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近代史研究近况(1 / 1)

1983年12月8日,应东京各大学教授之邀,在本乡东京大学左侧学士会馆讲《中国近代史研究近况》,近藤邦康教授早于11月13日预定席次,门口牌示“二○一室,汤志钧学术报告会”。四时五十分,近藤偕古岛和雄、藤井升三来,同赴学士会馆,参加者均为高资教授,原定参加者为:

除田中正俊、野泽丰因事未到,久保田博子家务羁身外,余均到会。会议由佐伯有一主持,近藤邦康翻译。报告稿早经印发,仅就1983年有关中国近代史之四次会议,即中国史学会首届年会、太平天国天京定都学术讨论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讨论会、戊戌维新与康梁讨论会,做一扼要介绍。并将《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的最近进展情况进行介绍。连同翻译近一小时。

讲毕,佐伯有一请参加者就最近研究情况,或对自己有兴趣之计划,自我介绍。今按发言次序记录如下:

中村义:我是第一次见到汤先生,很是高兴。汤先生的大作早经拜读,颇受启发,如今我研究辛亥革命,对杨度有兴趣,准备就杨度以研究湖南人的由旧到新。同时,对中国留日学生也做研究,最近整理成城学校资料,对陶成章从成城学校退学回国的日期可以考定。

山根幸夫:我和汤先生已多次相见,我最近研究的问题也已早告。一是近代日中关系史,特别是辛亥时期,二是对中文化事业,如用庚子赔款办文化事业等。上海、北京过去组办自然科学研究所和人文科学研究所,以前汤先生曾陪我到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旧址摄片留念。

小岛淑男:其一,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农村经济和抗租斗争,将以前发表的论文修改,一二年内想整理出一本书。其二,研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对沈缦云特别有兴趣,在《民立报》《时报》《申报》中找到一些材料,希望能够协助。

佐伯有一:注意中国近代经济资料,中国人民银行资料可进行研究。

藤井升三:一是研究孙文和对外关系;二是研究近代日中关系,特别是国民革命时期,即“三一八”左右。

市古宙三:明年三月要正式退休了,退隐以后,做自己喜欢方面的研究。过去想研究西安事变,发觉有困难,如今想研究太平天国。汤先生讲得扼要,把中国近年讨论情况介绍,极有帮助。我今天虽患感冒,但尽力参加了。

久保田文次:研究辛亥革命。一是研究孙文与辛亥革命,特别是他的经济思想,以及中华革命党时期的阶级情况;二是研究近代中国与日本关系,感到有兴趣的是历史、地理方面,如何人在何处相逢等。

以后对中国的希望是:其一,希望能看到孙中山、宋庆龄的藏书目录。其二,中国近代出版物,似乎早期变法派的著作较少,如王韬、陈炽、郑观应、薛福成、郭嵩焘的著作。

古岛和雄:研究现代农业问题。今年3月,曾访问中国三个星期,到过云南、湖南、贵州少数地区。访问动机是研究中国汉族村落的经济结构。我的研究计划是,参观少数民族村落,由少数民族角度看汉族村落,是为了阐明汉族村落而看少数民族的。经过访问,发觉对少数民族本身也有很多课题。

介绍毕,晚餐,边饮边谈,餐毕,继续讨论至八时五十分,所谈问题是:

第一,关于辛亥前变法人物思想及洋务派人物资料问题。

第二,座中有两位女子大学教授,久保田谈女生请教授喝酒情节,古岛谓中国妇女访日团到日本,谈起正在筹设女子大学。他们问我中国旧社会妇女被压迫情况。我先就文字学角度,谈到“姓”从“女生”,古代帝皇之姓,从女旁者多如姚、姒、姬、姜,女权尚尊;而“取”字从右、从耳,“奴”,从女从手,“妇”,从女从帚,已含贬义。至《诗经·小雅·斯干》“生男”“生女”之诗,重男轻女现象已甚显著,并诵诗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背诵甫毕,阖坐大欢,且誉我为博闻强记,“经学娴熟”“章太炎专家”云云。其实这些在治经学者看来,也较普通,但如果知识面不广,也不容易应付裕如。且在座多数是六十岁以上名誉教授,学养有素,在酬答中,更应言之有据,不能信口雌黄。席间,我饮酒仅酒量的四分之一,遂能凝神益智,从容酬答。

宴毕,小岛淑男教授摄片数张留念。

1984年2月25日下午二时至五时,在东京都千代区九段北4-1-34中国研究所讲《中国近代史研究近况》。中国研究所理事长坂本楠彦教授莅会,由东京大学小岛晋治教授主持,近藤邦康、原岛春雄二人司译,参加者凡三十一人:

续表

首由理事长阪本楠彦致欢迎词,谓:今天非常荣幸,能见到汤先生,并听他的报告,非常高兴,先此致谢。

继由小岛晋治教授介绍我的经历,略谓:汤先生识见兼备,学风踏实,对中国近代史、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业绩显著,经常接触日本访华学者和单位。他的著作很多,日本和中国都受他的影响。在座曾经访沪的学者,如石田米子、久保田博子都受到他的接待。

接着,由我报告,亦就1983年中国近代史几次学术讨论会和近代史料的整理情况作扼要说明,讲毕,参加者自我介绍后,略用茶点,旋即提问解答。

并木赖寿:

一是平均主义评价问题。现在中国历史学界,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动向?您的想法怎么样?您同意不同意董楚平先生的意见?

二是关于资产阶级讨论会。把毛泽东、范文澜以来的对于资产阶级的看法,最近有了再探讨,是不是?您的看法怎么样?

