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报》封禁前后，章太炎和孙中山发生矛盾，此后，又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闹派别纠纷，做了一些对革命不利的事。但是否可说章太炎已经背离同盟会宗旨，不主张革命了呢？也不能这么说。

章太炎和孙中山的矛盾形成，发端于1907年，是为了《民报》的经费和续刊问题引起的。孙中山离日前，得到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金一万五千元，他以二千元留为《民报》维持费，余款悉充军费，遭到章太炎的反对。当时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筹办军饷，需款孔殷，而《民报》经费确也困难。萍乡之役以后，“《民报》已不能输入内地，销数减半，印刷、房饭之费，不足自资”。章太炎所谓“入社则饔飧已绝，人迹不存，……持此残局，朝活文章，暮营悬费，复须酬对外宾，支柱警察，心力告瘁，寝食都忘”[17]，似属实情。黄侃说：章太炎这时“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阨如此，而德操弥厉”[18]，也非虚语。吴玉章回忆：“《民报》正遭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经费不继，章太炎等人几乎有断炊之虞。他派陶成章到南洋去募捐，也无结果，因南洋华侨与兴中会关系较深，而与光复会素少联系。因此章太炎骂孙中山先生不支持他办《民报》。其实孙中山先生这时到处搞武装起义都遭失败，也很困难。章的埋怨徒然暴露了同盟会内部派系之间的裂痕。看到这种情形，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既无过错，而章太炎也可以原谅。”[19]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在孙中山离日后、《民报》封禁前，章、孙矛盾已经存在了，章太炎的埋怨，暴露了内部派系之间的裂痕，但还可原谅。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还在主编《民报》，坚持出版，继续文字宣传，展开反清革命，“寝食都忘”“持此残局”，并没有向清政府妥协，也没有向帝国主义乞怜。特别是《民报》封禁时，章太炎责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揭露日、清勾结的阴谋，表示“不受权术笼络”，不变“革命宗旨”，“若以威吓利诱之故，而以《民报》之革命宗旨与满洲政府所赠利益交换，本编辑人兼发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20]。他还亲莅警厅，慷慨陈词，不怕坐牢，高呼“革命无罪”[21]。这种精神，也很难能。

然而，孙中山离开日本以后，“东京同盟会颇萧散”，真如“群龙无首”，刘揆一又“望浅，众意不属”。《民报》封禁，汪精卫续办，章太炎斥之为“伪《民报》”，作《伪民报检举状》，责备孙中山“背本忘约，见危不振”，甚至说是什么“怀挟巨资”“干没可知”，公开发表在《日华新报》上，并为新加坡保皇报《南洋总汇报》所转载，影响很坏。章太炎门户之见很深，没有顾全大局，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夕很大的错误。但在分析错误的形成和发展上，尚需考虑下述两点：

第一，续办《民报》的是汪精卫，章、孙矛盾的加深，和汪精卫的挑拨有关。1909年，陶成章自南洋回到东京，在《致铁仙、若愚书》中说：“东京总会名存实亡，号召不尽，全由一二小人诞妄无耻，每事失信，以至于此耳。弟初到之时，即与克强公商议，不料已先入精卫之言（先已有信云），而精卫亦即随之而至，以术饵克强，遂不由公议，而以《民报》授之，以精卫为编辑人，由秀光社秘密出版，托名巴黎发行。东京同人概未与闻，为易本羲兄所知，告之章太炎先生，太炎大怒，于是有传单之发。克强既不肯发布公启，弟往向之索回，不肯归还。太炎传单出后，克强屡使人恐吓之，谓有人欲称足下以破坏团体故也。”[22]《致亦逵、柱中书》也说：“克公之言，弟未敢妄议其是非，唯精卫之欺妄，弟已亲受之矣。”[23]指出汪精卫在黄兴处的挑拨、“欺妄”。黄兴在《致孙中山书》中也谈到续办《民报》“与精卫等商量”[24]；在《为陶成章等诬谤孙中山事致巴黎〈新世纪〉书》又谓，“请精卫君来东任其编辑”，“前已由精卫君将情形函达贵社”[25]。知汪精卫“以术饵克强”，挑拨孙、章，增加裂痕；《民报》交给汪精卫续办，复“不由公议”，章太炎事前也不知悉，引起不满。汪精卫是在章、孙矛盾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第二，续办的《民报》，托名“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为总发行所”，实则仍在日本秘密印刷，托名地点即《新世纪》发行所。《新世纪》为吴敬恒主编，吴又向为章太炎所鄙视，《复吴敬恒书》《再复吴敬恒书》就是揭露吴敬恒向敌人“献策”的。吴敬恒借《民报》封禁对章大肆攻击，章也益为不满。

