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广东会议时，大家对他们在戊戌维新时期的进步作用是肯定的。认为康有为是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梁启超在维新时期的宣传鼓动作用也功不可没。很多人认为过去对康、梁有不够实事求是之处，不能说戊戌政变后康、梁就“马上倒退”。康有为由“先进”到落后有一定过程，梁启超“流质善变”，有时“变坏”有时却又“变好”，即使在他主编《新民丛报》时期，政治上和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论战，而文化上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学说，作用很大。也有人对改良派划成左、中、右表示不同意的。近两年来，很多人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进呈的《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及《列国政要比较表》表示重视。有人据此对《戊戌奏稿》发生怀疑，认为《戊戌奏稿》有原则性的改动，“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有人认为“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在条陈、奏折中都没有提开国会、行宪法，只提在宫中设制度局讨论新政的建议”，“还阻止谭嗣同、林旭开议院的主张”。有人认为不能就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的奏稿说他没有实现自己的纲领，戊戌维新应从1888年算起，不能只看“诏定国是”后的一百天。我过去写过《戊戌奏稿辑目》[4]一文，认为康有为的《戊戌奏稿》“纵有改窜，内有实迹。纵有追忆，中含要素。固不可怀疑一切，悉予摒弃”。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索。《戊戌奏稿》只有二十折，又有目无文十三篇，和《凡例》所说“手撰奏稿，都六十三首”相差很远。如康有为代屠仁守、徐致靖、宋伯鲁、杨深秀、陈其璋，王鹏运所拟奏稿，《戊戌奏稿》就未收入。《杰士上书汇录》中也有七件未刊入。至于从《杰士上书汇录》和《戊戌奏稿》不同的五件来看，有的是日期不同，这是因为《杰士上书汇录》所存是军机处或其他部门的代递日期，所以较原定的为晚。至于内容的改动，还需认真考核，今后我准备就此再加钻研。

在广东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是《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过去人们公认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宣传维新变法，但对他早年“酷好《周礼》”，尊事周公，即对古文经学派所崇奉的书和人表示信从，却未为人注视。我从康有为《自编年谱》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政’应为‘教’），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得到启发，找到了康有为的未刊稿《教学通议》，联系他的早年著作，对他和经学中的今古文问题，重新提出讨论。

《教学通议》写于1886年，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康有为认为周公是“言教通治”的典范，经书中的典章都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熔铸一时”“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是“言古切今”的。周公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因时更化”，从而“大周之通礼会典一颁，天下奉行”（《从今篇》），“教学大备，官师咸修”。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并从周公“有德有位”着眼，恰恰是古文经师的立论所在；他还以六经是“周公之制”，孔子只是“搜括文武周公之道”，“宪章祖述，缵承先王”（《亡经篇》），与古文经学家以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相似。

康有为早年尊周公，崇《周礼》，是否他就是古文经学家呢？不是，这时他还“忧患百经未闻道”，还未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他对汉、宋还未专主，也未偏废，想在各种学说中抉择汲取。只是想捧出周公的偶像，渴望有“以时王为法”“颁行天下”的政典，注目于“时王”，依托于周公，而其实际要求是“变”。是想从周公的“敷教言治”以“言古切今”，从六经的“经纶之言”以“言教通治”。

1888年，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求变法。他也想望光绪皇帝能有周公那样的辅佐，能有成王那时的郅治。所以上书时，对在朝大臣多方奔走，寄予厚望。他曾上封事请光绪的师傅翁同龢代递，也上书给曾任军机大臣、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还请吏部尚书徐桐“感悟上意”“翻然图治”[5]，又请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抉士气而维国家”[6]。然而，这些活动，没有达到康有为的预期效果，处于高位者既没有周公那样“吐哺握发”的接待，康有为且饱受各种各样的讥讽。据说除翁同龢“以书中有馋言中于左右数语”，感到“语太讦直无益”，故不为代递，“意在保全”[7]。潘祖荫“垂接颜色，教以熟读律例”外[8]，祁世长“雅不喜西法，门下士有愿为总者、司员者，公闻之辄蹙额，相见必力阻之”，看到康有为上书，自然“不纳”。以顽固著称的徐桐，更“以狂生见斥”[9]，衮衮诸公，“龌龊保位”，欲求如周公其人，又何其难也。

第一次上书不达的教训是，大臣阻格，格不上达，不但无“吐哺握发”的周公，并且尸位素餐，壅塞隔闭。尽管翁同龢对康有为心目中有印象，但在后党的掣肘下，也乏实际权柄。上书不达的另一教训是，“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10]，且遭“朝士大攻”，视为“病狂”。他曾一度消沉，退治碑版，然而“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11]，怎么办呢？这曾促使他有找寻新的理论依附的必要。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封建顽固势力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占统治地位，要找寻新的思想武器，除“向西方学习”外，还需从中国传统的封建学说中去探寻。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东西固然可以学习，但举朝上下，或者“视新法如仇”，深闭固拒；或者“奉之如帝天”，媚外辱国。要使大家认识“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封建思想笼罩下，仍得到封建学说中去求索，使之“言古切今”“言教通治”。只有这样，才能“耸上者之听”，才能“鸣其友声”，才能实现他变法图强的政治目的。

本来，康有为幼年接受严格的封建教育，当时古文经学（汉学）风靡一时，程朱理学（宋学）高踞堂庙；他总感到考据家著书满家，究复何用？理学空疏，也无补时艰。一度“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探讨儒佛之书，仍然“偶有遁逃聊学佛”“忧患百经未闻道”，陆王心学，佛教哲学，没有使他找到出路。上书不达前，他对“有德有位”的周公、“奉行天下”的《周礼》是崇奉的，而对烦琐经学却认为“学而无用”，为了避免缴绕，他把古文经学的烦琐，归之于许慎、郑玄，不拉扯到“经纶天下”的周公。他泛览百家，尚无归宿，这在他1888年写给黄绍箕的信中可以看到，信中说：“仆尝谓词章如酒能醉人，汉学如饾饤能饱人，宋学如饭能养人，佛学如药能医人。”“醉”“饱”“养”“医”，既似褒词，又含贬义，对这些不同学术流派都曾探讨，却未找到出路。

就在第一次上书不达，回到广州时，晤见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是讲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的。康有为鉴于外患日深而上书不达，又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及今文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度”，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这样，他便想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议政，在他的撰著中，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今文内容。

至于康有为为什么要“明今学之正”，今文经学中究竟有哪些可资运用的理论？我已另外申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