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章太炎在东京讲学，讲的是《说文》《庄子》《楚辞》《广雅》《尔雅》，“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1]，主要是“文字音韵之学”。与此同时，他又写成大量学术著作，《新方言》《国故论衡》《刘子政左氏说》《庄子解诂》《小学答问》《齐物论释》《文始》等书陆续刊行。这些专著，种类繁赜，字数众多，在语文、历史、哲学方面，均有创获，对近代学术产生很大影响。而1909年以后，他的政治论文却相对地减少了。

章太炎的正式讲学，据《朱希祖日记》[2]所载，自1908年4月4日开始，亦即《民报》第十九期出版以后，这时，他主持《民报》，《排满平议》《驳神我察政说》《革命军约法问答》等宣传反清革命、揭露立宪党人丑态的文篇，都是讲学以后所发，“匡扶光复”，应无疑义。问题是这些专著都完成在10月10日《民报》被封禁以后，也是章太炎和同盟会发生摩擦之时。那么，退处讲学，是否意味着他已“埋首书斋”“潜心学术？”是否意味着他已脱离革命？这就值得探讨。我认为章太炎的衰退迹象虽渐呈现，但还不能说他已经“埋首书斋”、脱离革命。

首先，这些专著虽则刊于《民报》封禁以后，实际早已属草，有的且有成稿，并不都是10月10日以后“埋首书斋”所作。如《新方言》，是1909年8月印于日本东京，1910年又加“修治”，再出“定本”的。而他起草此书却在1906年，即出狱东渡，主持《民报》不久，《丙午与刘光汉书》说，“若能精如扬子，辑为一书，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矣”[3]，即指《新方言》而言。此信写于丙午，即1906年。次年，章氏将“近作《新方言》一卷”，寄送孙诒让“就正”[4]，接着，《国粹学报》开始刊载。丁未年第十二号章氏《与人论国粹学书》称：“《新方言》亦著录讫，自谓精审”。《再与人论国粹学书》又称：“即吾作《新方言》亦尚费岁余考索。”[5]可知《新方言》撰于1906年，成于1908年。《民报》第二十一号附有《博征海内方言告白》：“仆前撰《新方言》一册，略得三百七十余条，近复展转钩考，又发现百余事。”再加修订，到1909年印出。知《新方言》不是《民报》封禁后再写。

《国故论衡》，1910年初版，其中好多篇目，早在《国粹学报》登过。如《语言缘起说》，载丙午年第十二、十三号；《古今音损益说》《一字重音说》，载戊申年第七号，而章氏自编的《太炎集》则系为“丙午”文[6]；《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载戊申年第五号，《古双声说》载同年第六号，《太炎集》均系为“丁未文”；《原经》载己酉年第十号，而《太炎集》系为“戊申文”。它不全是《民报》封禁后所作。

《刘子政左氏说》，1908年由《国粹学报》连载刊完。查章氏《与人论国粹学书》称：“今次得《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此信载《国粹学报》丁未年第十二号，知1907年即已完稿。

《庄子解诂》，1909至1910年由《国粹学报》刊完，自称，“会与诸生讲习旧文，即以己意发正百数十事，亦或杂采诸录”，是他在东京讲学时所撰。据《朱希祖日记》，讲授《庄子》凡六次，1908年8月5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民报》封禁则在10月。

《小学答问》，1909年由钱玄同写刻，1911年出书，章氏自称系“亡命东京”，钱夏（玄同）、黄侃等“相聚讲学”而成。据《朱希祖日记》，讲授《说文》凡二十七次，1908年4月4日开始，8月5日结束，中间兼讲音韵。9月27日，又讲《说文》一次，也在《民报》封禁以前。

《齐物论释》，1910年“修治”，而撰写则始于1908年讲授《庄子》之时。

《文始》，1910年成书，在《学林》连载，据章氏《自述学术次第》[7]，撰写时间应与《新方言》相近。

由上可知，这些学术专著，“修治”、刊出确在《民报》封禁以后，而撰述却早，大都是章太炎初抵日本、主持《民报》时即已属草，且系历年治学积累，决非短短二三年所克遽就。当然，“修治”定稿，要花费很大精力，“提奖光复，未尝废学”[8]，政治活动的时间减少了。但他在主持《民报》时“未尝废学”，《民报》封禁后也仍“提奖光复”，不能说他学术著作多了，就已脱离革命。