三是对于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日本的研究者的问题关心研究方法,您有什么印象,请给我们率直地批评。

答:第一个问题,关于平均主义的评价。我以为中国是长期封建社会,农民备受压迫,平均思想自发而起。中国又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孔子也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宋代王小波起义,也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平均的提出,对封建等级制度有冲击。但在农民掌握政权时,平均思想也有不良影响。尽管如此,提出平均,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董文使人有平均主义不如封建主义的印象,我不同意。

我以为,应将平均口号的提出及其组织起义的作用,和掌握政权后“平均”的局限具体分析,不能笼统立论。

关于第二个问题,资产阶级讨论,近年比较活跃,也进行了探讨。我认为,目前很多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和范文澜同志的分析,是重要理论指导,也符合实际。即19世纪60年代,资产阶级开始出现,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近年的讨论,主要是:

其一,过去对资产阶级研究不够,研究文章就没有农民战争的多。

其二,通过史料的掌握和具体的研究,有些问题,应做细致分析,深入探讨。不同地区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不同人物有开明和保守之别,近年的讨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辛亥革命,各省市根据各自特点,写有专门论文。

其三,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有关,因此在“学习西方”或“引进”西方技术方面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近代史上过去对资产阶级的作用有估计不足之处,但也不能为此而贬低它的作用。

其四,今后我们要加强近代经济史和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估计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可有进一步的发展。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日本对中国史的研究。我认为,日本同行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国外学者中,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日本学者成绩是突出的。

日本先生们研究很细,也较深,经常到我国查阅资料和进行学术交流,我个人很佩服。日本学者对问题一般不肯放松,甚至个别文句也仔细推敲,态度是严谨的。

日本先生们也能注意一些我国研究得不够充分的问题,如会党;也注意中日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中国留日学生、资产阶级、近代中日关系。

日本先生还帮助我们提供资料,如近藤先生帮助搜集章太炎资料,久保田先生帮助搜集辛亥革命史料。

我对这些印象很深。

如果要提意见的话,希望:

其一,历史有连续性,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古代史有联系,和东西方国家也有联系,上下左右,纵横交错,最好在注意点的同时,也考虑到面。这些,很多日本朋友也是这样做的。

其二,希望更多地能就日本资料的特点,帮助和提供给我们,使近代史的研究更加繁荣。

大里浩秋: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浙江地区秘密结社调查研究情况如何?

答:上海、浙江地区对秘密结社文字方面曾有整理,但研究者并不多。最近上海准备召开会党学术讨论会。

仓桥正直:先生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的,请问唐文治先生的教学情况。

答:唐文治是我的老师、校长,他当时讲授《论语大义》《周易研究》《阳明学术发微》等课,我曾选读。唐是太仓人,选读的人不多,因为考试很难,只出一个论文题,不容易得到高分,记得《论语大义》考试题是《父母唯其疾之忧》。我在“其”字上做文章,说“其”,或指子女,那么子女有疾,父母唯以为忧;父母有疾,子女怎能不唯以为忧呢?居然获隽,得最高分。唐先生双目早盲,经书能背诵,讲课时则由陆修祜教授陪同,唐年高音低,陆稍诠释,因系乡音,致福建、广东同学都听不懂。听说近年将办唐先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会云。

野泽丰:《李平心史论集》研究甲骨文、金文,也研究近代史,为什么他对古典的也感兴趣?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很多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的文章,如卿斯美英语很好,赵军也懂日语,近代史研究要懂得外语,也要懂古汉语,你们是怎样培养的?

答:李平心先生本来研究近代史的,对中国近代史和《各国革命史》都有著作,研究古代史似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会时,考虑到青年可能不容易取得参加会议的机会,所以在长沙特地专门组织青年讨论,评奖鼓励,也发现了一些人才。

卿斯美是卿汝楫先生的女儿,家学渊源,外文基础很好,她又诚朴勤奋,极有前途。

章开沅教授的研究生赵军、饶怀民、罗福惠也都成绩优良。

我国自恢复研究生招考后,出现了一批人才,前几年考生年龄较大,自学成才,有社会经历,但外文掌握有的不够熟练。近年考生多数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比较年轻,社会经历少,知识面较窄,现在正在注目培养。近代史研究生招收时,要考外语,也要考古汉语。

解答毕,由小岛晋治教授致谢词。[1]

散会后,到饭田桥酒宴,餐聚时,增加滨下武志(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授和石川照子(津田塾大学博士课程)女士。

1984年3月26日下午六时至七时半,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讲《中国近代史研究近况》,亦略如中国研究所所讲。卫藤沈吉教授主持,毛里和子女士翻译。参加者都是卫藤教授研究室同人,专攻国际关系史者为多,有川井、石井、森山、若林、古田、木间、镰田诸先生。

卫藤沈吉教授谓:我听到汤先生于去年来到日本,今天第一次有机会见面,感到很是高兴,表示欢迎。今天参加的研究人员,基本上是我的学生,他们在东京大学学习过,能得到研究上的帮助,这是我的责任。前些日子听说汤先生身体不大好,很是担心,如今已恢复健康了。去年冬天,东京天气特别不顺利,希望随时注意。汤先生是中国著名学者,现在请他讲谈。

讲毕,已逾七时,除略询档案借阅、最近出版情况外,因时间关系,未能展开。七时半,雇车三辆,至六本木新大沽饭店十六楼大观苑,酒肴甚丰,共十二人,东京大学适于今日为卫藤沈吉举行离休送别会,故卫藤沈吉未能来此。席间,日本友人对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论文今年起不对外发行有疑问,对档案借阅再次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