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日日新报》，日刊，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社出版，东京大学明治文库藏有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五月一日至大正十三年（1924年）四月三日的报纸，其中略有残缺，东京守屋图书馆则藏有全帙（略有裁剪缺损）。

《台湾日日新报》，系《台湾新报》与《台湾日报》合并改题。明治文库另藏《台湾新报》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四日至同年四月二十九日，《台湾日报》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四日至同年四月二十九日（中有缺损）出版的报刊。

《台湾日日新报》原为当时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民政长后藤新平为控制台湾舆论而设，社长守屋善兵卫，守屋图书馆即就守屋善兵卫旧址建成，今称东京都目黑区立图书馆。

守屋善兵卫，庆应二年（1866年）一月二十五日生于日本冈山县备中国小田郡大井村东大户二千八十七番地。幼攻汉学，十五岁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及德国协会学校。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任职内务省，后入陆军省，与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共事。三十一年（1898年），儿玉任台湾总督，后藤为民政长，守屋也入台，创《台湾日日新报》，居十余年。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任《满洲日日报》社长。昭和五年（1930年）卒。[1]

守屋图书馆门前，有他的胸像，刻有《守屋善兵卫胸像记》，文曰：

守屋君善兵卫，小字久太，讳智行，号亦堂，又如乡，备中国小田郡东大户村人。其系出于物部大连元和中守屋官兵卫者，为备中八田乡士七世孙曰弥作，讳好智，配目崎氏，是为君考妣。

君以庆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生，明治九年袭祖父名称善兵卫。是年，出乡黉，入明志学舍，专攻汉学。十三岁，欲以医立身，来游东京，学外国语学校及独逸协会学校。十六年，创欧亚学馆。明年，受太政官，令翻译独书。寻为诸官省嘱托，译出独书数十部。此间刊行卫生新闻，又效力大日本卫生会，为其常务员。二十六年，出仕内务省，无几，转陆军省。似岛检疫所之设也，所长儿玉源太郎、事务官长后藤新平二公，日夜励精，效果大扬，而立案骨子，皆系君译出焉。三十一年，儿玉公任台湾总督、后藤公为民政长官。君受其怂恿，创《台湾日日新报》，为其社长。拮据经营，大资台湾统治。居十余年，漫游欧米，视察其政教，所得不鲜。四十四年，以南满洲株式会社嘱，为满洲日日新闻社长。大正三年，改组织以巩社础。五年，辞职归京。君又覃思产业振兴，推为诸会社社长取缔役者数矣。十二年五月，新筑一洋馆于此地，四边皆田园，加以道路狭隘，交通甚不便。君及献私有地于官，率先垂范，以努其开发。昭和五年十二月十日获疾以殁，享年六十有五，法谥曰智行院文光拓绩亦堂居士。

君禀性谨厚，识趣明敏，尤笃友谊，好提撕后进，后进赖以成名者颇多。其处事真挚，至死不变，常以弘公益、开世务为己任，其功岂可没耶？

夫人须永氏，下野佐野人，其兄元君，以志士称。夫人天资贞淑，多内助功。去年丁纪元二千六百年，官举其式典，夫人有所感，与嗣子时郎君谋举邸宅赠目黑区，以显君遗志，因经区议会决受之，名曰守屋纪念馆，广供公用。今特制其铜像，立之庭园，并勒行履梗概，以谂后人云。

守屋图书馆有守屋善兵卫部分藏书，《台湾日日新报》即守屋旧藏。

在我去日本讲学之前，东京大学近藤邦康教授就将经群马高等专门学校阿川修三先生辛勤搜集和发现的章太炎在戊戌十月至次年五月间旅台论文一束复制寄赠。这次赴日，由近藤邦康教授亲自陪至明治文库阅读此报，又承阿川修三先生陪同前往守屋图书馆遍阅守屋藏书，得获全帙。由于章太炎旅台论文已在《历史论丛》第四辑发表（齐鲁书社1983年11月版），我也写有《章太炎在台湾》一文，见本书卷一，兹不赘言。

今将《台湾日日新报》中与戊戌变法史事有关者举要如下：

其一，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十月二十五日《台湾日日新报》第二版《清帝密谕二道》（日文版），谓：“今从友人处抄得康主事有为所奉密诏两道，乃洞明是事之源委，爰急刊布以告天下。”其中杨锐带出之朱笔密谕，末为“汝可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接着又命林旭带出朱笔密谕：“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同上第三版汉文版与此同。此为“密诏”刊发之较早者。第一诏“汝可与谭嗣同”等四卿“妥速密筹”，已有“诏示康有为”之意；第二诏“汝可迅速出外”，下无“求救”，知康有为最初露布，尚无“求救”云云，详拙撰《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

