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东正教教会是反改革力量最大的堡垒。早在1697年年初，莫斯科安德烈耶夫修道院的阿弗拉阿米修士就曾以文学形式批评了彼得一世新采取的一些措施，还要沙皇注意自己“不符合神意”的行为及国内的“不公正现象”。彼得一世没有纵容这种行为。阿弗拉阿米及其追随者都遭到了严厉的惩罚，阿弗拉阿米最终被流放。

在“胡子较量”中，也反映出了很多有趣的信息。崇拜胡须的风尚正是东正教教会造成的。教会认为，胡须是“上帝赐予的饰物”，剪掉胡子会破坏上帝赋予俄国男人的形象，使俄罗斯人看上去就像那些路德教徒、波兰人、卡尔梅克人、鞑靼人，甚至像猫、狗、猴子这样的动物。保守势力拿出了他们唯一能够抗衡沙皇权威的上帝形象，以及教会这个永久的保守主义堡垒来回敬这位大帝。可以想象，这场斗争绝不是剪掉胡子那样简单，实际上正是西化与传统，激进与保守，改革与反改革势力的较量。而彼得一世坚定不移地推进这场胡须改革，并将剪胡子的做法从宫廷风尚提升到政府政策，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背后是彼得一世立志将国家推向世俗化的决心，最终目标是令教会“归顺”国家。

在彼得一世的严厉政策下，特别是在反改革的牧首阿德里安去世后，教会群龙无首，也一直不敢和彼得一世做正面对抗，他们的选择是找一个足够分量的人代他们出头，而这个人就是彼得一世的儿子，皇太子阿列克谢。

一、镇压皇太子叛乱

亲人的背叛是最可怕的，彼得大帝改革事业最大的反对者恰恰都是自己身边最亲的人。彼得大帝母亲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叶夫多基娅都属于反改革派。叶夫多基娅虽然身为皇后，却一直不受沙皇宠爱，长期与寂寞相伴，而她对改革的态度更是令彼得一世决心与她老死不相往来。1698年，叶夫多基娅被迫当了修女。可悲的是，叶夫多基娅在1690年还曾为彼得一世生下了这位大帝一生中唯一活到成年的儿子，皇太子阿列克谢。这个男孩起先还能跟母亲一起生活，而沙皇本人则没有什么时间陪伴这位小皇子，也从未对这个儿子展现过温情。于是阿列克谢9岁前一直由沉溺于古风偏见之中的母亲照管，母亲被幽禁后，可怜的小阿列克谢又生活在仇恨沙皇的人们中间。由于父子的疏远，皇太子并不了解父亲事业的意义和艰难，加上母亲被囚，他反而被那些反改革的力量有意接近，逐渐成为反改革派寄予厚望的核心。

阿列克谢本就资质平庸，皇太子周围的人又使他养成了彻底消磨人意志的两大恶习——假仁假义和酗酒成癖，于是皇太子愈加不了解父亲，而且逐渐成长为一个游手好闲、自私自利又意志薄弱的人。彼得一世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曾直截了当地责备他：“你什么也不想干，只想待在家里并以此为乐……”

彼得一世第一次同阿列克谢发生矛盾是在1704年远征纳尔瓦的时候。14岁的皇太子奉父皇之命参加了这次远征。洞察力敏锐又性情急躁的彼得一世，一眼就看透了儿子的那些逃避的小伎俩。于是他要求阿列克谢不要惧怕困难和危险，以父亲为榜样为祖国服务，还警告说：“如果你把我的忠告当成耳边风，不想做我希望你做的事情，我就不承认你是我的儿子……”而阿列克谢则靠卖弄小聪明，竭力想骗过固执得近乎残酷的父亲，逃避一切事情。

