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发表后,续见日本石母田正《续历史与民族之发现》、竹内善朔《本世纪初日中两国革命运动的交流》和泷泽诚《权藤成卿》,都谈到亚洲和亲会,今补录如下:
据石母田正《续历史与民族之发现》,亚洲和亲会的正式成立,是在七月二十日左近,他说:
明治四十年(1907年)七月二十日,英国工党领袖哈第(Keir Hardie)来到日本。由日本社会党片山潜、田添铁二等人发起,在锦辉馆举行了欢迎会。在这以前,幸德秋水在中国革命家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上作了讲演。恰值此时,世界各国的革命领袖就国际协作问题交换了意见,由中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安南的领导人在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
这个亚洲和亲会是由张继、刘光汉等中国革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讲习会的会员们发起的,有日本的金曜讲习会派即“直接行动派”的革命家幸德秋水、大杉荣、山川均等人参加,在青山的印度会馆举行了第一次集会,各民族出席的有安南、印度、中国的同志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
第二次集会是在九段唯一神教的教堂举行的,有中国、日本、印度、安南、菲律宾等国的同志参加。但这次会议上,大杉荣鼓吹了非军备主义。
中国革命家参加这个亚洲和亲会的,除张继、刘光汉之外,还有胡汉民、宋教仁、马宗豫、章炳麟等人,但其主办人则是张继和刘光汉。
当时,朝鲜人表示,如有日本人出席,他们就不参加,结果没有加入。虽说是革命家的集会,对日本人也是心怀疑忌的。朝鲜人对日本的反感竟至如此之甚。
笔者于1940年5月访问土佐和中村镇时,亚洲和亲会的《约章》尚有保存,因此推想幸德秋水当年可能与这个组织有关,后经竹内善朔氏谈话证明,事实确是如此。
这个亚洲和亲会原是亚洲各民族革命家相互聚会、交往、互通声气的亚洲各民族的民主友爱团体。但其中潜在着一种反抗帝国主义的思想,所以日本的田添铁二一派没有参加;而幸德秋水则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倡导下,同安南、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相互友好往还,这是一件颇具特色的事情。
文中提到的竹内善朔,在1948年应东京中国研究所的邀请而做的一次回忆演讲,专门谈到《亚洲和亲会》及其《约章》。他说:
亚洲和亲会虽自明治四十年夏季以后即已召集过几次集会,但由章炳麟起草的宣言书却到同年秋季方始发表。该会原在张继、刘光汉的积极倡导下筹建起来,却把章炳麟推于上位,以章炳麟的名义发表了宣言书。宣言书用中、英两种文字分表里两面印成,中文定名为《亚洲和亲会约章》,英文定名为The Asiatic Humanitarlan Brotherhood。这表明了该会的主张:以完成亚洲各国的革命为主旨,进而结成亚洲各国的联合。这个会是以中国革命党为中心,并事先和印度的同志协商后发起的。其成员,如《约章》所述,包括了中国、印度、越南、菲律宾、缅甸、马来亚、朝鲜和日本等国的革命党人。《约章》的内容,恰如“百余年顷,欧人东渐,亚洲之势日微”一语所示,慷慨悲愤,力陈团结的必要,号召排除帝国主义,谋求民族独立,要求邻邦互助,呼吁亚洲各国之中,如某一国发生革命,其他会友就要根据具体情况予以援助。这样,和亲会一语就有了千钧的分量。英文稿是由印度同志起草的,其宗旨与中文稿相同;只是发表的形式和词句稍有差异。据我所知,朝鲜同志当时没有参加,这是因为他们有个前提,即日本人如果出席,他们就不出席。这一段话是我在第二次集会上听中国同志说的。
《约章》是用上等纸张印刷的,用了大约上百斤纸。纸幅的大小为横五十四公分,纵二十一公分;即宽约一尺四寸二分多,长约五寸五分左右,然后横叠七折,构成细长形状,最后分发出去。纸的表里两面分别印上中文和英文。折叠的方法,乍看起来好像是以中文为主的样子,其实是为了使英文读来方便,而将它印在一张纸上。表里均叠成七页,各有一页印上《约章》名称,其余的地方,英文印成四页,中文则印成五页(下附《约章》,略)。
这次聚会的确切日期,我已记不清了。但第一次聚会的地点确是在青山的印度会馆。当时我正担任外国语学校的讲师。推测那里有一个人可能是英文约章的执笔者。我们称他为D先生。这位D先生是个领袖的人,他和六七位印度人同住在这里,因而在这里召集了首次聚会。记得日本方面出席首次聚会的有堺利彦、山川均、守田有秋等人。幸德秋水并没有出席这次聚会。第二次聚会是在九段下的唯一神教教会(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即由真名板桥前行,再绕过饭田桥,从右侧拐角数处,第二家或第三家即是。这个教会是由赤司繁太郎担任牧师,因此在这里举行了第二次聚会。出席这次聚会的日本人有堺利彦、森近运平、大杉荣和我。会场就是由我出面联系的。第一次聚会时仅有中国同志、印度同志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参加;第二次聚会,则增加了越南革命党人和一两个菲律宾同志。与会的越南革命党人中,有一人是越南王的叔辈,其余的是四五名青年。他们都是装扮成中国人前来日本留学的,不幸的是朝鲜同志没有一个到会。在这次集会上,大杉荣依旧鼓吹反对军国主义。……这个亚洲和亲会的聚会,不幸因张继在第二年即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二月离开日本、亡命法国而受到挫折,致使联合亚洲各国革命党人共同奋斗的尝试未能成功。
两份材料对研究亚洲和亲会的集会、组织情况,具有参考价值,石母田正以为亚洲和亲会的集会在七月二十日左近,在锦辉馆开;竹内善朔则谓第一次集会时间“已记不清了”,“地点确是在青山的印度会馆”。疑筹议在先,陶冶公所藏《亚洲和亲会约章》,第一行即为“公元1907年4月,成立于日本之东京”。发起起草应为四月。竹内善朔以为系张继、刘师培发起,“却把章炳麟推于上位,以章炳麟名义发表了宣言书”。查亚洲和亲会是由处于半殖民地、殖民地地位的被侵略国家所组成,因此,凡属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各国,如越南、缅甸、菲律宾、朝鲜等均可入会,而“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可知,它是为争取亚洲民族解放、各“复其故国”的革命组织。《宣言》出自章太炎手笔,章氏应参加筹议,不是一般的把他“推于上位”。
上揭石母田正《续历史与民族之发现》,东京1969年版,见第十章第191-203页;竹内善朔《本世纪初日中两国革命运动的交流》,载日本《中国研究》季刊第五号第74-95页。两文由李士苓、曲直译,译文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二辑。
泷泽诚《权藤成卿》载,章氏与武田范之间的一次谈话中曾说:“我所希望的是在亚洲各国凡有政府者同时革命,被征服者同时独立。宫崎君(滔天)说中国革命一旦成功,日本也将带来变化。但我以为日本革命并非当务之急。我很希望让安南、印度、缅甸等地,从现在的悲惨境地中解脱出来。”并录于此,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