈久者决之愈奇，故际列国改革之始，未尝不先之以桎梏刑戮干戈之惨酷。”“乃者三年以前，维新诸子创设《时务报》于上海，大声疾呼，哀哀长鸣，实为支那革新之萌蘖焉。今兹政变，下封禁报馆之令，揆其事实，殆与一千八百十五年至三十年间欧洲各国之情形大略相类。呜呼！此正我国民竭忠尽虑扶持国体之时也。是以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这时正值变法失败，《清议报》宣传“维新”，鼓吹改良，反对慈禧、荣禄，拥护光绪复辟。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谭嗣同的《仁学》都曾在《清议报》发表。《清议报》共出一百册，当时传布国内，对国内的改良派和进步力量起了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文经印刷所旧址今为神奈川县警察本部。

由文经印刷所北行十分钟，至山下町一四〇号，便是横滨大同学校旧址。横滨大同学校系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设，于1898年3月（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开馆，徐勤任中文教习。

关于横滨大同学校的开馆日期，有人以为是1897年，但据《知新报》四十七册（光绪二十四〔1898年〕年三月初一出版）《横滨大同学校近闻》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徐勤《致汪康年书》所写“大同学校规模已定，日间开馆，东文社习者若干人，暇乞便告中朝有何举动，乞常以书相示”[2]，开馆应在1898年。又《知新报》第六十三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出版）《横滨大同学校颂圣诗》注云：“横滨大同学校，自二月开馆，来学生徒，共有百五十人，其师徒于来复日，歌诗习礼，颂扬孔圣，今得其《尊圣诗》九章，录之以告天下；其《保国诗》改日再录。”则开馆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据徐勤《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学记》[3]，所学为“立志”“读书”“合群”“尊教”“保国”“尊祀孔子”；或习中西东文，兼习算学；或专习中文，兼习天文地理各图。曾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入禀钦差领事立案”[4]。大同学校旧址已毁，档案亦无，今横滨中华学校则为后来建筑，唯校侧关帝庙犹存故迹。

出校门经小街折入一百十九番，为1897年孙中山与宫崎滔天邂逅处[5]。这里街道宁静，步行二分钟即有各种饮食店，相传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均曾在此散步谈心。再行一分钟，抵一百六十番，为《新民丛报》发行所；一百三十九番、一百五十二番为《清议报》旧址。今番号未交，而房屋则已翻建。一百三十九番今为“兴昌中华料理”，一百五十二番则在西芳杂货店、新新中华料理、广新桥本馆之中，对面为中华物产店“老维新号”，店名还用“维新”。

据松本先生研究，《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馆址前后不同，今引列见下表：

《新民丛报》创刊于1902年2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在日本横滨创刊，半月刊，梁启超主编。列宗旨三条：“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首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治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分“时局”“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农工商”“兵事”等二十余栏（《新民丛报》第一号《本馆告白》），继续宣传改良。它虽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成为鼓吹立宪、反对革命的刊物，但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导中国”，在当时和后来都起过影响。该报在日本刊行六年，远销国内外。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横滨大同学校开设后，梁启超又赖华侨郑席儒、曾卓轩等资助，创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6]，又创华侨同文学校于神户。1939年，神户华侨同文学校与神阪中华公学合并，改名中华同文学校，校址在神户市中央区中山手通六丁目九番一号。

据《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四十周年纪念刊》“大事记”：“己亥夏四月，梁任公先生因横滨大同学校成立，专来神户，与麦少彭翁商议华侨教育，旋演说于中华会馆，侨众赞成。秋八月，创建小学校于市内中山手町三丁目廿四番地。翌年庚子春，堂舍落成，命名同文学校。”可知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筹议于1899年夏，次年校舍落成。又据《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要览》，初创时学生有一百二十一名（内男生一百零六名，女生十五名），以犬养毅为名誉校长。至1906年，增设幼儿园及初中预科。1946年神户大空袭中校舍被毁，1958年另建新校。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创办至今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培养了不少人才，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在这里肄业，林丽韫同志在这里读过书，访日时现在校长曾健卿也是校友。全校有中小学学生八百五十余人，教职员四十七人，学校讲汉语，读汉文。它的办学宗旨是：“通过民族教育，培养华侨子弟能够正确地理解祖国的一切知识，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取得健全的发展，并能为中日友好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须磨康有为故居

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辛亥四月初三日），康有为自新加坡到香港。6月6日（五月初十日），赴日本，初去箱根，后居神户[7]。他到达神户后，先住梁启超所居的双涛园。双涛园原为神户华侨麦少彭别墅，地近海滨，松影婆娑，“双涛”即指海涛、松涛而言。康有为有《辛亥夏来日本须磨，居任甫双涛园，筑小楼十弓临海，名曰天风海涛楼，室成，与任甫、觉顿乐之，兼寄若海索和》，诗云：

海外逋亡十四年，又来须磨结三椽。纸窗板屋生虚白，夕霭朝晖览万千。松罅旧亭立前后，丘中曲径得回旋。小楼坐大吾知足，吞吐东溟占碧天。

双涛浪拍与松筛，海碧山青日月移。丈室可施花雨榻，故人□寄草堂资。白波万里如舟入，青盖千株绕壁欹。过眼云烟浑欲忽，侧身天地更何之！[8]

梁启超也有《南海先生倦游欧美，同居须磨浦之双涛园，述旧抒怀，敬呈一百韵》[9]。

这年10月，武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康有为认为“革党必无成”[10]，慨叹“国事亦多变，神州竟未还”[11]，恋栈旧制，眷念清室。在双涛园写了《救亡论》《共和政体论》，提出“虚君共和”的主张，认为“立宪犹可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12]，表现出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的不适应。

