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4年3月7日抵京都，住京都大学职员会馆三○二室。9日下午二时，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讲《史料的鉴别和整理》。

早在1983年12月和1984年1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森时彦两位先生专程来东京相邀，并希望我讲和经学有关的问题，岛田虔次教授等均期待前往。

今日报告由狭间直树教授主持，森时彦翻译，到会者有：

报告内容，主要是：

第一，对资料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因为：一是古籍中有伪书，近代资料亦有伪作，举严复“手札”为例；二是有些手稿、手札，经过鉴定，确是真迹，而内容则需推敲，举《翁文恭公日记》为例；三是有人抓住一点资料大加发挥，也应辨明线索；四是阶级偏见。又言资料不能堆砌，而需采掇最为原始者，并谈到实事求是与烦琐考据的界限。

第二，资料整理，应根据史料情况，考虑传统影响；应根据历史实际，反映时代特征。

讲至三时三十分，开始提问解答。

狭间直树：陶成章去世后，他的家属曾否收集、整理他的遗著。

答：陶氏家属曾提供家中现藏和所知线索，陶夫人名孙晓云，藏陶氏在上海广慈医院最后遗墨一纸。幼子陶珍，也注意收集，但家中除早年闱墨尚存数篇外，所存不多。浙江图书馆和绍兴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还有一些函札、闱墨。我曾编《陶成章集》，已完成，交中华书局。

岛田虔次：冈山木堂纪念馆藏有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笔谈和信札，坂出祥伸教授曾做研究。

彭泽周：国会图书馆可能也有收藏。

岛田虔次：《梁任公年谱长编》，对学术界颇起作用，不知今后有无重编计划？

答：《梁任公年谱长编》有油印本，台湾排印出版，如今上海重印此书，增加图片。今已决定重编《梁启超全集》，已进行，估计字数约一千二百万，较《饮冰室合集》增加四分之一以上。

彭泽周：康有为《大同书》自称1884年成书，您说手稿是1901年到1902年所撰。我曾见到美国所藏抄稿数卷，为两人所抄，缺七、八两部，经过康同璧修订，也说是1884年所写，究竟写于何年？

答：我曾在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看到《大同书》手稿，有力地证实它确撰于1901年到1902年间。因为：其一，《大同书》中以“太平世”（大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全世界设立一个统一的整体，最高的中央统治机构叫作“公政府”；他以为要达到这个“理想”，需要通过“弭兵会”来解决，并举荷兰海牙和平会议为例，而此会1899年5月18日由沙俄尼古拉二世倡议召开，则《大同书》自应撰于1899年以后。其二，《大同书》中述及不缠足会，还讲“戊戌曾奏请禁缠足”，自应撰于戊戌以后。其三，手稿中有不少游历欧美后的见闻记录，提到印度或印度史事的记载尤多，如“吾昔入加拿大总议院”“而观欧美之俗”，正是康有为在政变后游历、定居所记。其四，手稿与康有为在1901年至1902年所撰《孟子微》《论语注》同一笔迹，同一纸张，应撰于同时。

小野和子：《大同书》手稿是否有1902年以后事迹的记载？

答：有，这是后来增补，不在原稿正文中。

彭泽周：我在上海，见到华东师范大学吴泽教授，他曾劝我将现藏美国的《大同书》抄稿整理出版。

后藤延子：从严复手迹的真伪问题，怎样鉴别伪书的来源？

答：情况较多。严复致庄蕴宽手札，字迹极像，内容不易伪造，但信纸却是后来的。这就可能是古董商照原信（真件）模仿，以便分售两处从中渔利，然而他没有考虑笺庄开设年代，从而暴露伪迹。唯在原件已佚的情况下，对这种“假中有真”的资料，还应注视。

中国古籍浩繁，伪书不一。有表示能得孔子真传的，如西晋王肃与郑玄学派论争而伪造《孔丛子》《孔子家语》；有表示所言最有来源最可信的，如清代毛祥麟《三略汇编》，言小刀会尚有亲历，言鸦片战争来自传闻，言太平天国则多掇拾，所以它虽是稿本，而内容也有重要不重要，有些“来源”也不是“最可信”；也有回忆往事，追述有误，且有掩饰或夸张者，如《黄帝魂》中若干篇文，并非章士钊所写，而《疏皇帝魂》却说是他写的。总之，资料贵在鉴别取舍。

狭间直树：竹内实教授说过，梅屋庄吉曾经几次受到警察警告，就是因为他伪造孙中山的书信。

讨论至五时半结束。京都大学组织工作很好，大阪、信州大学等均有人莅会，森正夫教授由名古屋赶来，北山康夫已七十高龄，由奈良前来。讨论毕，至附近店肆酒聚，到有狭间直树、彭泽周、小野和子、森时彦、森纪子、后藤延子、小林善文、日原利国、北山康夫，另京都大学青年二人，已不能忆其姓氏。席间，北山康夫教授邀赴奈良，谓愿任向导，情意拳拳，恳切周挚。

