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之讲习会，第二讲为1983年12月3日下午二时至五时。讲题为《辛亥革命与章太炎》。到会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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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小岛晋治教授因有会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滨下武志助教授则去香港，毛里和子研究员、冈山大学石田米子助教授也另有会议，先后电话请假，甚为慎重。

会议由东京大学近藤邦康教授主持，坂元弘子女士翻译。报告和翻译共近一个小时。

报告除简介对辛亥革命性质和章太炎阶级属性的各种观点。主要讲两个问题：

一是章太炎和儒家经学的关系。章太炎是俞樾的学生，是继承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的。但在甲午战后，康有为利用今文宣传变法维新时，章太炎却一度援用今文。这是因为“救亡图存”，代表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趋势，是从政治上着眼的，甚至“政变”后他对康、梁还表示同情。

章太炎思想的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以后，在1900年7月的上海“国会”上“割辫与绝”的，这是反清的标志。此后，在孙中山的启发下，从事革命，对今文“三世”“三统”说加以批判，对今文家以孔子为“神明圣王”也示反对。认为孔子是“史家宗主”，自己也准备写《中国通史》，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苏报案”发生后，用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对“维新”名义驳斥。出狱主持《民报》，进一步发挥顾炎武经学思想史的实践内容，宣传民族主义，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

二是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的作用。指出其作用主要在宣传反清、鼓吹革命方面，对知识分子影响更深。

戊戌政变后，知识分子对康、梁存有幻想，康有为“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打击了改良主义，后来他又以古文反对今文。

章太炎之所以要用传统经学进行斗争，是由于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仍然影响很深。康有为以今文宣传改良，章太炎也用古文经学与之对抗，为“秀才造反”制造舆论，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其作用为一般人所不能代替。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的作用不能和孙中山相比，但也不能说他和同盟会闹矛盾就是“脱离革命”，他在辛亥时期，还是起进步作用的。

近藤邦康：汤先生两次报告，重点都在经学，谈了康有为与今文经学、章太炎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个人感到很有兴趣，受到启发，我的印象是如此。汤先生根据丰富的资料，对经学史有深刻认识，能将其中内在联系展开线索，水平很高。汤先生对章太炎的评价较高，是合理的，也有说服力。

上次讲习会，日本人发言的时间较少，今天请大家提更多的印象、感想和问题。

从上次到今天的报告，我提一些问题：

一是对康有为、章太炎的评价。讲稿说“透过经学外衣，才能找出它的实质”，不能理解。

康有为强调“大同”，颂扬“圣人”；章太炎《客帝》讲满汉矛盾，以孔子为“古良史”，有“齐物”思想。这可能是在方法论上从这两方面考虑的。

我对康、章的评价，基本上和汤先生相接近，对章太炎的评价也高，但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

上次，丸山松幸先生对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内容提出问题。汤先生说，“使用古人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场面”，“透过外衣，找实质”。不把康有为放在经学上，而把经学史服务于思想史，认为康有为是面临民族危机，为了救亡，研究今文经学。基本态度我是同意的。但对“语言”“外衣”等提法不同意，他不仅是“语言”“外衣”，而是内在信仰。

汤先生指出今文有“变”的哲学，章太炎发挥了顾炎武古文经学中的“经世”含义，不知有否例证？

康有为改良思想形成时，作《礼运注》，认为可由“小康”到“大同”，这不是人的自由意志，而由“圣人”关怀。《孔子改制考》以孔子为神明圣王，绝对化了，但康有为适应当时情况，把“圣人”关怀人民的旧结构保存下去，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

章太炎写了《客帝》，后又“匡谬”，以孔子为“支那共主”，走向民族革命。他为了反抗压迫，讲“国粹”“宗教”，主体是唤起汉民族意识。

康有为思想上讲今文，救亡则是主题。

二是《大同书》问题。1955年到1959年，汤先生和李泽厚先生有过一场论争。汤先生谈到改良、革命问题，这很重要。但不知汤先生对《礼运注》中的大同思想看法如何？康有为的“大同”，继承中国旧传统较多，和主要吸收西方“大同”说者不同。谭嗣同、孙中山、李大钊都讲“大同”，但含义不同。

章太炎有《齐物论释》，在政治上反对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但他的“大同”，又与之有共同逻辑。

三是研究方法。汤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史，有两大支柱：一为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这是“空间”；二为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普遍规律，是“时间”。