1912年，康有为因携同眷属，久居双涛园不便，置须磨长懒园别庄（后以梁启超之请，改名奋豫园），在长懒园过了他的五十五岁寿辰（壬子二月初五），并在园中写了不少诗篇。

关于康有为在须磨客寓情况，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坂出祥伸经过实地调查，写有《康有为の须磨客寓时代》一文[13]。我在京都大学讲学时，坂出先生知道我将去神户，特把访问情况见告。1984年3月16日上午，在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德仁先生的协助下，由关西大学教授山口一郎、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陪同，神户大学陈来幸女士驾车，先找到七十二年前见过康有为的鸿山俊雄先生，一起前往须磨。从神户市区出发，车行近一小时，先往双涛园，转折上坡，即至长懒园，门牌号码是神户市须磨区千守町一丁目五番五十九号。如乘国铁到须磨站，北行五分钟即可达。

康有为寓居时的长懒园面积很大，有二千三百坪，内房屋建筑六十坪，亭园一百五十坪。后土地渐被征用，今存旧屋和部分亭园。房屋、楼梯、池塘都保持原式，只是园中旧有四桥，今已改变。进门有小山，中有一石刻人像，左手已残，据闻日本很少有此类石刻。室外有一小池，旁植花卉，西为六叠屋十间，南有四室。今为三条衣料的三条胜二先生寓所。三条已八十有三，他是三十五年前购有此屋的。他不无感慨地说：“可惜原来室内的什物家具都没有了，只有门前的石像、小池还保持原样，房屋虽经整修，格式没有变动。”

鸿山俊雄是在幼时见过康有为的，曾在《兵库史散乘》上发表《须磨の康有为》[14]，据他介绍：“五六岁时，曾随父母到须磨见过康有为，那是七十二年以前的事，在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的秋天。记得当年门口左面房内有一大桌，有厨师二人，做的是中国菜，另有女佣一人，还有一年轻日婢。室外有红色枫叶，**正开，菜肴中也有**肉。寓中还有七八个人，分居各室。每一室中的天花板木料、式样都不一样，很是别致。”

鸿山先生如今还藏有康有为写给他父亲鸿山理三郎的横幅，系七绝一首：“落月风荷奈此湖，松寒柳没晓城乌。故山夜夜桃花水，春病诗疏进酒无。”另有信一通，系一般酬应函。并藏梁启超手书条幅一件：“玉宇沉沉夜向阑，跨空飞阁倚高寒。一壶清露出云表，聊为幽人说肺肝。”末署“庚戌十一月”。

两位老人谈风均健，因已近午时，乃在寓前摄影留念而别。

追踪康、梁旧游地——箱根

箱根是日本著名风景区，属神奈川县。康有为、梁启超曾屡游其地，赋诗纪事。

1899年，梁启超约罗普同往箱根读书，寓塔之泽环翠楼，攻读日文，编《和文汉读法》。康有为也曾两赴箱根[15]。第一次是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经热海赴箱根，有《日暮登箱根顶浴芦之汤》诗，“茫茫睨故国，怅怅非吾土”，“温泉岂能暖，冰心谁可告”。眷恋王事，怅惜维新，忧国之情，恻然可掬。

第二次是1911年，有《辛亥腊游箱根与梁任甫书》和《辛亥除夕前六日在日本箱根环翠楼阅报，适看玉帘泷还感赋》，诗云：

绝域深山看瀑云，故京禅让写移文。玉棺未掩房陵土，版宇空归望帝魂。三百年终王气尽，亿千界遍劫灰焚。逋臣党锢随朝运，袖手河山白日曛。

这年，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推翻清朝，筹建共和，康有为却认为“三百年终王气尽”，表现出已不能适应时代潮流了。

1984年3月23、24日，我在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古岛和雄、教授近藤邦康陪同下，蒙田岛俊雄助教授亲自驾车，驰赴箱根，得见康有为、梁启超旧游之地。回顾康有为当年游箱根，由汽车“旦过静冈”，“午到国府津”，至箱根山，改乘马车，而“仆痛马瘖，天昏日黑，前途渺渺，客舍茫茫”，“踟蹰路左，匍匐冥行”。经电话呼救，“客馆迎至”，然后“凄苦之余，忽化闹境”。第二天才“策马芦湖，瞻望富岳”[16]。时隔七十余年，交通工具现代化，游客也多，不是康有为所说的“荒山竟日”“人踪俱绝”了。

康有为两游箱根，均宿环翠楼，《明夷阁诗集》有游箱根诗多首，今环翠楼犹藏有《环翠楼浴后不寐，夜步同廊》条幅，诗云：“电灯旳旳照楼台，夜屟游廊几百回。明明如月光难掇，渺渺微尘劫未灰。风叶一秋疑积雨，瀑泉竟夕隐惊雷。晓珠斗大盈怀抱，数遍银屏过去来。”

康有为第二次游箱根时，“追思鼎湖之痛，自哀绝国之奔”“俯仰身世”，和第一次游箱根时迥然不同。这是因为革命军起，“全国沸变”，清政已覆，“王气”已“尽”，康有为却“孤臣死罪惭衣带”“追念维新涕泗流”，于是“随旧朝而尽”，“悲从中来”了。一个“先进的中国人”，伏阙上书，冒危变法，曾几何时，颓唐至此！也可见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迅速，如果思想不能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那么就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