1711年，彼得一世不顾儿子意愿，让阿列克谢娶了一位德意志公主。她是进入罗曼诺夫皇室的众多德国女人中的第一个。彼得一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通过这场联姻拉近俄国宫廷与汉诺威选帝侯、未来的英国国王，以及与奥地利宫廷之间的关系。1712年，彼得一世再次娶妻，娶的则是自己心爱的却毫无背景的女子。这位新娘是名立陶宛女子，名叫叶卡捷琳娜。她最初只是个女佣，甚至还结过婚。在与彼得一世正式结婚前，她和彼得一世已经一起生活了好几年，还生了几个孩子。1715年，阿列克谢喜得贵子，但是妻子在产后就去世了，这个遗腹子也叫彼得（彼得二世）。阿列克谢的妻子去世后，他和父亲之间的矛盾更尖锐了。

皇太子资质不高，周围却有一些精明强干的野心家，在俄国处于交战的紧张时期，他们却忙着私通外国，还认为一旦发动政变，大部分老权贵都会站在他们一边。皇太子在后来的审讯中还供认，他希望得到多尔戈鲁基家族公爵们的同情，还寄希望于米·米·戈利岑、德·姆·戈利岑、鲍·帕·舍列梅捷夫及鲍·伊·库拉金等人可能的支持。

在彼得堡，阿列克谢周围的人有亚·瓦·基金、阿·洛普欣和特罗耶库罗娃公爵夫人（后两人是出家为修女的叶夫多基娅皇后的亲兄弟姊妹），还有谢尔巴特公爵、纳·戈利岑娜公爵夫人。另外就是皇太子以前的忏悔神甫，住在莫斯科的大祭司亚科夫·伊格纳托夫。其中阿列克谢最得力的同谋者就是亚·瓦·基金。他一度曾是彼得一世所宠信的勤务兵，后来成为海军军需处处长，又升到首席顾问的高位，但却因营私舞弊豪宅被充公，本人也失去官职并被流放。然而由于彼得一世惜才，赦免了他，基金重新成为沙皇的心腹。但事实上，基金心胸狭窄，不仅没有真正悔改，还成为皇太子阿列克谢谋反圈子的核心成员。

另外，修道院中被废的皇后、皇太子的生母叶夫多基娅也与皇太子一党往来密切，罗斯托夫主教、修道院中一些修道士和修女经常在皇后的房间聚会，准备为阿列克谢登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皇太子本人也认为，整个教士阶层，从高级教士到教区教士，都是他夺权斗争中的忠实帮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对整个教士阶层估计错误，那么他还可以寄希望于母亲周围的那些人。

就在那时，彼得大帝向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谢皇太子发出最后通牒：要么改变他的行为，认可自己的改革，要么放弃皇位继承权。阿列克谢长时间犹豫不决，阴谋家们的意图是以此拖延时间；顾及亲情的彼得一世，也答应给儿子时间好好考虑。

不久之后的1716年，彼得一世大病初愈便出国访问。随后阿列克谢的亲信基金也来到奥地利，他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皇太子潜逃做筹划。查理六世和阿列克谢是连襟，他们的妻子是姐妹俩，这桩婚姻正是彼得一世促成的。彼得大帝大概没能预料到，他辛苦拉来的政治联姻，却让儿子利用来叛逃。

没让基金费什么力气，查理六世国王就答应了给阿列克谢皇太子提供避难所，显然，查理六世的目的是要干涉俄国和波兰的内政。这类作法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堪称当时所有帝王的典范，他收留了斯图亚特王室詹姆斯二世和他的儿子，致使英国数十年里处于内战的威胁之下。

奥地利政府打算把皇太子长期藏在他们国内，以等待有利时机，达到更长远的目的。从奥地利大使普列耶尔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阴谋者已经同在梅克伦堡的近卫军团建立了某种联系。

此时北方战争已接近尾声，各外国宫廷，首先是英国和奥地利等国的宫廷很关心俄瑞媾和的条件问题，要求得到王位的皇太子无疑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筹码。奥地利政府对皇太子作出了慷慨的许诺，不仅答应给钱（实际上阿列克谢并未拿到），而且还答应提供军队。萨克森驻俄国大使后来报告说：“皇太子坦白承认，奥国皇帝许诺借给他军队用于反对他的父亲，并准许他同时依靠英国国王的帮助。”

