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发生后，毕永年即出逃日本，谒见孙中山。不久，唐才常亦避地日本，“永年乃介绍之见总理于旅次，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画有所商榷”。毕、唐都主张孙、康两党联合进攻之议。因康有为坚持保皇，“性情固执，势难合作”，孙中山“乃派永年偕日人平山周赴湘、鄂各地视察哥老会实力，居湘、鄂逾月始东渡复命”[13]。日本冈山木堂纪念馆所藏毕永年笔谈、题诗，正是毕永年赴日、返国时所写。笔谈原文是：

先生见教极是，湘人素称勇悍，仿佛贵邦萨摩。今回因西后**虐已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仆远在此间，不知湘中刻下已有举动否？但昨飞电急催，则情形可想，如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则将来各国干预时，亦望贵国出而干预，则仆等自有成算，惟先生察已。

旁边注文：“毕永年，湘南人，字松琥。”似为犬养毅所注，则本件或为毕永年和犬养毅会晤时的笔谈。

题诗《留别同志诸君子》：

日月久冥晦，川岳将崩摧。中原羯虏沦华族，汉家文物委尘埃。又况惨折忠臣燕市死，武后**暴如虎豺。湖湘子弟激愤义，洞庭鼙鼓奔如雷。我行迟迟复欲止，蒿目东亚多悲哀。感君为我设饯意，故乡风味俨衔杯。天地澄清今有待，大东合邦且徘徊。短歌抒意报君贶，瞚看玉帛当重来。

笔谈提到“今回因西后**虐已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似乎矛头还只针对慈禧太后。而题诗则云“中原羯虏沦华族，汉家文物委尘埃”，反清的民族色彩，已溢于言表。这是因为毕永年本来和秘密会党有联系，赴日本后又受孙中山的影响，从而逐渐倾向革命。

一个多月后，毕永年经湖南、湖北回到日本，告诉孙中山“哥老会各龙头多沉毅可用”。孙中山“遂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之策。因使永年二次内渡，偕各龙头赴香港谒陈少白、杨衢云等商量合作方法”。永年遂于1899年冬偕杨鸿烈、李云彪、辜天祐、辜鸿恩、张尧卿、师襄等人至港，毕永年曾“提出兴中、三合、哥老三大团体公推孙总理为总会长之议”[14]，并引导杨鸿烈、李云彪等往日本谒见孙中山。1900年夏，毕永年同杨、李诸龙头居沪，“日促总理克期大举，以乏饷械故，迟迟未得确讯”。这时，唐才常正在上海发起正气会。毕永年感到正气会宣言书既曰“低首腥膻，自甘奴隶”，又说“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是自相矛盾，“以此相驳诘”，唐才常说是“须恃保皇会款接济，为权宜计，不得不措辞如是”。永年“大非之”，而杨、李诸龙头在上海又“浪用无度”，“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毕永年力劝唐才常和康有为断绝关系，唐不肯从。毕永年受种种刺激，“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他曾贻书平山周，说“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家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15]

毕永年政变后赴日，幻想“各国干预”，自立军起义时愤而削发，有着一定局限。但从《直纪》和笔谈、题诗看来，他在政变前夕，参预筹商对策，力言袁世凯之“不可用”，以及“举事”之欠“审谋熟虑”。赴日后谒见孙中山，有着反清的民族意识。此后，他多次回国，联络会党，酝酿“大举”，并劝导唐才常和康有为断绝关系，不失为一位有志之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良和革命尚未明确划分界限之时，毕永年可说是随着时代步伐不断前进的人物，只是因为遗文较少，史书鲜载，以致对毕永年思想的研究目前尚乏专文。为此，将海外新发现的《直纪》、笔谈、遗诗等进行汇录、考释，也许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

[1] 明治三十二年二月八日，机密第12号，受第276号附件，总491315—491318号。

[2] 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革命逸史》初集第74页。

[3] 并上雅二：《世路日记》第九册，手稿，日本明治文库藏。

[4]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44页，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5] 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3期。

[6] 金梁：《四朝佚闻》卷上《德宗》。

[7] 袁世凯：《戊戌日记》。

[8]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四十一岁”。

[9] 《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4-165页。

[10]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11] 袁世凯：《戊戌日记》。

[12]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四十一岁”。

[13] 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革命逸史》初集。

[14] 据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云：“毕永年偕湖南哥老会头目七人抵香港，与三合会头目及兴中会领袖晤，相约组织兴汉会，推孙为首领。”

[15]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46页；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革命逸史》初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