其二，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三日《台湾日日新报》第五版有《康氏答问》。系在香港与“西报访事人”讲话，较1898年9月7日《字林西报》（转录《中国邮报》）为略，文字亦有异同，姑录于下：

清国才士康有为在清虽为罪犯，而论万国公法之例，各国罪人，系为邦家谋事，遇倾轧而罹罪者，逃出外国，所至国人，必以其旧时在朝官职高下之礼待之，故此次康有为等内渡入我东京，我国之志士仁人，必善加保护于其间，以不失邻交之谊也。而在他国亦然。兹传康氏之在香港，有西报访事人与之会晤，亲承答问，所言清廷近事，颇足资殚闻洽见者，互证参稽，特附录之。其原文云：

“康有为潜逃出京，由申来港，迄今仍寓巡捕署内。二十一晚，某西报访事人与之会晤，询其出京时如何情景，康有为不谙西语，所有问答，俱借某洋行买办代为传述。有为答问之先，谓：‘我此行来港，蒙英国政府及英国人如此保护，实深感激。我于前数日所以不欲见客，因系闻说我弟在京被杀及皇上被刺之语，殊觉耿耿不安。我国太后平时固执己见，不欲将权交与皇上，即如建铁路、置兵船等事，实为当今急务，而国中筹得之款，太后多用以为修饰园囿等费，似此虚耗，深为可惜。当中日未战之前，李鸿章最为得用，迄战败后渐失宠眷，而恭忠亲王与荣禄由是得秉国钧，然所有政事，均由太后专权，弛张任意，有内侍名李元恩〔李莲英〕者，乃直隶省人，在宫中渥承恩宠，虽台辅亦难与比，并无论谋干何事，必须行贿于李元恩〔李莲英〕始能有济。各直省督抚等官，以纳贬〔贿〕而得者比比皆是，所以李元恩〔李莲英〕富甲天下，虽李鸿章亦弗能及。太后未归政之前，每召见诸王大臣，垂询国是，及归政后，悉听李元恩〔李莲英〕及内务府陈奏，以定从违。我于日前曾得瞻太后仪表，其身材修短得中，其容色黑黄，凤目高准，有威可畏，严厉之气，见于词色。偶一瞻望，即知为大有智慧之人也。前数年间，汪鸣銮及张伦〔长麟〕曾奏请将国中大权交还圣上，盖谓太后不过位列东宫，按照本朝家法，不能立为皇后也。此奏既入，汪、张〔长〕两人旋被黜革，圣上此时颇悟太后实非其母，而太后辄与圣上为博塞之戏，或令圣上强饮至醉，使不能整理万机，其居心概可知矣。近数年间，圣上意见每觉郁不乐。德人占据胶州之后，上心更为焦躁，曾面请太后交还全权，否则情愿退位。太后万不得已，乃限以时候，任其权理庶政，并云操纵一切，听上所为，而其存心殊不若是也。’”