汤先生用“语言”“外衣”等词句，由下面标准来分析：一是他们重视西方进步，看到中国落后，从而康有为、章太炎以救亡为课题；二是他们一方面否定传统，另一方面又欲保存，以抵抗西方。那么，怎样一分为二地分析传统思想，何者应保存、何者该扬弃呢？中国的特色和外国不同，用什么特色来分析中国特有的文化结构，不知高见如何？

高田淳：汤先生对康有为和章太炎的分析标准是改良和革命。对这个标准，我有不同看法。康有为、章太炎作为思想家，那就要看他从少到老，看整个人物的思想。章太炎的思想变化，是其特色。1908年以后，有《齐物论》思想，内容就不是改良、革命，似应分析其全体思想。

大里浩秋：我研究光复会，感到：

其一，章太炎和孙中山对立，章太炎的“排满”没有动摇，我同意这个观点。但中国人研究孙中山，评价太高，把光复会作为对立面研究，不大好，孙中山与章太炎对立的全体相，还不大清楚。

其二，章太炎和光复会的关系。章太炎在《民报》上的文章，可说对光复会有影响，但他的行动和光复会的关系又是如何？光复会成立，章太炎在狱中，起了什么作用？辛亥以后，他和光复会的关系又是怎样？一般看来，陶成章被暗杀后，光复会实际被消灭，以后章太炎与光复会关系究竟如何？

原岛春雄：两次讲座，总的印象深刻。

1979年，参加广州孙中山学术讨论会，感到评价历史人物，中国学者对章太炎评价过低。经过几次讨论，中国已比较实事求是，对章太炎的评价也高了。

思想家总是思想家，孙中山和章太炎，从思想家来讲，是很难说高低的。中国研究人物，往往有先得出结论的倾向，我对此有疑问，似应注意各人的背景。

Kanko Laitinen：章太炎与光复会的关系，汤先生《章太炎年谱长编》中还不多，不知光复会、亚洲和亲会有没有新资料，请能告知。

佐藤丰：康有为以“今文”理论作为维新基础。汤先生报告，比较明显，也较清楚。但章太炎思想上古文经学与“排满”革命的关系还不大清楚。章太炎批评康有为，是不是两个学派的对立？

答：根据上面几位先生的提问，我归纳为五个问题，进行解答。

第一，答高田淳。作为思想家来研究，自应注视其全体，研究他的思想发展，分析其在不同时期所起作用，当然不能简单地用“改良”“革命”来概括。

由于东京大学出的题目是《戊戌变法和康有为》《辛亥革命和章太炎》，刚好一个“改良”，一个“革命”，又都和经学有关，问题就是这样展开的。是我“按题作文”，而非我对思想家简单地从“改良”“革命”分析。

第二，答近藤邦康关于“外衣”“语言”及“变”的问题。康有为主张维新变法，强调《易经》所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孔子所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主张“因革损益”，援用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不正是借用古人的语言，借用孔子的语言，“托古改制”吗？

研究经学史，既要看内涵，也要注意“外衣”，从中国经学史来说，学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也是以经学为形式，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而展开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

顾炎武经学思想中有“经世”内容，他是“读书”与实践相结合的，主张“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前者重在文字、音韵、考证，后者则笃志励行，有其反清民族意识。此后，学者只注意“博学于文”，并有所发展。章太炎则对顾炎武“经世”思想中的“行己有耻”也予强调，想从古事古迹中了解民族之可爱，灌溉民族主义，进行排满革命。

第三，答近藤邦康《大同书》的问题。1957年、1959年，我确和李泽厚先生在《大同书》上发生过一番争论。我对他很尊重，还有一篇文章，想等李泽厚先生反驳后再发表的，结果他没有写，我也就至今未曾发表。

《礼运注》是康有为在1897年至1898年，即戊戌前完成的作品，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比较少，中国固有的却多，封建性较重。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我至今仍以为是1901年到1902年所撰。

香港中文大学许冠三教授认为《礼运注》撰于戊戌前，而序文则为后来补写，也可参考。

第四，答近藤、丸山、原岛。中国过去评价历史人物，有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近年来强调实事求是，也注意人物的阶级性和方法论等。至于“四人帮”粉碎后我专门撰文评价《章太炎和孙中山》，也是在当前特定的情况下研究的，因为“四人帮”有意贬低孙中山，应该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目。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第五，答大里、佐藤。光复会和陶成章资料，新发现的，据我所知，《蔡元培自编年谱》谈到光复会初成立的情况。陶成章早年课艺和《中华民族权力消长史》未刊的第三章草稿也有发现，新加坡《中兴日报》也有署名“巽言”的文章，我已辑入《陶成章集》。关于光复会，过去所以研究得少，我以为主要因为：一是光复会由秘密会社组成，秘密会社本身资料就少；二是陶成章之死，和蒋介石有关。一些研究同盟会历史的，又以兴中会到国民党为主体，过去对光复会就不大注意。据陶成章家属告知，家藏资料早交国民党党史征集会，今亦不知下落。

