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运动，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它是爱国救亡运动，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日益高涨的；其二，它是思想解放运动，对封建的旧传统、旧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其三，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政治变革，通过光绪皇帝实现了“百日维新”。前面两点，评价虽或有高低，但基本上是肯定的；对于第三点，牵涉到戊戌变法的性质，却有明显的分歧。

有的认为它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开始；有的认为戊戌维新和日本明治维新近似，是未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有的认为它是政治改良，不能称为革命，改良和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并行发展的；有的认为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生的爱国救亡、思想启蒙、政治改革运动，就其性质来讲，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关于改良派所提出的君主立宪问题，过去有人采取否定态度，这次很多人提出，君主立宪是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相一致的，它适合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实行君主立宪，可使资产阶级分享政权，但它不能推翻旧政权，只是一种政治改良。

究竟戊戌变法是未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政治改良？是政治改良还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我认为它是可以被称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

列宁指出，“改革”和“革命”两个概念是相对立的，同时也指出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据我理解，在哲学社会科学语词中，当改革或改良用来作为同革命相对立的概念时，改革或改良一般指事物运动的渐变、量变过程，或相对和平发展中的变化，革命的概念一般指事物运动的突变、质变过程，即显著变化的状态。而有些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一系列的改良、改革，也可达到革命的结果。至于社会革命中的改良道路，则一般指自上而下的、比较和平的变更；革命的道路，则一般指被压迫群众自下而上的暴力活动。

至于改良主义，列宁曾经说过：“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1]这是对改良主义特点的概括说法。

在近现代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潮，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体系。有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改良主义，有右翼社会党人用来反对马克思社会革命论的社会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列宁多次批判。

我们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显然不是说它属于列宁批判的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而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形成时发生发展的。它也有防止农民革命的企图，但其主要斗争锋芒是针对当时的封建顽固派的。这种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潮流，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在当时的条件下，是进步的。然而，就其变更的性质来看，却是改良主义。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戊戌变法时期“旧有统治的主要基础”，康有为等提倡的正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他们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走的正是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这些都说明，康、梁确实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封建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看成是最终目的”，就称不起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就不会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就和当时的洋务派没有区别了。

就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来说，他在戊戌变法时期所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也属于改良主义性质。

康有为等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为此，他们反对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说是“朝夕之晷，无刻不变”，“故天惟能变通而后万物成焉”，“至变者莫如天”。既然“天地不变且不能久，而况于人乎？”那就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挽救危亡，“更新百度”。[2]

康有为等反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那种“枝枝节节”的改革，只是“变事”，不是变法。主张“择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3]。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梁启超也指出，变法需知“本原”，变法“本原”是“变动科举”和“工艺专利”。前者旨在摧毁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封建科举制度，后者要求给予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一些条件，他们要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

康有为等对封建顽固派、洋务派的反对，即反对地主买办阶级主张走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道路；同时，他们也反对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他们要求的是，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而不是民主共和的政体。

以康、梁为代表，认为通过改良，可使中国富强，制造了一整套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愿望和具有中国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思想的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称这种政治派别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区别于稍后兴起的（当时已经出现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只要看，康有为等为变法维新提供的理论根据，是利用儒家今文经学的旧形式来“托古改制”。要改封建之制，却又“托”封建之旧。想使崇拜孔子的人，信奉改良派改装了的孔子的“神”；想使迷恋经书的人，咀嚼改良派揭橥的“微言大义”。那么，康有为等改良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又不能摆脱封建的束缚；要改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又和封建势力有联系。他对封建卫道者借孔子以维护封建秩序极为不满，又想依援孔子儒经推行他的维新大业。要的是新制，用的还是旧经。这样，就注定了他“救中国”的办法，不是采取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办法，而是采取在不根本动摇封建专制制度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的改良办法，演成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反映了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从他们的组织形式来说，虽然有强学会、保国会一些组织，对争取团结一部分地主、官僚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促使光绪皇帝对变法的赞助，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没有坚强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因此它只能是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不能起到应有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损害封建统治权力，希望取得封建势力的合作来从事改革，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

从他们的活动方式来看，除开学会、办报刊以争取团结地主、官僚出身的知识分子外，还向光绪皇帝不断上书，争取光绪进行政治改良。想叫一个封建皇帝“变”为“维新”皇帝，完成“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

照此说来，康有为等在戊戌变法期间，坚持走资产阶级改良道路，积极主张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他们有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戊戌变法是可以称为一次改良主义运动的。

称戊戌变法为改良主义运动，并不意味贬低它的进步作用。它是19世纪末叶发生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改良运动，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或右翼社会党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运动。不能因为列宁批判过与机会主义等并称的改良主义，就认为称戊戌变法为改良主义，是“不光彩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