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一世改革留下了丰富的帝国遗产，使得俄国能够维持西方列强的地位达一个多世纪。但是彼得一世所建立的帝国之中隐含的社会矛盾，也始终困扰着俄国。这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彼得一世时期被深化的农奴制，它为帝国稳定所带来的“福利”正逐渐被它所带来的深刻的阶级矛盾和发展矛盾所吞噬，日益成为破坏稳定的重大因素。

尽管彼得一世之后的多位沙皇都没有掩饰对这一制度的厌恶，但到最后还是选择加强它或者尽可能地回避它。在彼得一世之后亚历山大二世之前，尽管俄国也曾出现才能杰出的沙皇，但他们都没有将彼得一世的近代化改革真正推向前进，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加强既有的发展模式，对这一发展模式存在的重大缺陷则宁可视而不见。这就令俄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发展失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彼得大帝去世后的37年里，俄国频繁更换了6位专制君主，其中有三个女皇，还有一个12岁的男孩，一个婴儿及一个“低能的蠢货”。他们之中也有宣称是彼得一世事业的继承者的，但他们“解决”彼得一世遗留下来的社会失衡问题的方式极为简单，基本上就是不闻不问或者放弃。

明显的例子就是，彼得一世建立的海军学院及专业化实科教育走向半途而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倒是完成了彼得一世建立国立大学的意愿。至于俄国的军事工业能力，则是跨过了它短暂的赶超阶段开始逐渐走向衰落。虽然没有具体资料数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直到19世纪中期，俄国仍靠木制帆船组成的舰队去对抗对手的蒸汽动力战船；工业发展仍局限在乌拉尔、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这些传统地区。这些沙皇对于农奴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完全没有给予解决的能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由”，他们决心与贵族“同流合污”，把他们身上的重担一股脑地转移到农民身上并使之合法化。这种妥协也只有在俄国这种专制制度下才能达成：贵族已经适应了这种皇权专制，因此他们没有要求限制皇权来强调自身等级的利益，而只是要求得到农奴化的农民和土地。于是农民们在贵族逐渐获得自由的过程中非但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反而面临农奴制的扩大化。也就是说，他们非但没能解决彼得一世改革带来的失衡问题，反而将之推向深化。

这样做的结果，首先就是彼得一世创建的所有臣民必须为国家服务的这种相对“公平”的社会模式，在这段短短时间里遭到了颠覆。从1731年开始，贵族只要从安娜女皇专门开设的一所军官学校毕业，不用从普通士兵开始，就可以直接当军官。1736年，贵族的强制性服役从无限期改为25年；到1762年，贵族服役的强制性被完全取消，彼得一世对贵族的束缚被解除。然而贵族的自由并未迎来相应的农民的自由，这个进程被滞后了。这就加重了俄国失衡发展、两极化发展的趋势。

其次，与此相对照的是，俄国的专制主义进一步向极端化发展，历任沙皇忠实维护专制皇权。彼得一世改革时期，皇权第一次取得了如此压倒性的成就，使得后世的沙皇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其放弃，而是本能地去维护、巩固乃至加强它，哪怕只是象征性的。这在前面提到的几位在位短暂的女沙皇身上，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例证。1730年的加冕典礼上，安娜女皇走上了按东正教教规禁止靠近的教堂祭坛；1742年，伊丽莎白女皇则不再像以往那样接受由最高神职人员授予皇冠和紫袍，而由她自己亲自收授。此后继位的沙皇也是如此，很多彼得一世为后续改革所铺的路都被废弃，但他们即使什么都不做，也要紧紧抓住专制权力。这种专制皇权，在俄国战胜拿破仑，建立神圣同盟后的尼古拉一世时期到达了巅峰。

专制皇权的加强在彼得一世改革时期更多地发挥了积极作用。彼得一世利用它有效地维护了改革的迅速推行，果断地压制了反对势力，保证了改革期间的效率与稳定。但是，这种局面过于依赖掌权者的素质，一旦无能者掌权，专制皇权给俄国带来的将会是更多的灾难。也许彼得一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皇位继承法》中没有延续长子继承的传统，宣布在位的君王有权钦定继承者，实际上是想确定“能者居之”的原则。但现实情况是，连彼得一世自己也没能来得及实施这条新法就故去了。之后的事实证明，这条法律原则形同虚设，1797年，保罗一世干脆恢复了长子继位的优先权。

