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尖锐，特别是到了9月间，双方剑拔弩张，硝烟弥漫。9月4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以阻挠主事王照条陈被革职，王照却赏给二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9月5日，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些人事变动，当然激起后党的愤恨和震惊。怀塔布、杨崇伊等先后到天津看荣禄，策划政变，图谋推翻新政。光绪害怕“今朕位几不保”，于9月15日和17日接连发出两次“密诏”，命改良派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伊藤博文恰恰就在这时拜见总署王大臣，觐见光绪。

值得注意的是，后党加紧政变步伐，光绪两发“密诏”，和伊藤在北京的活动紧密相关。如前所述，9月15日，总署王大臣接见伊藤，奕劻、崇礼、廖寿恒、张荫桓参加。廖寿恒是《日本变政考》的代呈者，而领衔大臣则为后党的奕劻。在接待时，伊藤盛赞光绪“聪敏而勤于政事”，以及革除积弊、振兴庶政、励精图治以求变法，而感到“深深欣幸”[21]。会后，谈话内容和伊藤对光绪的印象，后党是不会不向慈禧上报的。就在这天，光绪帝命杨锐带出第一次“密诏”，谕以政变危机，速筹对策。

9月16日，据《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诣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请安。还召见袁世凯，擢其为侍郎，责成专办练兵事务。同日，下诏编列预算，据梁启超《上谕恭跋》，这和康有为“草疏请仿日本例，置参谋本部”，以及《日本变政考》发明“预算决算而理财用”有关，它刚好在伊藤觐见前夕发表。这天，李鸿章、王大臣先后访问伊藤。光绪皇帝又恰恰在第二天（17日，即八且初二日）召见林旭，交予第二次“密诏”。

9月18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封事于慈禧，请即日“训政”。康有为就在这天拜会伊藤，谭嗣同也在这天夜访袁世凯，劝其助行新政。

9月19日，慈禧回宫，正是光绪准备接见伊藤的前夕。

9月20日，伊藤觐见光绪，杨深秀疏言伊藤“深愿联结吾华”，请为“借箸”。次日，宋伯鲁疏请与伊藤“商酌办法”，而政变已发。

由上可知，伊藤在京的活动，几乎每天都和政局有关。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18日杨崇伊请慈禧“即日训政”折称：“康有为等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22]这种危词耸听，慈禧自然不能不为所动。

于此，需将光绪是否欲请伊藤为顾问一事，稍加考核。

第一，改良派和光绪准备“借重”伊藤之说，当时确有传闻，且曾刊诸报章。如《国闻报》载：“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23]又说：“闻本月初六日，皇上升勤政殿，将召见日本旧相伊藤，宠加擢用。是日东方未明时，忽为皇太后所闻，即在颐和园传懿旨启驾返海，于是伊藤之召，遂亦中止。”又据10月7日香港《士蔑报》说，9月21日“皇上登朝，正欲降旨传伊藤入觐，突有内监持太后懿旨，敦迫皇上往颐和园面见太后”，遂未果[24]。

第二，改良派确曾通过帝党拟请伊藤为顾问，上述杨深秀、宋伯鲁的奏折中，就都提到“借箸之谋”。另据李提摩太回忆：9月中旬，康有为和他“商量过变法的计划”，李提摩太“曾建议既然那样成功地改变日本成了一个强国，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由中国政府请他作一个外国顾问”[25]。可知改良派人士还和李提摩太商量过此事。

第三，从康有为和伊藤的对话中，以及光绪和伊藤的问答里，也可看出有着想请伊藤担任“顾问”的意愿。伊藤询问康有为：“今贵皇上无权云何？”康有为讲了慈禧之掣肘、后党之阻挠，特别强调“日前因王照条陈一事，遽治怀塔布等抗旨之罪，未请（示）太后，而日来怀塔布等数十满人，相率跪太后前大哭，请禁皇上改革。我皇上位地如此，改革艰难，愿君侯察其情也。”[26]这种宫廷斗争，告诉刚来北京的外国客人，应该是有所期望的。至于伊藤听了，“因太息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今国权出两途，革新诚难矣哉！”[27]姑无论这些话是否传到后党耳中，即伊藤对“权出两途”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至于伊藤觐见光绪时，光绪表示“久闻侯名，今得晤语，实为万幸”，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庶绩咸熙”，都由伊藤手定，表示“时佩于心”。接着，光绪又请伊藤详晰利弊，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兴革事宜“笔之以书”，垂询兴革，请予顾问。

尽管光绪没有正式任命伊藤为顾问官，而已有人上折疏荐；在实际接触中，光绪也对手创维新大业的伊藤表示关切。这些举动，当然不能为后党所容忍。

第四，从伊藤在华的言行，也可看到他“顾问”新政的迹象。伊藤初到天津，即行表示：“中国如有咨询相助之处，甚愿竭诚相助。”天津知县宴请，王修植赋诗希望伊藤“直谏”，借鉴日本维新“前箸”。伊藤虽未作和，但森泰二郎却赋诗以答：“谁防未然祸，尔我慎边筹。”当伊藤觐见光绪时，又祈求光绪“永保盛业，长享景福”，准备在王大臣问及改革事宜时，“竭其所知以告”，以使今后两国“邦交必能因之愈固”，对中国的维新事业是“深为垂注”的。