1716年秋天，正如我们提到过的，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十分复杂。在这一时期，俄国与其北方盟国之间的矛盾，俄国与西欧大国（英国、奥地利）之间的矛盾都急剧尖锐起来，以致令俄国陷入了历史上极为严重的一次外交纠纷。俄国改革的反对派也认为这一时刻是发动叛变的好时机。彼得一世在繁忙之际，没有忘记鞭策皇太子表明态度，1716年8月26日，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要他来哥本哈根参加军事行动，否则的话，他就应当准备成为僧侣。而皇太子却利用这封信弄到了一些钱和出境许可证，并逃往奥地利，寻求皇帝查理六世的庇护。

彼得一世在得知阿列克谢的去向后，立即给儿子去信，强烈指责他的这种背叛国家的行为：“作为父亲……我要永世诅咒你；而作为你的国君，我要宣判你是叛徒……”但为了国家的利益，彼得一世清楚，无论如何必须先劝服儿子回国。阿列克谢在奥地利接受庇护的第二年，在彼得一世特使的劝说下，终于同意回国。彼得一世的外交公关和“武力威胁”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718年1月，阿列克谢回到莫斯科，并得到父皇有条件的宽恕，这个条件就是宣布放弃王位继承权，并揭发那些唆使他逃跑的人。彼得一世决心不再放过这些挑拨离间的阴谋家。因为在1718年5月召开的奥兰会议上，希望同瑞典签订和约的俄国再次被拒绝，瑞典参政院的大臣们阻止查理十二世接受俄国议和条件的理由就是，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更何况，不少名门贵族和高级教士对阿列克谢的叛逃行为持同情和宽容态度。这种形势决定了彼得一世不能再姑息养奸。

皇太子的揭发引起了一连串审讯，审讯中虽然没有发现反对沙皇的确凿证据，但也暴露了反对和仇恨新秩序的言行大量存在，一些丑闻也曝光了。阿列克谢的母亲叶夫多基娅皇后及其追随者，首当其冲被治罪。叶夫多基娅被监禁于新拉多加的修道院内，基金被车裂，格列博夫被插在木橛子上处死，其他人则被处以酷刑并被流放。

一连串审讯过后，阿列克谢的宽恕也被撤回。由100多名高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在1718年6月判处了皇太子阿列克谢死刑，但在行刑之前，阿列克谢就在彼得保罗要塞里气绝身亡。死亡原因可能是中风，也可能是因为审讯中的拷打所致。阿列克谢的忏悔神甫及其部下也被处死，其中还有很多相关人员受到了较轻的各种处罚。

然而，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在审讯时阿列克谢曾提到，自己有信心能够获得一些老权贵的支持，并寄希望于能够得到父亲的一些得力干将，比如多尔戈鲁基家族和戈利岑家族的一些人，以及库拉金等人的同情。这些人虽然未受到惩治，但却失去了彼得一世对他们的信任。库拉金本是1716年第一个开始同瑞典进行谈判的人，却没有再参加在奥兰群岛和尼什塔特继续进行的谈判。里加省长帕·阿·戈利岑的职务也被勒文沃尔德取代。

同时，皇太子叛逃的事件也使俄国同一些西欧国家的关系复杂化了。俄国政府要求奥地利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帮助皇太子叛逃的俄国驻维也纳公使维谢洛夫斯基被禁止同奥地利副总理大臣进行任何形式的交往。俄国还禁止奥地利大使普列耶尔接近俄国宫廷，并要求奥方把他从俄国召回。

粉碎国内反对派的阴谋，使彼得一世政府的地位得到了巩固，显示了俄国政府的力量，推动了尼什塔特和约的顺利签订。欧洲大国不得不相信，寄希望于俄国统治阶级上层那些心怀不满的人物，是枉费心机。

1698年射击兵叛乱和阿列克谢皇太子案件，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动分子反对改革的活动，只是他们采取的斗争形式不同。一种是依靠国内的射击军，另一种则是意图依靠国外援助，即那些敌视俄国的国家的援助。这两个事件的参加者，依靠的都是统治阶层老朽没落的部分，即波雅尔大贵族，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失败。彼得一世对他们采取了坚决的斗争态度，保障了改革的进行，维护了改革的成果。