彼得大帝的这些后继者们，维护自身权力的途径无一例外的都是选择牺牲农民，于是极其落后且与历史大势相悖的农奴制在俄国却一直保持着发展的趋势。从安娜女皇开始，把国有土地大规模地赐予支持沙皇的贵族就成了一种惯例，而土地上的国有农民则沦为农奴，这种土地赠予不以服役为条件，于是贵族阶级开始借机摆脱服役义务。安娜女皇还出台了一系列法律，禁止农民购置地产，买下磨坊，建立工场，也不允许他们和政府签订租让协议和合同，更规定农奴必须得到主人允许才能暂时外出打工。地主还进一步获得了把农奴从一处庄园迁移到另一处的权力。这就加强了农奴对于主人，而不是对于土地的依附关系。伊丽莎白在位期间又规定：不得主人允许，农奴不得承担金融义务；地主有权把农奴流放到西伯利亚，也有权把他们从那里召回。1754年她颁布的刑法典，仅把农奴列在贵族的财产项下。这一切预示着，俄国社会在这种日益扩大的等级差距中将迅速走向两极分化。

由于历代君主对皇权专制的重视，以及东正教对皇权专制的配合与支持，国家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并深入人心，以至于社会中任何一个等级也未形成统一的整体，无法拥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代表机构，更不要说能够存在一个代表机构分享这些权力。

直到俄国历史上的另一位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继位，俄国才开始尝试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旧有的问题同时也变得更加严重。俄国历史上只有三位沙皇被称为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在对外政策上，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无愧为彼得一世事业的继承者。女皇将彼得一世的强兵扩张政策推向极致，在国际舞台上几乎攻无不克，干脆利落地解决土耳其问题，三次瓜分波兰等都出自她“华丽”的手笔。俄国在大大扩充疆域的同时，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急剧增强。于是，在西欧和美国为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欢呼时，叶卡捷琳娜二世则在成就农奴制黄金时代的背景下，开创了俄国“开明专制”的盛世。但可以预料的是，这种“盛世”并不能长久维持。

这位大帝虽然摩拳擦掌地准备进行变革，可实际得到实施的改革内容不多。从解决彼得一世帝国模式遗留的问题上讲，她并没有比之前那几位继任者做得更好。叶卡捷琳娜准许贵族结社，颁布《贵族特权诏书》，无非是自己非法篡位后的一种利益交换，再次干扰了自彼得一世时代开始的贵族群体的精英化过程，推动这个等级走向腐化。她的地方政府改革也是意在加强与之合作的贵族地主的地位。她一手没收了教会的土地，完成了剥夺教会庞大地产的最后一步，一手又将大量国有土地和农民赐给臣下，令百万农民沦为农奴，另外还将农奴制扩展到了乌克兰等新地区。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来巩固自身权力的招数再次上演，俄国社会逐渐坠入两极分化的深渊。

叶卡捷琳娜女皇对欧洲启蒙思想的好感促使她推动了俄国上层社会在思想上进一步西化，这一点倒是令人印象深刻。当时，俄国第一所大学已经建立，叶卡捷琳娜又建立了第一所女子公立学校、师范学校，试图推进建设平民教育网络，这使俄国贵族的文化修养进一步得到提高。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一再强调的，广大贫苦的农民们并没有因此受惠，受到任何影响。俄国上层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差距，从经济地位到文化心理再次被迅速地拉大。贵族和农民、农奴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召开的、由社会各界代表与会的立法委员会会议中**裸地呈现出来，于是这一充满自由主义**却没有充分准备的会议只得匆匆以解散了事，这刺激了普加乔夫起义的大爆发。正如19世纪俄国著名思想家恰达耶夫所说的那样，俄国由于很晚才通过基督教加入文明世界的历史文明进程，没有发达的政治和文化体制，它所做的是把异国精神产品的现成模型移植到俄国的土壤上，而不是对它们进行批判地吸收并加以内部消化。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制度的价值观没有成为俄国人民本质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俄国人不可能理解邻国人民的文化和精神，不可能掌握它们，并在统一的世界文化架构中进行创造。这是因为，在整个历史时期，俄国贵族借用外来文化和制度都是为了个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人民。贵族在将体现异国精神的现成形式用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同时，也堵塞了人民了解这一孕育了制度的价值观精神本身的道路，使自己人民愚昧无知的状况原封未动。恰达耶夫的说法虽然有些过于悲观，却道出了俄国的实情。

社会分裂的祸源在于俄国以农奴制为基础的专制制度体系，而异常强大的专制体系是彼得一世帝国极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专制体系的触角已经无孔不入，必将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彼得一世的那些意志力远不能和他相比的后继者们，即使有心着手解决体系内的问题，也往往力不从心。

