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和亲会以“反抗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为宗旨。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推我赤心，救彼同病”，注意“互相扶助”，“独立自由”。并且积极鼓吹，展开活动，振聋发聩，颇具影响。

但是，它也存有一定局限：

在民族独立问题上，他们对已经沦为殖民地的国家挣脱帝国主义束缚，争取民族解放，是有所认识的；但对为帝国主义卵翼的半殖民地国家，却又估计不足。例如，章太炎尽管说，“就政治社会言之，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又以为“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20]。在《约章》的“义务”中也说：“亚洲诸国，或为外人侵食之鱼肉，或为异族支配之佣奴，其陵夷悲惨已甚”，分为“外人”“异族”两类，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有时缴绕，以致对“复其故国”以后怎样办，则感彷徨。章太炎就说：“吾侪所志，在光复宗国而已。光复者，义所任、情所迫也。光复以后，复设共和政府，则不得已而为之也，非义所任、情所迫也。”[21]认识模糊，不可能把“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更不可能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在组织方式上，认为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说是“支那、印度既独立，相与为神圣同盟，而后亚洲殆少事矣”。又说“联合之道，宜以两国文化相互灌输”[22]，也就是《约章》中所说：“用振我婆罗门、乔答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他们拿不出新的思想武器，企图从旧有的“宗教”“国粹”中汲取力量，并视为“最紧要的”。拿章太炎的话来说：“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也只能限于“高妙的幻想”。

亚洲和亲会的成员，也是情况复杂，组织涣散，钵逻罕不久赴中国，保什又至美国；刘师培、何震夫妇正在宣扬无政府主义，旋即沦为端方密探。章太炎呢？在宣传、组织方面是起过作用的；但就在亚洲和亲会成立前一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在离日前得到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金一万五千元，以二千元留为《民报》经费，余款悉充军费，遭到章太炎的非议，和同盟会产生裂痕。同年，章太炎又有“南入印度之意”[23]，以为“我亚洲语言文字，汉文而外，梵文及亚拉伯文最为成就，而梵文尤微妙，若得输入域中，非徒佛法之幸，即于亚洲和亲之局，亦多关系。望师一意事此，斯为至幸”[24]。还是注意“两国文化相互灌输”，以“关系”“亚洲和亲之局”，还是想用“宗教”“国粹”提倡尽族主义。这样，就使亚洲和亲会蒙上一层封建的翳障。他的活动，也侧重于有“文化”、明“宗教”的几个人，没有也不可能把亚洲被压迫人民真正团结起来，这都是它的不足之处。

原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