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11日，在京都大学乐友会馆讲《近代经学的特点》，到会者较9日为多，近藤邦康教授午间自名古屋赶来，和歌山大学、关西大学、三重大学、立命馆大学、大阪大学亦有人参加。会议由京都大学文学部、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狭间直树司会，小林善文司译，出席者：

续表

报告主要指出，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变了，经学的传统地位没有变，内容变了，经学的形式没有变。它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经学锢蔽思想，反映了封建势力的顽固性；进步的思想家也搬弄经学倡言变革，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第二，根据经书立论，拘守经义的情况有所改变；根据社会需要，借用儒经的倾向逐益明显。它和封建时代的经学有别，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第三，思想体系中的阶级性和继承性，在近代经学中也很显著。具有以“经学”为形式而展开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报告连同翻译近一小时，三时十分起解答问题。

岛田虔次：近代经学发展变化，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与经学新的变化有何关系？龚自珍继承今文，为何也讲“六经皆史”。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义。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与经学新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其所以有关系，因为章氏“六经皆史”中有“经世”含义。其《答陈鉴亭》书即对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汉学、高踞堂庙的宋学加以批判。他的“六经皆史”说，既予龚自珍以影响，章太炎亦受其影响。

龚自珍之所以袭“六经皆史”说，我以为龚原学古文，后受今文影响，我在《龚自珍与经今文》一文中曾经探讨他和庄存与、刘逢禄的关系。大概龚氏才深于学，学无常择，见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中有“经世”内容，从而援之以言改革，固不必视“六经皆史”为“古文”而谓与今文毫无关系。龚逝于1841年，如晚死，其受西方影响或更明显。

坂出祥伸：其一，近代经学中的曾国藩，言“礼治”，是否指扬州学派凌廷堪等？其二，对康有为的评价，认为以经学为形式的斗争是思想斗争、政治斗争。但他提出“伪经”，提出经书疑义，推翻经学权威，对后人有影响，似乎主要在学术上。

答：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推翻经书权威，对近代疑古辨伪之风确具影响，对经书疑义也有见地。但不能单纯视为这是学术斗争。如只从学术上着眼，那么，他的考证很多不可为据，如言《周礼》等为刘歆伪造等，这是不可能的。今可再举二例：

一是康有为言维新改制，必言孔子，诋伪经，而封建势力之诋击康氏，也必斥其“托古改制”。

二是章太炎治古文，而维新运动时采用今文《齐诗》说，也因同情康、梁的“革政”，如果只从学术上着眼，即不得其解。

至于曾国藩言“礼治”，不必单言扬州学派。因为：一则礼为封建统治支柱，是封建纲常名教的凭借；二则汉学颇多在《礼》学中有建树者，如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

河田悌一：岛田教授谈到章学诚对龚自珍有影响，钱穆以为戴震对他也有影响。戴震究竟对龚自珍政治思想影响如何？

答：龚自珍即使没有专门文章歌颂戴震，但从龚氏文章中对当权者的批判，对“台阶论”的诋击来看，应与戴震之批判理学有关，不能说《孟子字义疏证》对龚氏没有影响。

狭间直树：曾国藩言“礼治”，与鸦片战争以前是否有不同含义？

答：有，这也是时代使然。举例言之，曾国藩主张学西学、西艺、西文，又以“礼”为本，这些，就为鸦片战前所未曾言及。

日原利国：报告中近代经学的第二特点，说它与封建时代经学有别。我对此有不同意见，请能详细介绍，我再提自己的看法。

答：举例来说，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庄存与、刘逢禄即据经书立论，刘逢禄之言越南贡物，诏书之改“外夷”为“外藩”，言嘉庆死后之丧制，都是围着经书转的。而近代则不然，维新运动时康、梁言今文，辛亥革命前章太炎言古文，就根据社会需要，借用儒经。

日原利国：那么，清末比较进步的思想家如何援用经学？

答：如维新运动初期，康有为以《公羊》“三统”“三世”与《礼运》“大同”“小康”相糅，他是援今文以议政，用今文“变”的哲学以言改革的。章太炎的倡言古文，也是揭扬民族主义，想从古书，古事、古迹中激起民族感情，为反清革命服务。

日原利国：大体说来，汤先生刚才所说是正确的，不过小的方面，还有不同意见。相对地说，进步思想家以儒家思想表达，而经书中有很多种类，它的成书年代不同、背景不同，在每一时代，每一思想家把自己需要的部分从经书中取出，表达自己的主张。因此，每有进步思想家从经书中找出符合自己思想部分，随意表达。日本也有儒书解说，他有自己的思想立场，而后找取符合自己的部分。我认为经学是自动地扩大的，经学本身有此性质，所以二千年来有它自己的寿命。

答：经书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见解、不同内容，所以研究经学，要根据时间、地点、条件，实事求是地分析。

小野和子：同意日原教授意见，儒家每一时代自己革新。中国儒家通过考证学环节，对近代经学有何影响？

答：考证学对近代经学也是有影响的。但顾炎武最初所提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乾嘉时对“行己有耻”忽视了，章太炎才重新提起。因而，不能单从考证着眼，还得从政治与学术联系起来判别。

狭间直树：时间已经不早，今天解答得很具体。

日原利国：我还要求发言，今天汤先生所讲，内容丰富，很是感激。刚才我做了很不礼貌的事，如今我又要说很有礼貌的话。1963年，侯外庐先生来京都访问，侯先生讲的“新”，那时讲很有意义。此后二十年，我从爱知大学到大阪大学再到京都大学，虽听过中国先生讲学，但不多。过去几位先生相当多的讲学，是一种唯物主义形式论，或对大学生那样讲的，这样讲可能有理由，日本也理解。

不过，今天和前天汤先生讲的，使我重新认识到中国有伟大的学者。听到先生讲课后，知道先生头脑很灵活，记忆力特别强，逻辑明确，人格更好，使我很爱先生，真是“鸿儒硕学”，中国的确有像先生这样有很大学识的“鸿儒硕学”的。听到伟大先生的讲学，很是感谢，希望今后再来访问。

彭（伊原）泽周：二十一年前，侯外庐先生来，我也参加，今天听到的很实际，表示感谢！

讲毕，在乐友会馆摄影留念，并行酒宴。由岛田虔次教授致祝词，谓：“从两次报告中，知道汤先生学识之渊博，可称为‘鸿儒硕学’。昨天，我和汤先生讨论桐城派，汤先生说桐城派讲阳刚、阴柔，‘阳刚者，气势浩瀚，磅礴以出之；阴柔者，气势婉弱，吞吐以出之’，过去我就没有听过。使我知道，我们研究汉学，一定要和中国朋友交往，汤先生来京都，使我们得益不浅。谨为汤先生的来访和健康干杯。”我也即席致谢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