很多沙皇都不赞成农奴制，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就是如此，但他们都宁可把这个问题搁置。公平来讲，当贵族特权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考虑得更多的还是国家利益，这是彼得一世改革的优秀遗产。但是，他们也因此陷入了新的“传统”窠臼——彼得一世所建立的专制体制之中。他们在日益分裂的社会面前手足无措，无能为力的同时惧怕改变，害怕改变会给国家带来自己无法控制的更大的灾难。这标志着俄国的专制皇权开始走向反动。战胜拿破仑是彼得大帝帝国最后的余威显现，然而这一胜利却加剧了俄国专制政权的反动性。亚历山大一世曾经有过改变这种专制体制建立宪政的想法，但在试探性的改革后，最终在现实和困难面前退缩了。

相对来说，大力发展俄国教育事业阻力要小很多，于是在俄国文化界，没有中断地在继续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不久后，这种输入不再是单方面的输入，俄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如饥似渴地主动吸收西方文明思想。

需要提到的是十二月党人，他们是继彼得大帝之后真正走出去看世界的一批贵族军官，从他们身上可以依稀看到当年彼得一世的心境和身影。然而，从十二月党人起义且很快失败就可以看出，俄国缺乏建立宪政的最基本的一些东西，特别是作为改革的推动力量的阶级基础。自由主义的旗帜由俄国的贵族军官来举着，暴露出俄国两极分化的恶果——中产阶级的异常虚弱和落后。

俄国受西方影响，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启了工业革命的步伐。18世纪末时，俄国的生铁年产量还能与英国持平，到19世纪中期，俄国生铁产量仅增长了一倍，而英国则增长了近30倍。面对风雨欲来的国内外环境，尼古拉一世却站到了变革的对立面，在欧洲各国都在发生变革的时代他却成为维护旧秩序的“欧洲宪兵”。这使得俄国错过了启动根本性变革的最佳时期，留给俄国消化改革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随后的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标志着彼得一世的帝国中继皇权专制走向反动之后，重要的帝国支柱（帝国军队）开始崩塌。于是直到1861年，俄国才进行了农奴制改革。而俄国的发展再次落后于西欧各国，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

为何彼得一世的改革同样采取了重商主义等发展经济的政策，却没能令俄国的资产阶级尽快强大起来，并走上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呢？不得不说，彼得一世的“重商”政策与西欧相比，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从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上讲，西欧的“重商主义”是在西欧封建经济逐渐走向瓦解，地理大发现引发的市场空前扩大的形势下，为迎合商业贸易扩张需求，维护本国商业竞争优势而出现的一种经济学说。正是因为西欧的封建专制王权是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因素由萌芽进而茁壮成长的背景下出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成为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西欧的资产阶级，在王权不断巩固强大、国家走向独立统一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为了自身的发展，迫切要求结束封建割据的局面，削弱封建领主阶级的势力。于是在王权与封建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中，他们实际上与封建王权是政治联盟的关系。借此，中世纪以来一向微弱的王权变得强大起来，在建立统一的专制王权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而西欧各国的封建王权，最初也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一些保护和扶植资产阶级发展的政治、经济措施。新航路的开辟，以及早期资产阶级的海外殖民、贸易，乃至海盗式的劫掠活动，极大地增加了他们本国的财富，而资产阶级也仰仗王权的政策、物质甚至是武力支持获得并维护自身的竞争优势，日益发展壮大。在这种情况下，英法等国家更把资产阶级作为巩固和加强自己统治的重要阶级基础和支持者，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日益凸显出来。据统计，1509年到1558年间的16届英国议会中，伦敦共派出议员36人，其中26人为商人，诺里季城共派议员19人，其中13人为商业工会会长。都铎王朝的许多高级官员都是来自资产阶级。在波旁王朝的时期，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14世纪初，作为第三等级的代表，他们也取得了参加三级会议的权利。他们出钱买官从而进入政府机构，掌握了部分行政权，并通过向国家提供巨额贷款，与专制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逐渐成长为传统贵族势力的重大威胁。

而基本上是农业国家的俄国，其“资产阶级”或者说工商业者的力量非常弱小，“重商”政策的推行完全取决于政府或者说是君主的意志与扶植力度，在政治上他们更是完全处于从属地位。这就决定了俄国的重商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在王权意志下为“国家”利益而发展，因而出现的特殊现象是，许多大商人都具有双重身份，基本上原先都是贵族。更何况，俄国的重商政策缺乏延续性。因此，俄国的重商主义实际上增强了专制国家而非资产阶级的力量。

最终，号称是彼得一世事业继承者的斯托雷平也没能在关键时刻挽救沙皇王朝，两极分化的社会已经无法弥合，沙皇王朝在1917年寿终正寝，而在这场斗争中最后掌握政权的仍旧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觉悟的人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