有了皇太子的教训，1722年，彼得一世颁布了一部继承法，废除了教条的长子继位的原则，宣布在位的君王有权钦定继承者。而且彼得一世还亲自做了一条重要的补充，那就是君主在指定继承人之后，如果发现继承人难当大任，即可改变自己原来的决定。就这样，彼得一世又开创了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规则，即以能力和品德为决定因素来选择皇位继承人，同时将皇位继承人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专制君主。不过这位皇帝还没来得及亲自实践他的新法规就去世了。他强壮的身体终于被疾病、劳累和不规律的生活拖垮。1725年1月，彼得一世的病情（尿毒症）急剧恶化，1725年1月28日（现行公历1725年2月8日），彼得大帝溘然长逝，死前甚至都没来得及应用他新制定的这条继承法，亲自指定接班人。

二、平定反改革运动

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为了推进改革，夺取战争胜利，令广大人民群众背负上了异常繁重的税收和劳役负担，地主压迫的加强和旷日持久的战争令人民大众不堪忍受，在很多地方掀起了起义的浪潮。

1705年，在俄国东南部爆发的阿斯特拉罕人民起义持续了8个月之久，席卷了阿斯特拉罕、红亚尔、黑亚尔、古里耶夫和捷尔基。政府果断采取了两手政策，一边进行武力镇压，一边采取一些政策和平制止起义的蔓延，比如释放起义者的代表，用诏书招安等。政府还停止在一些地区征收欠缴的税款，同时减少甚至免去一些税款，有关不准穿俄罗斯长袍和必须剃掉胡须的命令也停止执行。

1707—1708年，在顿河流域爆发的起义，则反映了专制制度国家的巩固和中央集权的发展对顿河地区内部生活的影响。在彼得一世统治前期，大批农民、射击兵、工商业者和士兵被迫逃亡至此，以躲避农奴主的压迫和各类繁重的税捐与徭役。政府坚持要求逃亡的人从顿河地区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并派兵搜捕顿河的新来户和逃亡者，这就对顿河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威胁：对逃亡农民来讲这一要求意味着他们要返回原居住地，随之而来的是地主压迫的恢复；对顿河上游的哥萨克来讲，政府因此而在这里采取的军事行动将会令他们丧失土地、森林、草地的所有权，以及捕鱼和开设盐场的权利。另外，一系列的诏令将顿河哥萨克的各种工场变成了国家的税收来源，排挤了哥萨克的贸易活动，缩小了惯于在顿河地区称王称霸并靠外来户发财的顿河下游哥萨克的各种特权。加之这些追捕逃民的部队无恶不作，最终在逃民中间引发了起义。这是彼得一世统治时期自发性的地方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波及全国许多地区。带头起义的是“煮盐工统领”布拉文。起义军团结了不少人，不仅成功地令一些哥萨克倒向他们，甚至力图将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中的鞑靼人和摩尔多瓦人收归麾下，起义军人数据说达到了9000人。但是起义者没有一致的目标，也没有制订统一的计划，哥萨克内部也存在分歧，起义最终被残酷镇压下去。

另外，随着俄国工业的发展，大型手工工场的出现，首先在制铁工场，被迫征集来的工人、农奴和国有农奴，面对沉重的工作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也掀起了反抗斗争。他们不满的根源是常常被士兵使用暴力抓去为工场干活。1703年夏，被迫划归卡缅斯克工场的农民就掀起了起义运动。工场工人逃跑的事件也越来越多，尽管监管工场的士兵非常残酷地镇压逃跑者，甚至将他们绞死，但逃跑现象还是越来越普遍，并于1726—1727年达到了特别巨大的规模。

因而我们要注意到，虽然彼得一世开创了伟大的事业，改变了俄国落后的面貌，但他的事业所取得的所有成果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盘剥的基础之上，令广大下层民众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也预示了这种改革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