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译述《社会学》，是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是为了要从中寻找学理，阐明进化。

第一，章太炎译述《社会学》，是他由赞助维新到投身革命，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加以译述的。

1894年甲午战争，清朝被日本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基本上赞成维新变法。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东渡日本，和“尊清者游”，对改良主义仍表同情。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真面目。慈禧一伙的卖国主义原形也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了过来。7月，在上海召开的“国会”上，章太炎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接着，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

1901年，章太炎经吴君遂的介绍，到苏州东吴大学教书，在课堂上用革命“大义训迪诸生”，并公然出了《李自成胡林翼论》的课题。由于“言论恣肆”，遭受江苏巡抚恩寿“赴学寻问”[5]，他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1902年春，章太炎在日本和孙中山相晤，“互相往来，革命之机渐熟”[6]，而“视听始变”[7]。他在孙中山的启发下，接触到中国的土地问题，提出了均田办法，共同商讨“开国典制”以至“革命后建都所宜”[8]。并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纪念会被破坏，又在横滨补行纪念式，孙中山任主席，章太炎宣读纪念辞。7月返国，为上海广智书局“藻饰译文”，译述《社会学》。那么，《社会学》正是章太炎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急剧动**的20世纪初期，经过这一段革命实践再行翻译的。

第二，章太炎译述《社会学》，又是为了从中寻找学理，准备写作《中国通史》，“鼓舞民气，启导方来”。

章太炎在翻译《社会学》时，曾有一封信写给吴君遂，提到斯宾塞、吉丁斯，他说：

史事将举，姑先寻理旧籍，仰梁以思，所得渐多。太史知社会之文明，而于庙堂则疏；孟坚、冲远知庙堂之制度，而于社会则隔；全不具者为承祚，徒知记事；悉具者为渔仲，又多武断。此五家者，史之弁旃也，犹有此失。吾侪高掌远蹠，宁知无所陨越，然意所储积，则自以为高过五家矣。

修通史者，渔仲以前，梁有吴均，观其诬造《西京杂记》，则通史之芜秽可知也。言古史者，近有马骕，其考证不及乾嘉诸公，而识断亦伧陋，惟愈于苏辙耳。前史既难当意，读刘子骏语，乃知今世求史，固当于道家求之。管、庄、韩三子，皆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者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太炎遗老者，二百五十年之彭铿也，其用在抽象不在具体，以是为过于彭矣。

值得注意的是，迷恋往古，必将陷入退化论的泥潭；“启导方来”，则有着进化论的因素。这种进化论思想，无疑和他学习西方有关。他说，管子、庄子、韩非“深识进化之理”，“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廓氏，指廓模德，斯氏、葛氏则是斯宾塞、吉丁斯，也是《社会学》所综合的“二氏之说”。章太炎对往古的旧籍“并不当意”，而要“达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之说。这就说明他翻译《社会学》，是为了其中有“学理”可寻，是因为其中有“进化之理”。

《致梁启超书》《致吴君遂书》都写于“壬寅六月”，都讲到写作历史，都提到社会进化，又都与《社会学》写于同时。《致吴君遂书》还特别提到“廓氏、斯氏、葛氏之说”，说明章太炎写史是受了《社会学》的影响，而《社会学》的“进化衰微之原理”又贯穿在他写史的主旨中。也就是说，他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中寻找了“学理”，从而对前史进行改造。

章太炎对旧史书的改造，又是为了“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因此，在他所拟《中国通史目录》中，十记首录《革命记》，下有《光复记》。稍后修订的目录中，又增列《洪秀全考纪》。可知他写作历史，为了革命，为了光复，是为了给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理论根据。他想改造“旧史”，又从《社会学》中汲取养料。章太炎生活在充满激烈斗争的近代中国，通过维新、革命的社会实践，“寻求政术，历览各史”，又向西方寻找“学理”，坚定了进化、革命的信仰。所以，他译述《社会学》，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为资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