我在1912年的《神州日报》上看到征求光复会史料的广告，也不知征集情况如何？后来保存情况也不清楚，但在《神州日报》上还是有章太炎讲陶成章和光复会的历史线索。至于章太炎治古文经学与“排满”的关系，则他自己屡称顾炎武，他提倡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等，也正是古文经学派所注视。

最后，由近藤邦康教授宣布，于12月17日下午二时起，开始讲《訄书》，希望参加者准时出席。

会后，到东京大学赤门前鸟料理大野屋酒聚，席地而坐，品啤酒、日本酒。“鸟”者，纯由鸡肉、鸡汤制肴，用火锅。参加者以学习院大学为主，有高田淳、小仓芳彦、近藤邦康、坂元弘子、原岛春雄、木间次彦、阿川修三、村田忠禧、大里浩秋、绪方康、佐藤丰。有人告知高田淳对两次讨论，甚为激动，誉为“划时代的交流”。又谓“**”前，中国学者访日，有时只有中国人讲，日本人听，只是一方面“交”，这次提出不同看法，汤也能谈自己看法，将来互相交流，将可更加深入云。小仓方彦为《左传》专家，见我能背诵经书，亦示欣感。

1984年1月21日，应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之邀，再次在日本女子大学讲《辛亥革命和章太炎》。是日，彤云密布，雨雪霏霏，小岛淑男教授来春日寓所偕往，到会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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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时三十分开会，久保田文次教授主持，略谓：过去刘大年先生、胡绳先生访日，曾请报告，今特邀请汤先生讲《辛亥革命和章太炎》。接着，由我报告，坂元弘子翻译，共近一小时，主要讲两点：一为章太炎和儒家经学的关系，二为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作用。

报告毕，提问解答：

中村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何时提出？它对辛亥后的政治有何影响？

答：根据我的印象，此语最早见于《致谭人凤电》，载1912年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原句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因武昌起义后，谭人凤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章氏以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加以反对。后来在《民国光复》讲话中又提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章氏此语，当时即为黄兴等批判，孙中山也多次提到，直到1924年还提到。

我以为章太炎这句话，有过激处，或因过去和同盟会有龃龉所致，反对“一党组织政府”。但当时也不一定对革命影响过大。辛亥后政局之入军阀手中，也不能说是由此一语所造成。

石田米子：章太炎和会党有何关系？听说章氏原有小刀，是否从会党携来？又听说章太炎曾指名某人为会党接班人，还有人询问三支金镖有否找到？是否有此事，章和会党关系有具体材料否？

答：所云传闻，似来自汤国梨，惟汤国梨晚年衰颓，所言亦仅供参考。

章太炎和会党有关系，但非直接关系。查光复会渊源于军国民教育会，龚宝铨参加。1902年，龚宝铨由日返国，经沪赴浙，与陶成章运动会党，旋返沪组会。章太炎《龚未生事略》曾言及。光复会成立，章已入狱，则陶、龚活动，应或早知。又，入狱时与外界仍有联系，不能谓与会党绝无关联。

“光复”之名，似亦与会党有关。陶成章逝世后，闻章曾撰传，但未获见此件。我曾于1912年《神州日报》见有陶成章逝世后章氏谈话，中亦略述会党。1910年，章太炎重组光复会。光复会组织之初，和会党是有关联的。

藤谷浩悦：第一，请问康有为《杰士上书汇录》的价值如何？第二，《康有为自编年谱》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价值如何？

答：第一，《杰士上书汇录》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正将整理出版。《杰士上书汇录》有《戊戌奏稿》未曾辑入者，也有辑入而有异文，异文涉及“立宪”“议院”等。《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制度局十二局的名称就和《戊戌奏稿》不同。《戊戌奏稿》刊于宣统三年（1911年），曾见清抄稿，应亦缮于同年，这时上距戊戌已十三年了，内容是有窜改的。但也不能说《戊戌奏稿》全是伪作，其中应该尚存实迹。

