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是以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我国起先译为“群学”，这个名词，曾在维新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办报刊中出现过。1897年11月24日（光绪二十三年冬十一月初一日），严复创刊的《国闻汇编》，自第一册起，译述《斯宾塞尔劝学篇》，第一篇即为《论群学不可缓》[1]。此后，严复又把所译取名《群学肄言》（即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也有把它译作人群或群体的。至于称为“社会学”，却较鲜见，如谭嗣同《仁学》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把社会学和算学、格致并列。正式译为社会学，且以之名书的，则自章太炎始。

冯自由说，当上海广智书局创设时，“聘章藻饰译文”，“维时译学初兴，新学家对于日文名词，煞有斟酌，如社会一字，严几道译作群，余则译作人群或群体。经济一字，有人译作生计或财政，余则勉从东译。先生（指章太炎）于此不置一辞。然社会、经济二语，今已成为吾国通用名词矣”[2]。那么，社会学之定名，应始自章氏所译。

章太炎译述的《社会学》，日本岸本能武太著，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他的序文，则写于是年7月（六月）[3]，序称：

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斯宾塞尔始杂心理，援引浩穰，于玄秘淖微之地，未暇寻也。又其论议，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美人葛通哥斯之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俶扰于差别觉，制胜于模仿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故葛氏自定其学，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日本言斯学者，始有贺长雄，亦主斯氏，其后有岸本氏，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二家。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候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余浮海再东，初得其籍，独居深念，因思刘子骏有言，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固知考迹皇古，以此先心，退藏于密，乃能斡人事而进退之。考迹皇古，谓之学胜；先心藏密，谓之理胜。然后言有与会，而非夫独应者也。岸本氏之为书，综合故言，尚乎中行，虽异于作者，然其不凝滞于物质，穷极往逝，而将有所见于方来，诚学理交胜者哉。乃料简其意，译为一编，无虑五万余言，有知化独往之士，将亦乐乎此也。

序中“斯宾塞尔”，即斯宾塞（H.Spencer），所著《社会学研究》，由严复直接从英文译出一部分，到1902年译完[4]，1903年始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另由马君武把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二卷《社会学引论》译出，1903年由西江欧化社出版。葛通哥斯，即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吉丁斯（F.H.Giddings），所著《社会化理论》，是《社会学原理》一书的提纲，篇幅不长，由吴建常译出，名《社会学提纲》，是从日本市川源三的日文译本译出的，也于1903年出版。它们都不是全译。而章太炎所译，既是全书，又早于马、吴所译，所以，《社会学》是我国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成本著作最早的一部。

序中称：“日本言斯学者，始有贺长雄，亦主斯氏，其后有岸本氏，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二家”。可知岸本能武太是综合斯宾塞、吉丁斯二家学说的。章太炎认为此书“综合故言，尚乎中行”，则章太炎当时对斯宾塞、吉丁斯之说曾一度信奉。

斯宾塞从庸俗进化论出发，虚构出一个他认为可以解释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哲学公式。主张道德是进化的产物，宣称资本主义是社会进化的高峰，鼓吹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吉丁斯以为人们有一种所谓“同类意识”，是构成社会的主要因素，颂扬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是社会领袖和具有高级心理的人，认为社会实质上只存在于人们的“同类意识”之中。他们的学说，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但它和封建主义的桎梏思想不同，对在那种儒家思想笼罩下，言必称三代，三代以后历史每况愈下的历史退化论者也是一种催醒剂。章太炎之所以翻译《社会学》，把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主要也是由于其中有着进化论的内容。

章太炎在序中称：“其说（指斯、葛二家）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候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着重“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亦即注视社会进化。在《绪论》第六节《社会之定义》中说：“社会者，先研究现在、过去之社会，而发现其要素、性质、起原、发达与其目的；次论组织社会之个人，将来以何方法促进社会之进化，贯彻人类生存之目的，此其所以为社会学也。”准备探讨存在于人类各历史阶段的各种形态的结构及其发展，并窥测其进化过程。章太炎对斯宾塞的“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讥为“鲜为后世计”；而对吉丁斯的“宾旅夫物化”，则认为优于斯氏。从而把综合“斯、葛二家”之说的岸本能武太所著译述出版。那么，他是既注意“藏往”，又重视“知来”，是在进化论的思想指导下，认为历史往而不可复，越变越进步，反对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反对泥古不变的封建学说的。章太炎在20世纪初期，把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成本著作介绍到中国来，并在序中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