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纪》可贵之处，在于它载录了政变前夕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后党政变阴谋渐露的情况下筹商对策，拉拢袁世凯的具体情节，留下了一份当时的原始记录。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后，新旧斗争一直十分激烈。只要看“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曾十二次赴颐和园去见慈禧，说明光绪不敢公然违反隐持国家大权的慈禧的意旨，也说明了光绪所以去“请安驻跸”，是为了去窥探慈禧的意旨，且担心变法的失败。例如，四月二十六日，光绪至慈禧处，次日即谕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命王文韶入京，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五月初四日，再至慈禧处，当天即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次日，实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看出光绪之无权和后党首先从人事安排上布置的活动。此后，光绪曾数至慈禧处（五月十四日、二十二日、三十日，六月十三日，七月初一日），这时虽说是“太后方园居，厌其烦，遂谕帝但无违祖制，可自酌，帝稍稍得自行其志”[6]。实际上后党正在从容布置，待机而动。所以“请安驻跸”后，仍即颁布新政“上谕”。七月初七日，光绪至慈禧处后，次日还宫，即谕知阅兵日程，这时后党的阴谋已渐暴露。七月十九日，光绪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大臣革职，二十日，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以后怀塔布、杨崇伊等先后到天津看荣禄，阴谋筹划政变。光绪害怕“今朕位几不保”，于是在七月三十日、八月初二日接连发出两道“密诏”，交杨锐、林旭传出，嘱“妥速筹商，密缮封奏”。

康有为等看到“密诏”后，“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他们看到情况紧迫，决定拉拢袁世凯，《直纪》对筹商、拉拢经过，记录甚详，可供参考。

过去，对这段经历，康有为、梁启超虽都提到，但语焉不详。《康南海自编年谱》只记看到“密诏”后，“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寓所，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也只言谭嗣同“初三日夕”往访袁世凯，对如何筹商，筹商时的争论等都较缺略。只在冯自由《革命逸史》中看到下列一段记述：

有为方交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有兵围颐和园擒杀清西后之阴谋。以司令艰于人选，知永年为会党好手，遂欲委以重任，使领兵围园便宜行事。永年叩以兵队所自来，则仍有赖于袁世凯，而袁与有为本无关系。永年认为此举绝不可恃，遂拒绝其请，且贻书嗣同历陈利害，劝之行，嗣同不果，于是径赴日本。

这段记载，因缺旁证，致晚近治史者很少援用。但从《直纪》看来，冯自由的记载，倒是有根据的。

毕永年到了北京，移住南海馆，和康有为在一起，第二天就约日本人平山周等访问康有为。当天晚上，康有为告诉毕永年“今日之危急”，说“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准备发难勤王，“召袁世凯入京”。毕永年认为，“袁是李鸿章之党，李是太后之党，恐不可用”，康则信而不疑。八月初一日，毕永年又与谭嗣同商量，谭也以为，“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晚间，“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有为以为“袁必更喜而图报”，要毕永年到袁世凯“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幻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由毕永年“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毕表示不能“独任”，提出催唐才常“入京而同谋之”，谭同意催唐，但主张“稍缓时日”。初二日，毕永年因“为时甚迫，而尚不令我见袁”，“心中不决”，和康广仁商量，康广仁责以“拖泥带水”，彼此不悦；毕永年又找康有为，有为说是“不用先虑”。初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说袁勤王，率死士杀荣禄，除旧党”[7]。初四日，毕永年向谭嗣同询问，谭“气恹恹然曰：‘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并告以“尽以密谋告袁”。毕以为“事今败矣”，嘱谭嗣同“自谋”，自己也迁寓宁乡馆。初五日，康有为已“急出京”，康广仁、梁启超想介绍毕永年到李提摩太处“为其笔述之任”，毕见“诸事已作罢论”，“即愤然辞出”；夜十时，致书谭嗣同，“劝其速自定计，无徒死”。初六日，政变发生。