第二，《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撰于1895年，乙未至戊戌撰于1899年，时日非遥，记述原始，有重要史料价值。但一般自述，总有溢美或自谦处，还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和其他载籍综合研究。

《戊戌政变记》，最初在《清议报》发表，距离“政变”时间不长，又是当事人记载，自有根据，它是研究戊戌变法史的重要载籍之一。

但是，《戊戌政变记》也有渲染，如对光绪皇帝的记载。因为它又是政变后鼓吹“勤王”的宣传品，梁启超后来写《中国历史研究法》也说不敢谓“全为信史”了。

久保田文次：现在中国批判绝对平均主义，李泽厚《中国近代史论》也批判章太炎有绝对平均主义。实际上章太炎的“均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有积极作用，似应根据当时情况评价其积极性。

答：章太炎《訄书·定版籍》中，提到“均田”，其他文章中也有。当时讲“平均”“平等”，是有积极作用的，自然不能一笔否定。

小岛淑男：章太炎批判改良派，文章锐利，但对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共和民国的议论却少，这是为什么？

答：章太炎曾学习西方，文章中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谈共和的文章也有。如《读管子书后》，后来改为《喻侈靡》，就言“泰西商务所出”。但章太炎文字古奥，学西方又援古籍，致若干文句反而意为文掩。又如《代议然否论》也谈政体，其中也有谈西方的。

深泽秀男：戊戌变法时的学会和报刊，有没有确切数字统计？

答：我以为可以统计，但确切数字却不大可能。例如，《戊戌政变记》和《戊戌履霜录》所载的数字即有不同。况且，维新运动时间短暂，有的仅有会名，没有活动，或者只有组织，未闻实况。很多学会主张维新，但也有守旧的；有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也有纯学术的。政变以后，又有人怕祸且及己，又多掩饰。所以我以为即使统计出数字，似乎也无大作用。

野泽丰：章太炎对欧美，对日本的社会理论、政治学说有何关系？有何认识？

答：章太炎学习西方，刚刚已经谈到。但，其一，章太炎学习西方，与孙中山不同，孙中山遍游欧美，通外语，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际情况有了解。章太炎则来自间接，只是从日文书和译本中了解一些西方情况，不过他还是努力从事的，还翻译过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

其二，章太炎学习西方，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时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社会矛盾尖锐，与过去不同。基于此，他既学西方，又感西方有问题，有些茫然。

小松原伴子：章太炎与宋教仁的关系，除《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宋教仁《我之历史》外，他们在日本的关系，有没有别的材料？

答：《检论》中《对二宋》即言宋恕、宋教仁；后来，章太炎在《致伯中书》中也谈到。《我之历史》中有章、宋讨论中国哲学的记录，这时章太炎的思想处于上升阶段，生气勃勃，应予宋教仁影响，章、宋对同盟会也有共同看法。

讨论至六时二十分结束。辛亥革命研究会组织很好，外埠也有闻讯赶来者，如石田米子由冈山来、深泽秀男自岩手来，需乘四小时火车始抵东京。前驻华大使小川田次郎之夫人小川嘉子听讲，并于休息时询问林乐知与教育学，立教大学教授野村浩一亦偕研究生杨中美来，嘱杨今后照顾我的生活。野泽丰教授夫人患病，仍冒雪赶来，这些都令人感动。另外，古岛和雄教授、小岛晋治教授、久保田博子女士因中国研究所开会，未能莅会。

讲毕，至日本女子大学附近之日本式餐室聚饮，参加者：中村义、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藤井升三、深泽秀男、笠原十九司、小松原伴子、松本武彦、藤谷浩悦、小林共明、近藤邦康、坂元弘子等。用两大火锅，且馈余以鲷鱼一碟，盖专饷贵宾者。首由中村义致欢迎词，末为藤井升三致结束词，饮谈甚欢。久保田文次提议，今日之会，可称饮辛亥酒。我作谢词：“今日之会，可谓少长咸集，孔子说：‘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后来必然居上，来者必能胜今，今后中日两国研究辛亥历史，必能取得更大成果。明年广东中山将开学术讨论会，在座必有参加者，我们可在中国再饮辛亥酒了。”阖坐大欢。深泽询以《农学报》共有几期，答以共三一五期，颇有佩我记忆力之好者。有言我解答问题能简明扼要，亦有言我发言有材料有分析者，最后鼓掌多次，依依惜别。

野泽丰、深泽秀男、笠原十九司均赠书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