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纪》原文是：

七月二十七日，到京，暂寓广升店。

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往见康，仆即移寓南海馆中，与湖南宁乡人钱维骥同室，旧友乍逢，欣慰之至。且得悉闻康之举动，盖钱亦有心人也。

二十九日，偕康至译书局，接见田山、泷川、平山、井上四氏，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且责仆不应并约四人同来，殊可笑矣。夜九时，召仆至其室，谓仆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仆曰：“袁是李鸿章之党，李是太后之党，恐不可用也。且袁亦非可谋此事之人，闻其在高丽时，自请撤回，极无胆。”康曰：“袁前两日已至京，吾已令人往远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且吾已奏知皇上，于袁召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又当面赏茶食，则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于汝之事也。”

八月初一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后一时，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与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即起身命仆随往其室，询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行耳。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趣（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仆曰：“然则仆当以何日见袁乎？”康曰：“且再商也。”正谈之时，而康广仁、梁启超并入坐。梁曰：“此事兄勿疑，但当力任之也。然兄敢为此事乎？”仆曰：“何不敢乎？然仆当熟思而审处之，且尚未见袁，仆终不知其为何如人也。”梁曰：“袁大可者，兄但允此事否乎？”仆此时心中慎筹之，未敢遽应，而康广仁即有忿怒之色。仆乃曰：“此事我终不敢独任之，何不急催唐君入京而同谋之乎？”康、梁均大喜曰：“甚善！甚善！但我等之意，欲即于数日内发之，若俟唐君，则又多需时日矣。奈何？”踌躇片刻，乃同至谭君之室商之。谭曰：“稍缓时日不妨也，如催得唐君来，则更全善。”梁亦大赞曰：“毕君沉毅，唐君深鸷，可称两雄也。”仆知为面谀之言，乃逊谢不敢焉。康曰：“事已定计矣。汝等速速调遣兵将可也。”乃共拟飞电二道，速发之而催唐氏。

初二日，早膳后，仆终不欲诺此事，又不知康氏如何令我见袁之法。且为时甚迫，而尚不令我见袁，则仓猝之间，彼此交浅，何能深言，又何能行事耶！心中不决，乃与广仁商之。广仁大怒曰：“汝等尽是书生气，平日议论纵横，乃至做事时，乃又拖泥带水。”仆曰：“非拖泥带水也。先生欲用我，须与我言明办法，我一命虽微，然不能糊涂而死也。且事贵审谋熟虑。先生既令我同谋，何以我竟不能置一辞乎？且先生令我领百人，此事尤不可冒昧。盖我系南人，初至北军，而领此彼我不识之兵，不过十数日中，我何能收为腹心，得其死力乎？即起孙、吴于九原，而将此百人，亦无十数日即可用之理。况我八岁即随父叔来往军中，我知其弊甚悉。我以一有母丧之拔贡生，专将此兵，不独兵不服，即同军各将，皆诧为异事也。”广仁不悦，冷笑而出。夜七时，忽奉旨催康出京。仆曰：“今必败矣，未知袁之消息如何？”康曰：“袁处有幕友徐世昌者，与吾极交好，吾将令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仆乃将日中与广仁所言告康，康亦盛气谓仆曰：“汝以一拔贡生而将兵，亦甚体面，何不可之有？且此事亦尚未定，汝不用先虑也。”仆知广仁谮我，盖疑我为利禄之徒，以为我欲得官也，可笑，可笑。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是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

初四日，早膳后，谭君归寓，仆往询之，谭君正梳发，气恹恹然曰：“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仆曰：“袁究可用乎？”谭曰：“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仆曰：“昨夜尽以密谋告袁乎？”谭曰：“康尽言之矣。”仆曰：“事今败矣，事今败矣。此何等事，而可出口中止乎？今见公等族灭耳，仆不愿同罹斯难，请即辞出南海馆而寓他处，然兄亦宜自谋，不可与之同尽，无益也。”午后一时，仆乃迁寓宁乡馆，距南海馆只数家，易于探究也。

初五日，天甫明，仆即往南海馆探之，康已急出京矣。探谭君则已迁寓浏阳馆。午十二时，广仁及梁君两降阶迎仆，携仆手曰：“兄来甚善，我等欲荐兄往李提摩太之寓，为其笔述之任，可乎？”仆诧曰：“我非来京觅食者，因先生命我留京，欲令我助彼，故我滞此多时。今先生既出京，而前事已作罢论，则仆亦须东往日本，践徐君之约矣。仆岂来京觅食者乎？”即愤然辞出。夜十时，即致一书与谭，劝其速自定计，无徒死也。并致一书与梁作别，梁复书欲仆于次日午十二时在寓候彼，尚有多事相商。并云：“公行何神速也。”

初六日，早七时，仆急驰出京，而十时即有围南海馆之事。[1]

《直纪》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报告后面所附抄送日本外务省的，据小田切报告，这是戊戌政变后，自“湖南唐才常等改革党等处搜查”所得，抄件用的是“上海日本总领事馆”信笺，来源是有据的。

从《直纪》的内容来看，它确是出于毕永年之手，不是他人所能“伪造”或“代笔”的。举例来说：

第一，《直纪》谓“七月二十七日，到京”，次日“移寓南海馆中，与湖南宁乡人钱维骥同室”。查冯自由称，毕永年“闻谭嗣同居京得志，乃北上访之，嗣同引见康有为”[2]。谭嗣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五日到京，七月二十日“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直纪》载其“七月二十七日，到京”，时日可信。钱维骥住北京南海馆，因与康有为同址，于“八月初六”被捕去，也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条。

第二，《直纪》“七月二十九日”记：“偕康至译书局，接见田山、泷川、平山、井上四氏，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且责仆不应并约四人同来，殊可笑矣。”记康氏语气，情态逼真。又，井上雅二本年有日记，夏历七月二十九日，当公元9月14日，井上是日记曰：“看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谭嗣同等改革派志士。”七天前（七月二十二日）记曰：“同湖南有志之士毕永年乘英舰北行。”[3]平山周也说：“平山抵烟台，曾一登陆，适毕永年自上海至，因同船至天津，偕进北京。”[4]此后，井上屡记唐才常、毕永年事，则毕永年导井上、平山等见康有为，凿凿可靠，可证《直纪》之真。

第三，《直纪》“八月初一日”记：“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查光绪皇帝于“七月二十九日”召袁世凯至京师。本日，赏“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六第一页。

第四，《直纪》“八月初一日”记，毕永年建议“催唐君（才常）入京而同谋之”，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赞同，“乃同至谭君（嗣同）之室商之”，于是“共拟飞电二道，速发之，而催唐氏。”查唐才常之弟唐才质回忆：“时务学堂被顽固派勒令改组的前夕（1898年9月下旬），先长兄应谭嗣同电召，将赴北京参与机要，才抵汉口，忽闻政变发生，万分骇愕，折回湖南。”[5]唐才质在政变前后追随唐才常，到过日本，所记自属可信，而《直纪》中所述电召唐才常，出于毕永年的推介，则为其他书籍所未载。

《直纪》所载康有为等对袁世凯的幻想，以及“劝袁兵谏”诸事，在《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袁世凯《戊戌日记》中也有印证。因此，《直纪》是毕永年赴京后的日记，来源是有据的，资料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