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反对“以一党组织政府”[35]，并和一些立宪党人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这些言行有他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那么，是否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夕，早和立宪党人沆瀣一气了呢？也不是的。

武昌起义前夕，章太炎写了《诛政党》，发表在槟榔屿《光华日报》上，以为“朋党之兴，必在季世”，“天下之至猥贱，莫如政客”。中国政党“非妄则夸”，并“校第品藻”，“发愤笔而诛之”，恰恰“诛”的是立宪党人。由于这篇文章，《章氏丛书》刊落，流传绝少，未曾为人注意，有必要引录说明。

章太炎认为当世党人“观其言行，相其文质”，略得七类：

第二类是“不争于朝，而争于市”。“既好货殖”，“家既不訾，乃求比封君而抗礼王侯，束帛之币，以赂贵臣，则膺显秩而备顾问，复大结朋党，将隐操政权以便其私”。指的是地主、官僚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一些立宪分子。1908年6月间，广东士绅代表入京呈递国会请愿书，康有为的“中华帝国宪政会”也联合华侨中的立宪分子，以海外二百余埠华侨的名义上书要求开国会，实行立宪。康、梁等更谋贿赂肃亲王，拉拢良弼等满洲贵族为自己使用，“束帛之币，以赂贵臣”指此。章太炎斥为“选举徒有空名，民生日即艰苦，王室倾而政出富民”。

第三类是“心醉利禄，一变而谈保皇，宗国幅裂，民生多艰，置夏民而为引弓者谋生计，陈义纵高，权衡已丧，将以媚大长，则尤无耻矣。不辇金于朝贵而要藩镇，与一二党徒，激扬名声，以动听闻，大命一至，若恐弗及”。“高谈佛理，竞在欺世”，“至于告密藩镇，大者钩党，杀多士，贼烈女，以快其私”。指的是蒋智由。蒋曾学过佛典，“杀多士，贼烈女”，指“秋瑾案”告密事[38]。蒋智由和梁启超等组织推动立宪运动的政闻社，章氏曾与之斗争。本文斥之为“热中利禄，无由得进，大结党徒，闻政主上”。

第四类是“少游学于欧洲，见其车马宫室衣裳之好，甚于汉土，遂至鄙夷宗邦，等视戎夏”。“上者学文桐城，粗通小学，能译欧西先哲之书，而节凑未离帖括，其理虽至浅薄，务为华妙之辞以欺人，近且倡言功利，哗世取宠，徒说者信之，号为博通中外之大儒。”指的是严复。严复翻译甄克思（E.Jenks）《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 ），比附其说，谓“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断言民族主义不足以救中国，实质上是反对革命，为清政府辩护，立宪党人又予渲染，章太炎曾撰《社会通诠商兑》以驳之。本文又说，“下者以六籍之文为诬，而信大秦之教，既奉天生〔主〕圣母矣”，“而乃连结身犯重案之人，以成良莠不齐之党”。指的是马良。马良任政闻社总务员，发表《就任演说》等鼓吹立宪之作，章氏曾撰《驳神我宪政说》《马良请速开国会》等文批驳。本文指斥这一类是，“一则服事豪帅以致科第，且得议郎；一则专树朋徒以耀声誉，而求富贵。进无补于国计，退无迹于简编”。

第五类是“习闻苟偷法政者之言，以为国会可以致富强而便驰骋，于是以请开国会之名，号召党徒”。“既游京师”，“行必厚赆”，“而乃凭依权豪，附托显贵”，遂使“识者掩口，海内嗟叹”。指的是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请速开国会，马良复致宪政编查馆“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以及梁启超派他的密友徐佛苏去北京活动。1910年春，徐佛苏在北京参加了请愿代表团，和当时的请愿代表汤化龙、孙洪伊、林长民等发生联系，开展“国会请愿运动”。章太炎指斥这一类是以“请开国会”为“起富之道”，“是可谓党人之黠者，非真为国家”，“何无耻至于斯也”。

第六类是“既入资政之院，品核公卿，裁量宰辅，讥刺内宠，讪谤朝政，一言才出，直声闻于天下，贵臣动容，黎庶色喜”。“执政病其害己，稍羁縻之，亦帖然以就范围”，等到“爵秩既赐，谤声随衰，贵游一言，则稽首以拜大命，王公一怒，则征营不知死所。甚乃承受意旨，膏唇拭舌，甘祸生民，以效忠政府”。以致“开院一稔，四海困穷，而政府之暴滋甚”。指的是资政员和各省咨议局员。章氏斥为“非权贵适足以要权贵，谤政府适所以求政府”。