“有为说至此，访事人谓‘太后之居心行事，尔何由知之尔，果得之目见耳闻，有可深信者乎？’有为答称：‘并非亲见亲闻，仅得之同僚传述耳。’访事又问：‘尔日前得蒙召见，系由谁人荐举？’答称：‘乃御史高燮曾所保荐。翁同龢及李端棻亦同荐剡〔？〕，欲请皇上立我为顾问官，后由皇上命我与总署商议维新诸务，因恭忠亲王与荣禄力拒，我之意见甚难就绪，我曾奏请改设十二官局，亦不能见诸施行。我中国所征税课，多由官吏中饱，即如南海一邑，每年地丁钱粮征银二十四万，其归公者只二万而已。我曾将所著之书二本进呈御览，以备取法：一言日本维新始末，一言俄国彼得事迹。上御仁寿殿召我入见，自黎明五点，殷勤垂问，历时两点钟之久。至五月间，准我自行奏事，此后则未有召见矣。张荫桓并非与我同党，亦非维新党人，然亦与我甚为相得。至于新党之被拿者，则皆新进之小臣也。’访事问：‘此次北京之变乱，究竟缘何而起？’有为答称：‘日前皇上忽将两尚书、四侍郎尽行罢黜，内有礼部尚书怀塔布，乃太后之懿戚，此事必早达慈听。加以李鸿章及敬信均于次日撤去总署差事，各员被黜后联班入见太后，恳求体察。并谓太后倘由皇上如此行政，则所有旧臣，必至尽遭削夺。既而各员又往天津，与荣禄筹商此事。荣禄乃太后素所宠眷，其足以动听，或由于此。又有人谣传，今上欲废太后，所以太后密嘱荣禄，必须先为下手，此系七月二十八、九日之事。初二日，曾有上谕，着我即往上海开办官报，勿再逗留都中。此时圣上明系着我速为逃避，因向来催促出都之谕旨，皆施之于边疆重臣，如我之末秩员，则未有此命也。初三日，又有密旨二道，言太后专揽朝政，圣躬将恐不保，着我设法救护等语。我奉旨后，即与同党筹商如何救驾。筹议既毕，我即往见美〔英〕牧师李察〔李提摩太〕，欲请李察〔李提摩太〕往见英国钦差。适值麦公使〔窦纳乐〕先已出都，我又亲谒美国钦差，适美钦差亦驻节西山，不获会晤。倘英公使在都与相见，必能弭此变端也。本月初三日，都中仍安谧如常。至初四日，始有友人谓我大难将至，遂于初五早四点钟由广东会馆逃出都门，所有行李概交我之兄弟代为看管。我出都后，乘火车直抵唐沽，欲向连升火船购买上等船位。伊等见我行李甚少，着买备船位，然后下船，不得已复回天津，在某客店权留一宿。有人教我将胡子剃去，我不从所说，惟有听天而已。次晨，往搭重庆轮船，只买平常客位。当未出都时，李察〔李提摩太〕愿留我暂驻。我因圣上业已降旨敦迫，所以不敢复留。我由天津至烟台，并未接有英使信息，当行抵吴淞时，英领事待我甚厚，即接过鸦士火船，各西人亦甚喜悦，想必李察〔李提摩太〕曾向英公使为我先容，是以有此优待也。’访事问‘尔现在此处将欲作何行止？’答称：‘圣上曾着我速往外国，设法保护圣躬。我现时意见，甚欲先往英国，以英国系普天下著名秉公之国，曾经两次救护土耳其，伤亡士卒二万余人，耗费帑藏，不知凡几。今者，中国圣上有急，想英国必能代为之谋。我在上海时，经面求英领事电致英外部大臣设法救我圣上，为英国计，必不靳此一举，以拯我中国君民，倘或英国力却不从，则俄国之西卑里亚铁路一经告成，必将中国隶入版图，而中国各省地方尽为俄有矣。我离都时，皇上圣躬无恙，良堪告慰。我之风尘奔走，非为贪图官爵起见，使致身通显，亦恐惹妒招尤，惟保全中国之心，则时刻不敢或忘，虽劳瘁有所不惜。前蒙圣上恩赏银二千两，如此旷典，乃从来所罕见，自当竭力图报。’云云。”

“此皆有为之言，照译登报，并无增减，尚有问答之词，因限于篇幅，俟下日再行译录。如以上所说，听其言，可以知其为人矣。”

十一月六日《台湾日日新报》续载《康氏答问》：

“以《德臣报》之访事人前日赴本港巡捕署，与康有为问答各节，经已译录，兹再述两报所未尽者。”

