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来华，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寄予厚望的；光绪皇帝也亲自接见，感到“快慰之至”。

康有为在1898年1月的《上清帝第五书》中，吁请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又正式吁请国事付国会议行，颁行宪法。还说：“职尚有日本变政之次第，若承垂采，当写进呈。”同月24日（正月初三日），光绪命总理衙门王大臣接见后，又呈上《日本变政记》。29日，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建议效法日本，变法维新。又嘱长女康同薇辑译《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为之撰序，说是“视彼日人，其强有因，胡不嗣音”[16]。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康谓：“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可施行。”又谓：“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通过廖寿恒将《日本变政考》陆续缮写进呈。凡此种种，可知他是积极要求仿效日本，实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的。

伊藤博文曾佐长洲藩主“勤王攘夷”，是明治维新事业的助成者，康有为早就对他怀有好感。如他在《日本变政考》中对裁汰冗员一点，就说：

凡旧国积弊，必官吏纠纷，文书积压，冗员多而专任少。日本旧俗既然，我中国尤甚。……伊藤所改，亦切中吾弊，深可鉴也。（卷九）

又在“宫中置制度取调局，伊藤博文为长官，以其游欧洲回，命其参酌制度宪章也”下按曰：

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参采中外而斟酌其宜，草定章程，然后推行天下。事关重大，每事皆当请上命核议，然后敕行，故非在宫中日日面议不可。日本选伊藤为之，至今典章皆其所定。我中国今欲大改法度，日本与我同文同俗，可采而用之。

在“定议局官制，又废统计院，归为内阁中之一局”下按曰：

变法之道，必有总纲，有次第，不能掇拾补缀而成，不能凌躐等级而至。……而变法之始，首贵得人。君臣相得，有非常之任，然后有非常之功。昔先主得诸葛如鱼得水，苻坚得王猛以为朕之子房……观日主之于伊藤，并可谓知而能任，任而勿贰者矣。（卷九）

康有为对伊藤博文是这样的推崇，当得知伊藤来华的消息时，自然寄予极大希望。康有为到日本使馆专门拜谒了伊藤博文，谈了“皇上在位虽二十余年，权实皆在太后之手”，以及慈禧专任奕劻、荣禄、刚毅等“绝无见识”之人，阻挠新政。并请伊藤谒见慈禧时，“极言皇上贤明，而改革之事，为诸外国之所深喜”，以使慈禧“回心转意”。[17]此外，还授意杨深秀、宋伯鲁先后上疏，“先为借箸之筹”，“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8]。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派员往见伊藤博文等“与之商酌办法”[19]。

光绪皇帝对伊藤博文同样存有幻想。当他召见康有为，听康谈到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时，深感兴趣。等到《日本变政考》陆续送呈，曾参照康有为的建议，明治维新的“成效”，颁布过一些上谕。例如，《日本变政考》说：“日人每立一法，必遣人游历欧西，采察各国法度、利害得失，故其立法精详，损益良善，能致富强，非偶然也。日人采择西法，骤行于东方，其势甚难。我今采东方同文同俗之法，行之甚易。”（卷九）光绪于8月2日（六月十五日）发出上谕：“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特别提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20]《日本变政考》提出“冗员多而专任少”的流弊和伊藤所改“深可鉴也”（卷九），光绪于8月30日（七月十四日）发出裁汰冗员的上谕。《日本变政考》说：“各国岁出入皆有会计录，布告天下，日本昔无此制，至此乃行之。”（卷六）光绪于9月16日（八月初一日）发出诏编预算的上谕，谕旨和《日本变政考》康有为的按语很相似。梁启超在“上谕恭跋”中对此也说：“康有为于进呈《日本变政考》，发明此事极详。西学大开，此义大明，上皆采用。”可知光绪的新政诏书是受到《日本变政考》的启发，对参与明治维新的伊藤博文，光绪当然早有印象。

9月20日，伊藤觐见光绪时，光绪即说：“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贵侯手定，各国无不景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又请将利弊、兴革“笔之于书”。

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伊藤博文寄予厚望，光绪见到伊藤表示“快慰”。这样，伊藤的来访，成为“百日维新”中的一件大事，也就必然遭到后党的嫉妒和反对。伊藤觐见光绪的第二天，“政变”猝发，当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