第七类是“昵迩豪帅，**贵臣，伺候奔走，不惶起处”。“近年朝野竞谈立宪，新党亦稍稍复出”，“观其建铁路于乡里，至言好货者必称其名，贪饕可以想见”。至于“夺齐民之业，借强国之债，逢迎当涂，以得大郡者，其罪更浮于为师傅者矣”。指的是江浙的张謇、汤寿潜以及争粤汉、京汉铁路权利的湘、川、闽、粤士绅，章太炎斥之为“有党若此，速中国之亡而已”。

章太炎认为这七类，虽则“操术各异，而兢名死利，则同为民蠹，又一丘之貉也”。事实上，这七类都是立宪派，跟随革命形势的发展，立宪派的立宪请愿活动也就越益频繁。章太炎在立宪声浪喧嚣一时之际，在海外华侨聚集、立宪保皇分子一度盘踞之所，发表了《诛政党》，把他们的面貌一一揭露。他没有和立宪分子沆瀣一气，而是和他们展开了斗争。

这时，武装起义时机成熟，清朝统治面临崩溃，章太炎指斥立宪派，却不谈武装革命，说什么“赫然振作，以恢九服”之后，各政党“内审齐民之情，外察宇内之势，调和斟酌，以成政事而利国家，不亦休乎？”反映了他政治上的彷徨和对群众斗争的不信赖。以致武昌起义胜利，章氏返国后，就和立宪分子一起搞他本来“诛”过的政党活动。但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夕，还是反击立宪的，《诛政党》也不失为一篇抨击立宪分子的革命文献。

1907年至1908年，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光复会也在浙江、安徽发动两次起义。连续不断的武装起义，大为振奋人心，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但起义的失败，使同盟会的力量受到挫折，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和涣散也明显加深。等到1910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一些领导人中间还出现过悲观失望的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39]。一些革命党人丧失信心，不愿从事艰苦工作，企图组织暗杀团体，进行个人恐怖活动；有的还散布不满孙中山的言论，另组团体。这是当时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反映的一个侧面，也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的革命机构也只是一个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政治联盟。章太炎在这一时期，和同盟会闹矛盾，重组光复会，政治论文显见减少，革命意志较以前衰退，他还做了一些对革命事业不利的事。对此，必须正确指出，恰当批判。

然而，也应该看到，辛亥革命前夕，章太炎反清革命的大方向还是没有变。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争论，也只能说是革命派内部的派别纠纷。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求全责备，而应充分占有材料，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

原载《辛亥革史丛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1] 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制言》第二十五期。

[2] 《朱希祖日记》，稿本，北京图书馆藏。

[3] 见《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

[4] 章太炎：《与孙仲容书》，见浙江图书馆：《追悼章太炎先生特刊》，《制言》第三十期，有手迹摄片。

[5] 两书均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

[6] 《太炎集》，章太炎于1908年手订，抄本，系年编录，北京图书馆藏。

[7]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8]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宣统二年庚戌，四十三岁”。

[9]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

[10] 《朱希祖日记》，“1908年9月12日”。

[11] 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

[12]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

[13] 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原载《神州丛报》一卷一期，后载《制言》第三十一期。

[14]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油印稿，陶本生先生旧藏。

[15] 冯自由：《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逸史》第五集。

[16] 章太炎：《与邓实书》，《太炎文录》卷二。

[17] 章太炎：《伪民报检举状》。

[18] 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

[19]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2页。

[20] 章太炎：《为民报封禁事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书》二，见巴黎《新世纪》第79号，1908年12月26日出版。

[21] 张庸：《章太炎先生答问》，见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58页。

[22] 手迹，原件无月日，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藏。

[23] 手迹，原件无月日，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藏。

[24] 黄兴：《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书》，《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16-117页，1973年10月增订本。

[25] 黄兴：《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书》，《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18页。

[26] 孙中山：《致吴稚晖书》，见胡汉民：《总理全集》第四集《遗墨》第66-67页。

[27] 《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28] 《建国月刊》十二卷第四期。

[29]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状》。

[30] 陶成章：《致石哥书》，1910年，无月日，手迹。石哥即谭石屏，谭人凤。

[31] 陶成章：《致福哥书》，1910年11月5日，手迹。

[32] 冯自由：《华侨革命史》第95页。

[33] 章太炎：《复孙中山书》，1912年1月，《大中华》二卷十二期。

[34] 章太炎：《致临时大总统书》，《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28日。

[35] 《章炳麟之消弭党见》，天津《大公报》1911年12月12日。

[36] 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10月26、28、31日，撰述则在武昌起义前。

[37] 《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国风报》第一年第九期，宣统二年四月初一日出版。

[38] 章太炎：《复蒋智由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448-452页。

[39]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