1984年4月14日，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讲《史料的搜集、鉴别和整理》，近藤邦康教授主持，坂元弘子女士翻译。到会者有：

报告就京都大学所讲，略事补苴，搜集主要讲：一是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即根据各自的专题，了解各地藏书的特点，利用现有成果，倾听当地介绍。指出不是资料以多取胜，即不等于数量多就一定质量好，应该紧扣主题，抓住中心，注意全面与重点的关系。二是识别稀有，注意一般。指出不掌握大量一般资料，不能识别稀有资料，对稀有资料的价值，也要有分析，鉴别、整理与京都所讲略同。

讲毕，近藤邦康谓：汤先生来此五月，我们获益良多，此次专门讲史料，希望先生们不要放弃机会，尽量提问。

小岛淑男：上海图书馆除南京路、徐家汇藏书楼外，是否还有其他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卡片整理怎样？藏书目录有无出版计划？

野泽丰：《赵凤昌藏札》内容如何？今藏何处？可否借阅？

高见泽磨：会审公廨材料，同治、光绪间档案，上海是否还有保存？

手代木有儿：《严复全集》整理情况如何？有何特点？

久保田文次：翁同龢日记有自我改窜处。辛亥前后资料有否改窜？以致与原文有明显出入者？用什么标准鉴定？当时改窜有无政治目的？

村田忠禧：武汉政府资料有无保存？

藤井升三：1921年至1924年美国纽约出版的《中国评论》，后来（1924年）是否在上海续刊？

大里浩秋：族谱、家谱，是否后人仍有保留？你们是否收集？是否准备整理目录？

小岛淑男：《辛亥革命回忆录》很有用，有的是否可靠？如何鉴别？

我根据上述提问，归纳数题，依次答之：

第一，上海图书馆为综合性图书馆，另有专门搜藏科技书籍的图书馆。人文科学方面，上海主要图书馆，除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外，高等学校有：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吴兴刘氏嘉业堂旧藏《清史列传》抄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有原圣约翰大学部分藏书和严复、盛宣怀藏书；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有原南洋中学王培荪藏书。

上海图书馆的古籍（线装书）卡片较完整，平装编目则有问题。因为书多地少，搬整维艰，但相信今后必渐趋完善。如今他们除出版《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外，与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合作，正在编《全国善本书目》，听说经部、史部已将完成。

第二，《赵凤昌藏札》，共109册，现藏北京图书馆。其中第107、108、109册，另名“辛亥要件”，都是上海光复至南北议和期间的函电文稿，其他各册也有一些辛亥资料，我们曾选编在《辛亥革命在上海》一书中。

第三，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档案，听说还有保留，但纸张有的已破损，字迹也花体难辨，“五四”“五卅”部分我们曾翻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月报》可以借阅。

第四，《严复全集》由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原负责人王栻教授已逝世。此书闻最近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它最有价值之处：一是严复在天津《直报》《国闻报》发表的论文，如《原强》《救亡决论》均与结集有异。只是《国闻报》论说不署名，而编者除严复外，尚有夏曾佑、王修植、杭辛斋，若干篇文尚须厘定，我向他们提出，凡存疑的可暂作附录，待读者自辨，以免轻率遽下结论。二是此书所收函札，如致陈宝琛、汪康年、张元济书等，大都没有发表过。

第五，辛亥历史之改窜，回忆录亦有之，如章士钊《疏黄帝魂》。章为当时身历之人，初在日本又入南京陆师，再入《苏报》，所言理应可信。但此文将《黄帝魂》的若干篇文不是他写的也说是他写的，这些文章，又是宣传革命的好文章，那么，回忆录也不可全信。

第六，19世纪中后期农民资料，农民自己写的资料缺如，但揭帖、规约是有的。至于地主阶级文人，记19世纪中期江浙农民情况者似不乏其人，如蒋敦复《啸古堂文集》、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冯桂芬《显志堂稿》。又同治、光绪间档案，牵涉到太平天国史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已出有《吴煦档案选辑》。

第七，家谱、族谱，私人收藏已不多，但各图书馆有保藏，如上海图书馆即很丰富，只是还未整理编目。

解答毕，已五时半。佐伯有一教授邀往上野公园看樱花，同去者十二人，摄影留念。又在精养轩（“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原是在此举行，为日警方所阻）前，与佐伯合影。六时半，至广元の醉月店聚饮，九时始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