伊藤对中国维新运动的“垂注”，又和甲午战后帝俄在华势力的扩大有关。在《马关条约》尚未签订，日本所提要求已经传播出来时，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上沙皇尼古拉第二的奏折中就指出，日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地的半岛”，“由我国利益来看，此种占领是最不惬意的事宜”[28]。他们插手干预，要把辽东半岛留给自己享用，而刚刚为日本战败的清政府，为了报答帝俄，于1896年派李鸿章赴俄，签订《中俄密约》，出卖东北主权。密约签订后一年，沙俄出兵占领旅、大，又通过借款、筑路等手段，企图染指海关管理权，并吞中国东北地区，进而控制华北地区。这样，日、俄之间争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矛盾就愈来愈激化。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是亲俄的。签订《中俄密约》的李鸿章就想“联络西洋，牵制东洋”，借用洋人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资产阶级改良派则主联英、日以拒俄，认为“联俄则燃眉噬脐，旦夕即成异类；联日以联英，则皮肤之癣，犹可补救于将来”[29]。伊藤博文是在帝、后两党政治斗争激烈，俄、日两国争夺在华利益尖锐的情势下来华的。由于后党亲俄，而改良派却有“联日”之议，光绪皇帝又有挣脱慈禧束缚的改革之举，伊藤对此，自然是“垂注”的。

还在伊藤从仁川启程来华的前夕，光绪下谕：“李鸿章、敬信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这事是否因伊藤来华而故意把亲俄的李鸿章罢黜，并无直接证据，但日本官员却认为李鸿章“为了和日本对抗……其结果是把俄罗斯拉了来”[30]。等到伊藤和李鸿章会见时，伊藤对李鸿章说：“君在北方建造了有伟大势力的藩屏啊。”[31]对李鸿章和帝俄的关系耿耿于怀。再从上文森泰二郎“和诗”中所说，“谁防未然祸，尔我慎边筹”，也可看出日本想支持一个不是亲俄而是亲日的政府，以“防未然祸”，以“慎边筹”。那么，伊藤的来华，正是因为日本在侵华道路上和帝俄有矛盾，是想支持一个符合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政府，从而对改良派加以青睐。

伊藤的用心，后党不会不察觉；改良派和光绪对伊藤的态度，后党也不会不提防。从伊藤一踏上中国国土，后党就已经注意了，据传当伊藤告以来华将有两礼拜时，“守旧者皆惶悚不安”[32]。接着，由津到京，后党更是紧密防范：9月15日总署王大臣接见伊藤时，首席代表是庆亲王奕劻；19日致函林权助，告知光绪皇帝接见伊藤时间，领衔的还是奕劻；20日伊藤觐见光绪帝，“赐坐御座之侧，位在庆王之次”，还是奕劻首座[33]。当然，作为总署首席大臣的奕劻领衔出面，也可说是“名正言顺”，但他的“领衔”，却又是为慈禧做耳目，对伊藤的意向、光绪的动态，是必然会随时禀告慈禧的。

这里，还可举出下述事例：

第一，9月15日，以奕劻为首的总署王大臣接见伊藤时，奕劻曾询及伊藤“虽卸重任”，是否“过问政事？”伊藤谈到来华前夕，“特赴京入谒辞行”，面见明治天皇三小时之久，奕劻觉察他“再任显职为时未远”。在言谈中，伊藤除盛赞光绪锐意改革，深感“欣幸”外，还说到变法“实系有关东亚大局，乃至天下万国者”，希望王大臣“亦仰赖圣主以成中兴大业”，并“确信此图必当实现”，而“向贵王大臣敬贺”。当奕劻提到光绪“欲咨询于阁下”时，伊藤表示要将明治维新“三十年之经历，而从贵国之利害出发，略陈一二”[34]，表白了他对光绪变法的支持。所谓“有关东亚大局，乃至天下万国者”，也流露出他对帝俄在华势力扩大的担心，而后党却是亲俄的。

第二，据赵炳麟《光绪大事汇编》卷九称：杨崇伊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折，是托庆亲王奕劻面见慈禧时秘密带上的，此折恰恰是奕劻接见伊藤后的第三天。杨折奏上的次日（9月19日），慈禧没有按照惯例（前一天发出通知），即突然回宫。同日，总署发出致林权助函，告以光绪接见安排，领衔的是奕劻，而在光绪接见伊藤的翌日，“政变”即作。这种蛛丝马迹，暴露了奕劻向慈禧密告的迹象。又据袁世凯《戊戌日记》，21日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坐，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35]。也不讳言杨崇伊和慈禧、荣禄等的关系，而杨崇伊请求“训政”之电，又是奕劻密呈的。奕劻在伊藤来京几天中，活动频繁，内外接引，这和“政变”的发生，无疑是有关联的。

照此说来，伊藤来华，促使了后党发难，加速了政变的步伐。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对此有一段评述：

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借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伊藤在津日，又值皇上电询，可否在津多留数日？伊藤答以两礼拜，守旧者皆惶悚不安。荣相接待，宴于北洋医院，神色惨沮不欢，未遑终席，借事辞去，盖将借此发难，以惑太后听耳。[36]

伊藤来华，改良派的推誉和光绪的借重，加深了后党的忌恨。慈禧太后是害怕他们同外国势力勾结起来的，终于在伊藤觐见的次日，发动政变。因此，伊藤来华和政变发生是有直接关系的。

原载《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