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26日，下午二时，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讲《戊戌变法和康有为》，东京大学近藤邦康教授主持，坂元弘子女士通译，到会者有：

续表

另有若干迟到者，未及询问姓氏。

首由近藤邦康教授介绍，略谓：为了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经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邀请，汤志钧教授来日本讲学、研究六个月，汤的经历和著作，已见另表。汤一贯抱着实事求是的学风，有着深远见识、踏实作风，在中国经学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方面有卓越成就。我们从五十年代起，就读到他的著作，今天和大家见面，表示欢迎。

继由我做报告，略谓：1983年是戊戌变法与康有为研究最为活跃的一年，对11月的广州会议稍作介绍。指出目前对戊戌变法的性质有三种不同意见，一为未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二为政治改良运动，三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国内有人提出，探讨它的性质，应从三方面来考虑：一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二为康、梁改良派的变法目的和内容，三为运动领导者的阶级属性。并谓，革命指暴力革命、社会革命，康、梁不赞成革命，要求改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采取的则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在理论上是“托古改制”，在组织形式上是团结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僚及其知识分子，对封建土地所有制也不敢触及，性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有其进步意义。

接着，谈对康、梁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并谓康有为早年治《周礼》，崇周公。1888年上书不达，受廖平启示后再转治今文，但他和廖平不同，康有为是利用今文昌言改制变法，廖则着重与古文争孔子真传。

报告毕，解答提问：

近藤邦康：1958年，戊戌变法六十周年时，范文澜提出戊戌维新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运动。如今中国搞现代化，引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在学术上是否要重新估价资产阶级的积极方面？

汤的两篇论文，都是重点讲经学与近代思想，康有为、章太炎也涉及经学中的今古文问题。汤就这个角度，作为线索探讨，请简单介绍自己的治学经历。

答：我过去同意范文澜先生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看法，在《学术月刊》上也有专文论列，迄今没有改变。

我国正进行现代化建设，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问题是要足够重视和实事求是地分析的。过去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积极面也曾注意，毛泽东就说康有为是“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也是注意的，但我们不是照搬，也不是全部接受。

我是江苏常州人，常州是清代今文学派的发源地，母亲即姓庄。我过去受吕思勉教授的影响，吕先生自称，少年时受康、梁影响。后来我开始注释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第一册（《经学历史》），此书原为国学保存会本，后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它是站在古文经学派的立场写成的，而周予同教授注释的皮锡瑞《经学历史》则是站在今文经学派的立场写成的。又读了章太炎的《检论·清儒》，逐步由今文转治古文，感到古文学风严谨，比较“实事求是”，从而读《说文解字》，作笺注，但对《清儒》中“太湖之滨，苏、常、松江、太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憙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并不赞成，可能因为我是常州人的缘故。但章太炎晚年也定居苏州，到“太湖之滨”了。

户川芳郎：现在中国对经学中今古文学派的学术继承问题如何考虑？特别对年轻人如何培养？

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向奎教授写有经学方面的论文，我过去招的研究生，专题是清代经学，已毕业，很有前途。1959到1962年，周予同教授和我在复旦大学开过中国经学史的选修课。总的来看，研究的人较少，今后准备继续招研究生。

高田淳：汤的研究和著作，从戊戌过渡到辛亥，由改良到革命，是在什么情况和影响下这样的？是否和“**”有关？是否由于“**”，研究改良的戊戌变法不方便，从而研究辛亥革命的？

康有为起先主张君主立宪，辛亥后主张“虚君共和”，应该如何看待？究竟他接受了“西方”没有？

康有为重视《周礼》，诚如汤文所说，不能说是古文经学派；后来转治今文，也不能说是今文经学派，如何从本质上全面解释其思想？

答：我的研究，由戊戌而辛亥，和“文革”无关，尽管我写的辛亥方面文章发表较晚，但《章太炎政论选集》早在1961年就编好了。至于由戊戌到辛亥的研究动机：

一是研究专史，就要向上、下延伸，探讨戊戌，自然连到辛亥。

二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经学的关系很大，康有为、章太炎刚好一今一古。要探索近代经学的演变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必延伸到辛亥以至“五四”。

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后来又主张“虚君共和”，思想上实际是一脉相承的，即采取自上而下的改良，反对由下而上的革命。所以光绪死后拥载沣，辛亥后又主“虚君”，说明他思想上封建性很浓。但是，时代发展了，社会前进了，旧的沉渣不断浮起，就由不适应到落后以至反对了。

康有为初治古文，后攻今文，是利用经学的形式，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中国传统经学，对知识分子桎梏很深，只有透过现象，才能正确剖析。