《民报》续办前后，《新世纪》对章太炎的抨击是多方面的，例如，1909年6月出版的《新世纪》一○二、一○三号，对章氏《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连续批判。10月16日出版的《新世纪》一一四号“本社广告”，谓《民报》第二十五期起，“将以本社为主要之发行所”，“其人皆由我国大撰述家所论述，其价值久著海内，无烦缕告”。注云：“此非指国粹而言，文章当随时进化，同为天演界中之一端，岂有专求于昔人之古训词格，可尽文章之能事者，故好古之陋儒，拘墟于经典而为文，无异侈言商周之明堂、太室，用以研究新世界之建筑术也。”注中“国粹”云云，系讥章氏。12月18日出版的《新世纪》一一六号“本社广告”：“《民报》第二十五号已竟告成，由汪君精卫一手所编辑，汉民、民意诸君皆有述作，章太炎氏因未经参与，忽发简欢之牢骚，妄肆诋諆，骂为伪《民报》。东方党人皆不直章君之所为，群起攻斥，因此一段故事，续刊之《民报》一时愈为党界所欢迎”。“《民报》续刊，汪精卫君作总编辑，而章太炎君不悦。……实为新奇之竞争”。吴敬恒利用《民报》续刊和孙、章矛盾，从中挑煽，以发私愤，章太炎对此自然不能容忍。

章太炎攻击孙中山，当然不好；汪精卫、吴敬恒的挑煽，也因章太炎本身有弱点，有隙可乘。孙中山所说：“陶（成章）之志犹在巨款不得，乃行反噬；而章之欲则不过在数千不得，乃以罪人。陶乃以同盟会为中国，而章则以《民报》社为中国，以《民报》之编辑为彼一人万世一系之帝统，故供应不周，则为莫大之罪。《民报》复刊，不以彼为编辑，则为伪《民报》。”[26]还只视为内部纠纷。即续刊的《民报》，在第二十六号所载“本社谨白”，分析章太炎所以发布《伪民报检举状》的原因，也说是“好信谗言”，以“章君夙反对《新世纪》报……今兹闻《新世纪》诸君兼任《民报》发行、印刷之事，故断然反对”，没有说章太炎已经走向革命的反面。

问题是《新世纪》刊登了章太炎写给刘师培、何震的信，说是章太炎和端方有关系，“万金出卖一革命，至为便宜”；1910年，章太炎又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造成分裂。这两件大事，却是剖析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夕政治态度的大事，不可不论。

关于章太炎写给刘师培、何震的信，未曾看到原件照片，不能断定其中有无篡改，但从信中内容来看，所说“欲出家”、赴印度缺款等等，与章太炎行事相合。至于何震的注则不可靠，因为何震绝不会接到章信即行加注，而必定是投敌自首后所加，夸增缘饰，自所必然。这五封信的真伪和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杨天石等同志已有专文剖析[27]，这里不拟赘述。只是就信中所谓“欲出家”、赴印度和向清吏借款事，是否可以判定章太炎已经背叛革命？我认为也是不能，理由如下。