“康有为云：‘皇太后现有一子，年华方富，已封为晋亲王〔？〕，将必令其入承大统。’康又云：‘本年四月二十八早五点钟，皇上御仁寿殿，召我入见，奏对阅两点钟之久。其时正当俄人割取旅顺、大连湾之后，皇上垂询各事，甚为恳切。上此时宵旰忧劳，精神锐减，幸圣躬素本强健，故能日理万机。上眉目清秀，仪容修洁，鼻直而额圆，手长而指纤，且聪明天亶，与仁爱慈祥之念，一望可见。圣体之修短，适得中度，而其仪表之超越，无论满汉人，俱不能仿佛。是日，御平常冠服，而所御之衣，系绣有团龙者。初升殿时，由内监护卫，御黄幄，登宝座，蟠两足焉。既而屏退内侍，只系我在上前造膝敷陈。皇上频频注视堂帘，似恐有人探听也者。御前陈设长案，中置二蜡炬，正中布有毡毯，以备大臣拜跪，我只跪于一隅。至垂问已毕，始蒙叫起，所有问答，皆用清语。上谓我进呈之书，甚为有用，能闻〔开〕民智。我又将中国之积弱不振，经日前具折奏闻者再行陈奏。上谓我言甚是，此皆守旧诸臣之误朕等语。我言中国虽弱，及今挽回未迟，因将普法之战对上陈说。我谓法国所赔军饷，比之我国之赔偿日本为数尤巨，而且法国失地两省，中国仅失台湾，为时未几，法即悖然而兴，而中国则赔款割地，已阅三年，未见稍有振作，实难索解。皇上垂听至此，尤为留意。还问我可言其故否？我奏称法国挫败后，谆谕国中人民，务须尽除旧习，力行新政，冀得回所失之地。斯时法人同心戮力，上下如一，所以转机如是之捷。今者中国守旧诸臣，依然固执成法，不知变计，所以此三年内较之中日未战之前，更有江河日下之慨。我又言日本变政一事，其艰难数倍于中国，因日本亦多守旧之臣，比之中国旧臣，其权更重，惟赖日皇乾纲独断，择年力富强而具有才识之士，俾以政柄，又复派员出洋访求善法，以匡辅国政，故能收效神速耳。又言俄皇彼得如何变法，恳皇上以法、日、俄三国为程式，自可立著奇功。倘虑及人才不敷，则无妨借目异国，而借材之法，当先求之英国，次则美国。譬如欲成一衣，须有如许布帛，又须善为裁剪，欲营宫室，必先绘定图室，而后鸠工庀材，此乃不易之理。我所虑中国难于振兴者，以现时所行各政，诸多缺憾，既欲改变，而又如建宫室者，本绘图而失储物料，如制衣服者，尚布帛之未备，又遑论夫裁剪乎？今中国如一日久失修之屋，败坏已极，必至倾颓，非特急宜兴修，且须全行拆卸，再植其基，始能有济。若为旧习所蒙蔽，则终无见功之日矣。我国之旧臣，固属不习西法，亦不知西国之何以兴，即令其尽祛〔成〕见，改弦更张，亦断无成效可睹。譬如进缝纫之人而责以烹饪，以修容一事而属之舆台，未有能胜其任者。此等细事，皇上亦必慎选其人，量能任使。况事关家国之重，可以委曲迁就乎？上闻此说，谓现时太后秉权，不能将旧臣罢退，我国旧臣虽不能退，仍可使新进之贤才日在左右，借以赞襄密勿，如是亦获益不少。上谓朕素知旧臣不欲讲求西学，以维持中国，朕亦无如之何。我奏称诸臣事烦任重，又或精力已衰，虽欲舍旧图新，每虞有志未逮，其由科甲出身者，所学皆为无用。皇上欲兴中国，非先废八股、改制科断断不可，未晓能见诸施行否耳。上谓朕素知中国士人所学之无用，不若以经济取士，始能借济时艰。如尔所言，自当切实举行也。我又请派宗室人员出洋游历，以增见识。并言我意中所欲陈奏者，尚不止此，容异日再行入告。上谓中国臣工皆不及外国廷臣之善于兴事。我谓圣上曾将宝星颁赐李鸿章、张荫桓两人，是亦西国褒功之典，皇上何不降谕改行西法，使臣下不知所率循。上笑而不言。少顷，我即退出。’云云。”

其三，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五日《台湾日日新报》连登《游清纪语》，载伊藤博文、康有为谒谈情况，已辑附在拙撰《伊藤来华和戊戌政变》之后。

其四，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台湾日日新报》第五版有梁启超《致山本梅崖书》，已辑入《梁启超佚札辑存》内。

其五，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台湾日日新报》第三版“志士诗稿”，有康有为“何气葱葱郁郁哉”诗、梁启超《去国行》。又杨深秀《狱中诗》三首，误作谭嗣同诗。

其六，明治三十一年，当戊戌年，报中留存变法资料颇多，尤以政变后资料为可贵。如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四日《辨驳谤书》，先载“据传清国康有为寄书上海新闻报馆诽谤清宫内事”，继登梁鼎芬《辨驳书》。查梁书虽见刊录，而“据传”之康氏“寄书”，则未见露布[2]。同年十二月八日有《清国六士传》，录《谭嗣同传》[3]。明治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连载《康工部求救文》，末录光绪“密诏”；另于外务省档案中取得康氏《奉诏求救文》，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抄呈外务省者，与此正可勘复，当另文考核。同年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载梁启超在日本演说，此等资料，均与研究戊戌政变与康梁思想有关。

[1] 参《守屋善兵卫年谱》，见《守屋善兵卫追悼录》第241—248页，守屋善兵卫追悼录编纂事务所发行，非卖品，昭和十年（1935年）十二月十日发行。

[2] 《辨驳书》见《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收入《觉迷要录》。康有为《来书》，原载《新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已辑于拙撰《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之后。

[3] 按：即《亚东时报》第四册所载逸史氏《六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