其次，这些著作，属于音韵训诂的“朴学”，而字里行间，仍不乏“提奖光复”之词。如《国故论衡》的《原经》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讫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猾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务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坠，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纲维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诗》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渗透着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与反清斗争有关。当然，其中含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章太炎“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高妙的幻想”，但“提奖光复”，还是不渝。又如《齐物论释》，章氏后来追叙写作源由说：“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9]也不是不注意“政治社会”的单纯学术著作。

这些著作，又多和章太炎的东京讲学有关，《民报》封禁后，他仍讲学不辍，讲的确系古籍，确系训诂音韵，但他也讲过历史研究法[10]。“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11]，不会不接触时事。鲁迅回忆：“前去听讲也在这个时候，但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12]黄侃也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国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13]章太炎并没有忘记“兵革”，他的学生也认为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再次，章太炎在《民报》封禁后二三年间，学术著作陆续出版，政治论文是相对地减少了，但并不是没有；只是有些文篇，没有辑入手定的《章氏丛书》，有的文篇虽然辑入，又未标明写作时间或经删削，以致被人忽视。这里试举数例：

1910年3月10日，章太炎主办的《教育今语杂志》在东京创刊，作为光复会的“通讯机关”[14]。重组光复会，使“同盟分势”，章太炎不能辞其咎，但当时他的斗争锋芒，还是针对清政府，这一点下文还将申述。即从《教育今语杂志》四册来说，署的是“共和纪元二千七百五十一年”，不是“清帝纪元”，而是明标“共和”。《缘起》说：“真爱祖国而愿学者，盖有乐乎此也。”叫人要“爱祖国”，爱“中夏”，除“外祸”，“辟邪辞”（第一册）。它又以“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演以浅显之语言”，用的是白话文。章太炎在该刊发表的演说和文章有七篇，即《中国文化之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见第一册，《常识与教育》《论经的大意》见第二册，《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论诸子的大概》见第三册，《庚戌会演说录》《论文字的通借》见第四册。都是用章氏后来反对的白话文。这些文篇，不如《民报》的“针锋相对”，也夹杂不少封建糟粕，然而，忧国反帝之词，仍溢于言表，如《中国文化之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说是“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明显指斥康有为、梁启超等宣传保皇、主张立宪的鬼话，而要从历史中激起“爱国爱种的心”。《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对“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录”的盲目崇外，以至“说别国的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的”牵强附会加以批评，和当时政治仍有关联。

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的《学林》两辑，也有诋击儒家今文学派和程朱宋学的文篇，如《信史》谓“儒家好今文者”以为，“玄圣没矣，其意托之经，经不尽，故著微言于纬”。章氏指出纬书不可信，不能“信神教之款言”。对康有为等宣扬的三统循环论也进行了批判。《程师》借批判廖平以批判康有为的“自拟仲尼”。《思乡愿》对当时士子迷恋程朱，“敷释《论语》，依附《集注》”，认为“不足化民”。《释戴》对戴震在文化高压政策下，“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为“具知民生隐曲”。这种对康有为等利用今文鼓吹保皇立宪的揭露，以及对踞于堂庙的程朱信徒的指摘，都起过一定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章太炎还写了《诛政党》，对立宪党人口诛笔伐，刊登在立宪党活动的槟榔屿《光华日报》上（详后）。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东京，“满洲留日学生”“有主张向日本借兵”时，他又作书正告：“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遣，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15]。申明反清“民族革命”，在于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并对革命以后建立“共和政体”表示向往。

最后，还应指出，这时章太炎的政治论文确渐减少，革命意志较前衰退，1908年，他着手编辑《太炎集》，所录以学术论文为多。关于论文的选定标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是这样讲的：“以仆之文辞，为雅俗所知者，盖论事数首而已，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向作《訄书》，文实闳雅，箧中所藏，视此者亦数十首，盖博而有约，文不奄质，以是为文章职墨，流俗或未之好也。”[16]“论事数首”，指的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及发表在《民报》《复报》等报刊上的战斗作品，章氏以为“无当于文苑”。这些“雅俗共知”，起了重大政治影响的“论事数首”，章氏反以为“浅露”，而佶屈聱牙、索解为难的，却以为可入“文苑”。以往章太炎在中外反动派的严密监视下，用比较隐讳深奥的文字阐述反清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章太炎在辛亥前夕，追求“流俗或未之好”的所谓“传世”之文，写作不再是为了当前的战斗，而想留入今后的“文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退。不过，上述学术著作构思很早，东京讲学“提奖光复”，武昌起义“重申反清的事实”，也不容不顾。因此，章太炎在《民报》封禁以后“潜心学术”的衰退迹象虽渐呈现，但还不能单从学术专著的刊布说他已经“埋首书斋”、脱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