丸山松幸：康有为学习西方，“利用”今文经学，说是“利用”，似乎不好，因为康有为是衷心主张“孔子改制”的。

答：康有为学习西方，但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很深，要吸引知识分子对变法维新的信任，在理论上即“利用”今文“变”的哲学，借用孔子“托古改制”。所以要分析康有为的思想，不能只看他“学术”的一面，首先要考虑他是政治家。

丸山松幸：“利用”是作为工具，康有为自己思想上信仰孔子，不管是封建的孔子，还是资产阶级的孔子，均有其共同点。康有为是衷心信仰的，说是“利用”，即和“信仰”矛盾。以后康有为反对革命，没有民主革命思想，即因他思想核心中有孔子思想。

康有为信仰孔子，和其他知识分子不同，他是信仰孔教的。

答：康有为信仰孔子，不等于他是孔子真正信徒，而是想使信奉孔子的人，尊崇他改扮了的孔子之神。只要看，强学会初设，他到南京谒见张之洞，张即劝以“勿言孔子改制”。而他却在《强学报》上，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纪年，以之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以致张之洞阅后，大为不满，嘱“此报不刊，此会不办”。可知戊戌时“孔子改制”之事，不是单纯学术争论，思想斗争，而是一场政治斗争。

至于康有为信仰孔教问题，他在戊戌时主张“立孔子教”，辛亥后设孔教会，但政治上变化了，孔教也变化了，前者是资产阶级化，而后者倒退为封建了。

绪方彰：康有为遇到廖平，思想转变，由古文到今文，是否还有古文影响？是否还保留一部分？

说皮锡瑞植根封建，请问有什么资料？

答：康有为转治今文后，据他《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1888年）：“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光绪十六年”（1890年）：“是岁既与世绝，专意著述，著《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攻击古文经学，把他自己过去“专攻何劭公（休）”之书也烧掉了。还说：“圣经已为刘秀（歆）篡，政家并受李斯殃。”写了《新学伪经考》，反对古文，以扫除封建绊脚石了。

皮锡瑞的植根封建，可参考《皮锡瑞日记》，和他在南学会的十二次讲演。

藤井友子：戊戌时期，湖南谭嗣同、唐才常的民权思想，有没有受到康、梁的影响？（按：她以为谭、唐受明末清初思想家的影响。）

答：谭嗣同、唐才常是受到康、梁的影响的。只要看谭嗣同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传耶稣教则保之，传孔子教则封禁之，自虐其人以供外人鱼肉，中国人士何其驯也？”又想成立“湖南强学会”。1896年，谭嗣同和梁启超相识后，又谓：“一切微言大义，竟与嗣同冥想者，十同八九。”以之为“肇开生面”。

唐才常在1896年撰《春秋三传宗派异同考》，分析《公羊》《穀梁》和《左传》三传异同。旋在《湘学报》刊发《各国政教公理通论》，等到辑入《觉颠冥斋内言》时，增加了“厄于刘歆”诸语，可知受康有为影响。

又，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对谭、唐也有影响。

杉山文彦：康有为在戊戌时提倡资本主义文化，辛亥后又恋栈封建，对康有为这种“共同点”“社会相”如何分析？一方面要实事求是，一方面在概念上如何理解？康有为的“两端”很明显，中间不明显，如何理解？

答：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迅速，时代在前进，一个人的思想跟不上形势，旧的抬头了，就容易导致逆转。康有为思想原有封建性，所以维新运动也只是改良主义。后来社会向前了，康有为越来越不习惯，“不忍”了，“国粹”了，对新形势、新事物格格不入，由落后而堕落了。康有为的“社会相”，要“入世界观众苦”，后来却依恋旧的，皇帝也有“苦”了。他的“两端明显”，“中间”即其思想演变过渡，也是明显的，即逐步“由好变坏”，不是一下子落后的。

总之，我们对“社会相”理解是：一个人的活动不能脱离社会，要根据社会发展、历史规律，把个人的活动放到时代中去分析，不能孤立地由人物论人物；同时，也不能只看前面进步，忘去后来落后；也不能以后来的落后否定他过去的劳迹，要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具体分析。

答：有。中国有不定期刊物《国外近代史研究》，登录日本学者的文章。最近，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出版《辛亥革命研究动态》，对日本学者的研究也有介绍。

会后，在文京区本乡，东京大学对门“红灯笼酒家”酒聚，到有佐伯有一、近藤邦康、坂元弘子、岸本美绪、藤井友子、村田忠禧、阿川修三、泷泽诚、孙玉石、木间次彦、冢本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