毕永年在叙述这段事迹时，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考虑拉拢袁世凯时，意见并不一致，且曾有过争论，到袁世凯处夜访的虽然是谭嗣同，但提出这项主张的却是康、梁。谭嗣同为此事“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没有记录当时密商细节，只言谭嗣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劝以“勤王”的经过，以致有人误以为拉拢袁世凯由谭嗣同提出，这是不对的。

第二，康有为等人要拉拢袁世凯，是因为袁世凯惯使两面派手法，迷惑了改良派。当初强学会筹组时，袁世凯联系募捐；又主张“淘汰旧军，采用西法练兵”，假装“维新”。袁世凯对当时帝后的争夺权利也是嗅觉很灵，一方面夤缘于荣禄之门，另一方面又到翁同龢那里“谈时局”，脚踏两只船，骗取双方信任。康有为也不是不知道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但当光绪皇帝的处境日益危急的时候，康有为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叫徐仁禄到小站去探视袁世凯虚实。袁世凯装着恭维改良派，徐仁禄用话激他：“康有为等屡次向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讲过，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何与荣禄不洽。”袁世凯佯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昔常熟（翁同龢）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8]康有为听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世凯放心了，自拟折稿，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说袁世凯“深娴军旅”，“智勇兼备”，“请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9]。光绪于七月二十六日发出上谕：“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八月初一日，光绪召见了他，暗示袁世凯，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并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办理练兵事宜。当晚康、梁正在晚餐，“忽传上谕”，“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较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增加了对袁世凯的幻想，加速了“请袁勤王”的步伐。

袁世凯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对光绪的“特恩”表示感激涕零，另一方面又到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以及刚毅、裕禄，王文韶、李鸿章等旧臣处尽力周旋。

尽管如此，袁世凯的突然被召见和超擢，仍然引起后党的不安。他进京后，荣禄就制造“英俄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军驻长辛店，调聂士成军驻天津，“防袁有变”[10]。就在这时，光绪“十分焦灼”，发出“密诏”。康有为在八月初三日接到“密诏”后，决定由谭嗣同去“说袁勤王”。《直纪》记载：“是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

谭嗣同深夜往访，袁已“探知朝局将变”，正赶写奏折，想提前请训回津，听到“新贵近臣，突如夜访”，立即“停笔出迎”。谭嗣同说：“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又说：“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11]他要“说袁勤王”。袁世凯看到谭嗣同“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知道他“必不空回”，便诳说：“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12]

袁世凯骗走谭嗣同后，“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感到光绪皇帝没有实权，改良派也是书生空谈，慈禧太后却是柄政多年，根深蒂固。投靠光绪，自身不保；投靠慈禧，高位易得。就在初五日请训后，袁世凯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改良派。次日，政变发生。

参稽《直纪》所载，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拉拢袁世凯的具体经过，可以得到比较清楚的认识。

第三，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袁世凯的两面态度，也不是没有觉察。毕永年就认为，“袁亦非可谋此事之人”，“极无胆”，“终疑袁不可用也”。谭嗣同也认为“说袁勤王”，“此事甚不可”。谭嗣同在“将奈之何”的情况下夜访袁世凯后，也是“气恹恹然”，感到“袁尚未允”，感叹“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

然而，康有为却对袁世凯幻想极大，一则曰：“已令人往远处行反问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再则曰：光绪召见“隆以礼貌，抚以语言”，“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三则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四则曰：“袁处有幕友徐世昌者，与吾极交好，吾将令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梁启超也认为“袁大可者”，康广仁还责备毕永年的怀疑是“拖泥带水”。

《直纪》不但逐日记录了筹商的情节，留下了一份研究政变史的绝好史料，而且对袁世凯的两面态度也有刻画。如记康有为“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趣（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使康有为认为这是“允据”，反诘毕永年：“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又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后，谭嗣同虽感“袁尚未允”，又感“尚未决辞”，难于捉摸。

其实，要说康有为对袁世凯完全深信不疑，也恐怕未必如此，他在“尽以密谋告袁”后，就“急出京”，也感到事态的严重。只是因为后党阴谋已露，而“握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终于幻想超过理智，信任超过防范，于是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也就是他自己说的“成败在此一举”。

那么，《直纪》的发现，对研究各个人物在维新运动时期的表现，也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