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和馆森鸿的“以文字订交”，还由于他们当时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相近处。

章太炎是在戊戌政变以后认识馆森鸿的。戊戌变法曾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康有为在向光绪皇帝的上书中，多次引述“日本变政”，还专门写了《日本变政考》进呈“御览”。章太炎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赞成变法，指出中国应该“发愤图自强”，“不能惟旧章之守”，主张“以革政挽革命”[19]。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专制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20]对康有为等仍表同情。馆森鸿呢？他“阐明经义，表章人物”[21]，对日本主张维新的人物，每为之立传，如开始注重“西洋学”，读“荷兰书”的青木敦书，通晓西学，明医术，晓天文、舆地，著《俄国志》，译《万国图说》《地球全图并图说》的桂川国瑞，专攻西方医学的杉田翼以至杉田信等，都为撰传。馆森鸿还专门写了《先正传》，认为维新时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吉田矩方、木户孝允等，“其所趋向虽有同异，要之前后辈出，从时势所变迁，备尝艰苦，或殉国泯身，以立大功于天下，向所谓王政维新之业成者，数君子之力为多，余心仪久之”。于是“搜访当时轶事遗闻，立传如干，命曰《先正传》”[22]。

章太炎以为馆森鸿“叙述中兴诸贤，尤酣恣沈痛”。馆森鸿也以章太炎“忧国势骫骳不披，与诸同人讲明天下之大计，以规时事”，而“一见如旧相识”。从而章太炎将其文稿给馆森看，当馆森鸿看到章氏的《上李鸿章书》[23]后，认为他“指画详明，议论精切，洵足以济时矣。独是其言不行，其身中道颠跛，亦无有力者为援手，其志可悲也”[24]。又读其《訄书》，十分“推服”，认为“议论驱迈，骨采雄丽，其论时务，最精最警，而往往证我维新事例，以讥切时政”，“即以文字论，亦卓尔不群”[25]。说是章太炎虽避居台湾，但他“倡天下之大义，风励一世，以图国家维新，事虽不成，兆朕己启。则今日所谓不幸不遇者，安知非他日润泽天下之资哉！”[26]

馆森鸿表彰日本明治维新人物，章太炎则曾赞助维新，政变后还一度同情康、梁，这时他们都主张通过改革，使国家富强。

这时，章太炎正在编次《訄书》，《訄书》原刊本第一篇是《尊荀》，强调法后王，以为“荀子所谓后王者，则素王是；所谓法后王者，则法《春秋》是”。“古也者，近古也，可因者也。……或益而宜，或损而宜，损益曰变，因之曰不变，仲尼、荀卿之于周法视此矣”。讲的是损益因革，讲的是变与不变，也就是说，讲的是在旧有基础上“或益而宜，或损而宜”。可知他这时还没有摆脱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但章太炎较早孕有民族主义思想，和康门“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27]，并“常持船山《黄书》相角”[28]。在《訄书》原刊本中指责满洲贵族“蚀蠹”重敛，而“不能折冲以庇黔首”[29]，还用“大酋”等贬词来讥讽清朝皇帝。这些又非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能企及。

就在这时，馆森鸿将日本照井全都遗书延请章氏撰序，照井氏“礼乐、汤武、封建诸论，矩则荀子”。章太炎以为他与王夫之“藩镇之议”“若合符节”，与黄宗羲《原君篇》“彼此神契”[30]，专为撰序，说是“当明之季，有王夫之者，窜于衡山，而为《黄书》《噩梦》几矣。今全都又迈之”[31]。赞誉照井氏的“尊荀”，把他和王夫之“窜于衡山”联系起来，也正是由于照井氏的思想和章太炎有“彼此神契”处[32]。而照井氏的著作，恰恰又是馆森鸿介绍给章氏看的。

由上可知，章太炎和馆森鸿“相善”，并非偶然。

此后，章太炎投身革命，鼓吹排满。1906年6月，出狱东渡。次年1月，章太炎和宋教仁访问权藤成卿，谈到馆森鸿，今录其笔谈记录如下：

章：馆森鸿为人稳而轻利，于文无诗。昔居台湾，馆森常请余修改文字，屡欲为余弟子，拒之，而以兄弟相待。数年间迭寄文章，且余身陷囹圄时亦然。惟近半年音讯不通，务请探问寓所，如何？

权藤：余与馆森虽不识面，然知其名，系好学且与吾等同调者。据云其为儿玉将军挚友，将军已故，而将军弟儿玉文太郎乃余亲友，俟有闻，当告知。

章：若知其踪迹，不胜感谢。

知章太炎为“苏报案”入狱后，馆森“迭寄文章”；章氏再度来日本，又询及馆森踪迹，可见交谊甚深。

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由日返国，从政讲学，和馆森鸿音问久疏，但悬念之情，尚未或释。1931年，日本桥川时雄到上海谒见章氏，他又问起馆森鸿，说：“仙台有馆森鸿者，二十年前，颇从鄙人讲论，近亦几六十矣。闻在东京教育界中，不知其学能否进步也。”[33]怀故恋旧，不胜缱绻。

章太炎和馆森鸿的交谊，过去知而不详，本文的写成，出于岛田先生和水田先生的支持和帮助，谨深致谢意。

原载《历史论丛》第三辑，齐鲁书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