第一，五封信写于1907年11月至1908年1月间，而在此以后，章太炎仍在《民报》撰文。《民报》第十九号，刊于1908年2月25日，自此至第二十四号，章氏都有文章。试举两文为例，《排满平议》刊于6月10日出版的第二十一号，文曰：“吾侪所执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洲所窃据，人所共知，不烦别为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今之所排，既在满洲政府，虽诛夷汉吏，亦以其为满洲政府所用而诛夷之，非泛以其为吏而诛夷之，是故诛夷汉吏，亦不出排满之域也”。指出“今之所排”在“满洲政府”。《革命军约法问答》刊于7月10日出版的第二十二号，文曰：“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事实证明，章太炎没有忘怀革命。

第二，章太炎确曾想到印度出家，没有旅费，向清吏借款，是一大污渍。即便如此，也尚未投敌。陶成章在《致柱中、若愚书》说：“太炎作和尚之意实有，至侦探，断断无之。彼居东京，每日讲学，所出入者止学堂，何有官场特派员，昭昭在人耳目，诬妄太炎先生无益也。”即后来发现的刘师培自白书也只说：“倘明公（指端方）赦其既往之愆，开以自新之路，助以薄款，按月支给，则国学得一保存之人，而革命党亦失一绩学工文之士。以彼苦身励行，重于言诺，往印以后，决不至于有负于明公。”[28]没有讲章太炎“得款”后投到端方门下。况且，章太炎即使到了印度，也断不会到印度去帮助清朝，只是使“革命党中亦失一绩学工文之士”。章太炎思想上一度“消极遁世”，行动上却未公开投敌。

至于重组光复会，是否意味章太炎“背叛同盟”呢？我认为关键还要看光复会当时的主要斗争锋芒是什么，是清政府还是同盟会？当光复会加入同盟会后，光复会中徐锡麟“志在光复而鄙逸仙为人”，陶成章“亦不熹逸仙”，李燮和“亡命爪哇”，陶、李深结，“遂与逸仙分势”，裂痕日深，终致重组光复会，和同盟会在南洋争夺势力。但他们还是“鼓吹革命”[29]。陶成章在光复会成立后写给谭人凤的信谓，“必不汲汲扩张，以教育为进取，察学生之有志者联络之，如是而已。又一面经营商业云”和“办暗杀事宜，以振动华侨”，对孙中山的“地方起兵”则示不满，陶成章还主张“将太炎公改为教育会会长方为合宜，盖彼之能力在此不在彼，若久用违其长，又难持久矣”[30]。在革命策略上，不满于孙中山的侧重华南武装斗争；在南洋活动上，“不受同盟会本部节制”。“使同盟分势”当然不好，但光复会反的还是清政府，还是以反清“光复”相号召，它没有暌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同盟誓言。

章太炎、陶成章对孙中山、黄兴发动攻击，闹到重组会党，是不惬人望的。但在实际行动中，他们还是展开反清斗争；不久，他们对这一段纠纷公案，也认为“不必攻击”。陶成章稍后提出：“孙文以后不必攻击，弟意亦然。而弟之意，即意见不同，宗旨不合者，辩正可也，不辩正亦可也，再不可如前者之《中兴报》，日从事于谩骂，不成日报体裁。即个人私德有缺陷者，亦不可多加攻击。盖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多所取怨，于所办之目的宗旨上，毫无所裨益。”[31]把光复会和孙中山同盟会的争论，只看作“意见不同，宗旨不合”，视为内部问题。后来，同盟会在筹划广州黄花岗之役时，光复会即曾“合力筹款”[32]。武昌起义后，章太炎致书孙中山：“同盟之好，未之敢忘。”[33]又追述光复会历史：“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最后同盟会行及岭表，外暨南洋；光复会亦继续前迹，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仆以下材，同人谓是故旧，举为会长，遥作依归，素不习南州风俗，惟知自守礼教而已。”[34]他和孙中山之间，还只能说是内部派别纠纷。我们不能张目于个人的攻击，把章、孙矛盾扩大化；不能把同盟会内部的冲突看作章太炎已经“背叛同盟”；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说是章太炎那时已经不革命甚至反对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