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庄原和撰《新学伪经考辨》一册，稿本，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西园寺文库藏，该校松本英纪助教授发现，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先生复印见赠。

庄原和是日本著名汉学家重野成斋的学生，“能读古书”。1894年，大槻如电听到康有为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因于七月（甲午六月）托鹿岛网曳差人去上海购得一帙，“得而翻之，服其见出人意表也”[1]。后将《新学伪经考》交给重野成斋。次年，重野的学生庄原和“作考辨”[2]。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大槻为作《序言》。这时，政变已作，康有为流亡海外，庄原和也已逝去，大槻将此稿交康有为亲自阅读，康有为在书稿卷首题诗三首，云：

去国曾怀赵江汉，说经谁识吴草庐。海东好事能著辨，合与洪朱并案书。（湖北洪给事良品、浙江朱侍御一新辨此皆有书）

虎视异同从古难，古文真伪自来争。天遗老夫犹未死，又来东国识经生。

风靡鸾吪经几劫，春兰秋菊自芳馨。徂徕新井后来秀，多谢殷勤问管宁。

康有为长素甫读《新学伪经考辨》，呈陆实、大槻二子，惜庄原生逝矣，不及面与说经。戊戌岁孔子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十月[3]。

二十年后大槻“西游”，“重阅此书”，在书后志以跋语：

数年前沽却多年所收典籍，盖身后之计矣。今兹戊午，西游访富冈君，重阅此书，有他年逢知己之想，亦复添一奇因哉！七十四翁大槻修知。

照此说来，《新学伪经考》出书以后，庄原和写有论辩，康有为得睹其稿。可知《新学伪经考》书出，也曾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视。

《新学伪经考辨》（下简称《考辨》），分《辨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辨河间、鲁共得古文出刘歆伪托》《辨刘歆窜改〈史记〉》《辨刘歆造〈汉书〉》《辨刘歆伪作经传》《辨刘歆作伪字》诸章，其中《辨刘歆伪经传》几及全书之半，将《易》《尚书》《毛诗》《礼经》《礼记》《周官》《乐记》《左氏传》《论语》《孝经》《尔雅》分别论辩。

《考辨》认为，“六经残缺之说，出于《史记》《汉书》，《史记》决不出歆窜入，《汉书》亦非歆所作”；康有为说是刘歆“假校书之权”，把六经“归之秦焚”，是“诬也”。认为“博士所藏，烬于楚人一炬，而天下无复是本，是亡经之罪”，可以归之秦始皇、李斯，而不应归之刘歆。认为萧何所收是“图籍文书，而不是《诗》《书》六经”。“诸经有口授者”，但不能“以此为六经不缺之证”。

《考辨》认为，河间献王和鲁恭王所得古文经传，载于《汉书》，司马迁“未详得其事，以故略而不载”，这是“无足怪”的。《汉书》所载“未尝矛盾”，“二本同出于鲁，其同源可知”。至于篇数不同，也是“无以怪”的。辩驳康有为所说河间献王、鲁恭王所传古文是“刘歆伪说”的论断。

《考辨》认为，康有为所说刘歆窜改《史记》、伪造《汉书》，是不足信的。司马迁“于《春秋》宗《公羊》，故其采《左氏》唯取事实，不取经义”。《史记·儒林传》主要“叙经术”，《十二诸侯年表》主要“叙史事”，“故不载于彼而载于此”，不能“疑为窜入”。《汉书》是班固续班彪所作，积二十余年而成，“若但取刘歆伪造”，为何要“如此之岁月”？

《考辨》对康有为所云“刘歆伪作经传”之说，予以考辨。认为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之时，“莽未有逆谋”，王莽“居摄篡位之谋”，也“非歆出”，所以刘歆伪造经传“助莽佐篡”是“不足信”的。接着，逐经论列：认为康有为以为《易》“《说卦》为京、焦学者伪托”，是“不善读书”；《尚书》则引段玉裁、王鸣盛诸说，认为“孔安国传授流派，极为明晰”；《毛诗》则郑玄“已知之”，它的传授年代，也能“略符”；《礼经》则高堂生所传，只是《士礼》，“言《士礼》备于十七篇则可，言孔子所传之《礼》备于十七篇则不可”；《礼记》“亦出壁中，而传布最早”，“大小戴各删取其书，宣、元以后已行于世，康不得诬为歆作”；《周官》“则在成帝时，众儒已排”，这时刘向方校理秘书，“歆安得伪作欺父”；《乐记》也不是刘歆伪造；《左氏传》“本主事实”，“非《左氏》书全无书法”，康有为说刘歆“改《国语》为《左氏传》”，“不免矛盾”；康有为以《论语》中“《足恭》一章为窜入”，是“妄言”；对《孝经》《尔雅》也有考辨。

《考辨》认为，康有为以为“歆为伪经，更为伪字”，是“妄言骇人”。

可见《考辨》对《新学伪经考》是做了比较广泛的“订其所误，祛其疑而说之”的。

《新学伪经考》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之时，是在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清帝未曾上达之后、公车上书发动之前撰述和刊印的。它攻击新学、指斥伪经，是为了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从而拔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因而它不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不是单纯的辨伪专著，而是披着经学外衣，作为“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

如果胶柱于学术来衡量《新学伪经考》，那么，书中确有武断之处，就康有为攻击最力的《左传》《周礼》而言，说什么“《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但王莽的封地四等，即不同于《周礼》，而大致与《王制》相仿，它不是与王莽的“更法立制”完全相同的。况且《周礼》一书，《大戴礼记》曾经引用过，司马迁、匡衡也曾引用过，无论如何不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的。近人对《周礼》的制作时代的研究，虽至今尚有分歧，但一般都是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不是西汉末的作品。《左传》的出现虽然较晚，古代也无确切的记载，但其中史料却源自春秋时期的各国史书，它的体裁既和《国语》不同，即就文字风格看来，也决非汉代的文体，也不是如康有为所述，是刘歆从《国语》窜改而成的。《考辨》对《新学伪经考》“订其所误，祛其疑而说之”，有些考辨，尽管文字简略，还是中肯的。

然而，《新学伪经考》不是单纯学术著作，它出书以后屡遭毁板，也不是因为它对经书的考辨，而是因为它侵犯了封建统治秩序，破坏了旧传统。1894年，就有提出毁禁的折片，说“六经如日月经天”，汉儒、宋儒既有功于经，清政府又“重道尊经”，垂为功令，康有为“力翻成案”，是“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是为了他“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而请毁禁[4]。此后，王先谦、叶德辉指斥《新学伪经考》为野说、邪说、诐词，也是为了保卫“圣教”，为了防止“煽惑”人心，违忤“圣教”。他们是为了维护封建秩序，而对《新学伪经考》的“狂悖骇俗”，深恶痛绝，于是不择手段，肆予破坏。

《考辨》还是囿于学术范围对《新学伪经考》提出责难，对它“逆乎常纬”的政治意义及其当时予传统冲击的意义，却未能触及。

《新学伪经考》出书以后，加以阐扬诠释之书有谭济骞《伪经考答问》，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在湖南时务学堂的讲学和答问中，也屡次称引康说。对《新学伪经考》提出异议的有洪良品、朱一新等。至于封建顽固派则集矢攻击，可见它在国内影响之大。如今看到《考辨》，说明它在日本也有影响，康有为读其稿后，还在题诗中以之与洪、朱相比，说是“日本乃亦有人为之，洵佳语也”，那它也可说是中日文化交往的一段掌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