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彼得一世的众多崇拜者之一，历史学家、右翼知识分子波戈金，曾这样写道：

是的，彼得大帝为俄罗斯做了很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的人对此视而不见，有的人则想统计他到底为俄国做了多少事，但总也得不出一个总数。在家里，在街上，在教堂，在学校，在军营，在剧院的走廊里，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一睁眼，一迈步，一转身，就能碰到他。每一天，每一刻，每一步，他都在。他无时不在！

我们醒来了。今天是几号？1841年1月1日。彼得大帝命令我们从基督诞生之日起开始计算年份，还命令我们从1月份开始计算月份。

该穿衣了。我们的衣服是根据彼得一世规定的款式而裁制成的。我们的制服样式也是他规定的。布匹是在他建立的工场中生产出来的。羊毛是从他开始饲养的绵羊身上剪下来的。

一本书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铅字印刷术是彼得大帝当年引进的，字母表是他亲自删削过的。你开始读它了。你所读的书面文体是彼得一世时期才取代了早期的宗教文体的。

当天的报纸到了，这也是彼得大帝引进来的。

生活中，你总得买东西吧。从丝织围巾到鞋底，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能让你想起彼得大帝。有些是他下令引进俄国的，另一些是他第一个使用的，还有一些是经他改良过的；这些商品装在他下令建造的船上，卸在他开始修建的码头上，航行在他下令开挖的运河里，行驶在他下令修建的公路上。

当你进餐之时，所有的菜，无论是腌鲱鱼，还是西红柿，还是红葡萄酒，都在提醒你，不要忘了彼得大帝。西红柿是他下令种植的，酿葡萄酒用的葡萄也是他开始栽种的。

餐后，你驾车外出去一个名叫彼得大帝广场的地方。在那里，你会遇见许多女士，正是由于彼得一世颁布的法令，她们才得以和男子一起外出并且进入原来只有男人才能去的外交场所。

让我们去大学看看吧。第一所世俗学校是彼得大帝建立的。

根据彼得大帝制定的官秩表，你得到了一个品级。

官秩表给了我贵族身份，这也是彼得大帝安排的。

如果我必须起草一份起诉书，彼得大帝也已经把它的形式规定好了。起诉书将会在彼得大帝命令设立的那面代表正义的镜子前被接受，然后会按照《总规程》的规定得到处理。

如果你决定出国旅游，就像彼得大帝当年所做的那样，你会得到良好的接待。因为，正是彼得大帝把俄罗斯变成欧洲的一员，并开始为它赢得尊重。他为俄罗斯做得还有很多，很多。

事实的确如此，不仅是俄罗斯，在西方，对俄国日益增长的尊重，也很大程度上源自锐意西化改革的彼得大帝。甚至直到路易十四去世前，西方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彼得一世是当时在世的君主中最伟大的一位。他精力充沛，虚怀若谷，他尊重知识（至少对一类知识是如此），以及他在振兴民族事业中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有这些品质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一个聪明睿智、热心为公的独裁统治者的统治下所能获得的好处。在很多西方人眼中，彼得一世几乎迎合了启蒙时代对统治者日益增长的所有要求，这种统治者愿意听命于理性和自然。圣彼得堡一家英国工场里的一位牧师写道：“从他改造本国人民风俗的崇高尝试中，可以看出他的虔诚；从他迫使人民改邪归正，消除他们有生以来就已持有的谬误和迷信活动中，可以看出他的果断。”在彼得一世去世后，西方出现的大量评论和悼文都洋溢着赞美之词，其中包括由丰塔纳尔向法国科学院发表的颂词演说，这些评论奠定了日后西方对于彼得一世及其统治进行评价的基调。最显见的例子就是二三十年后伏尔泰在他的《彼得大帝统治下的帝国史》（1759—1763）一书中，以更具有影响力的方式表示了这种几乎是不加批判的赞美。无论同时代的西方人对于把俄国看作是一个欧洲国家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但到了他晚年时，人们都会同意他是一位伟人。尽管他性情残暴，过于自信，有过失算和偶尔的惨败，但是他在“创造历史”的伟人祠中的席位在那时即已确定。[1]

《彼得一世》（俄国著名画家阿·彼·安特罗波夫作品，1770年完成）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革命是罕见的，而改革则可能更加罕见。”因为“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他们必须两线作战”“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同时“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问题，对改革者来说比对革命者要尖锐得多。因此，这都需要改革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付出更大的心力，才有可能在改革之路上取得成果”。

彼得一世凭借其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常人所不及的才能和旺盛精力，屈尊降贵，以身作则，一边开疆扩土，一边在国内果断地推行改革。用俄国学者的话说，他是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本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事情，令俄国的国际地位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俄国这一时期在对外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西方长期以来存在的蔑视俄国的思想开始发生彻底的改变。有迹象表明，彼得大帝的活动即使没有得到西方观察家的赞许，也已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俄国首先引起西方注意的，是它对瑞典的军事上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有关俄国的书籍出版日益增多，西方报刊上关于俄国问题的介绍性文章不断增加。彼得一世本人深知得到国外报刊好评的重要意义，早在1703年，他就在巴黎安排了一个代理人，其责任就是散播他取得胜利和进行改革的消息。当时德意志的一家重要政治杂志《欧洲报道》就受到了这些消息的影响，对彼得一世给予了正面评价。虽然西方对俄国的很多问题仍不了解，但是，西方人已经普遍感觉到，曾经一度愚昧、半野蛮的俄罗斯现在正开始成为不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欧洲的一员。1716年法国出版的《皇家年鉴》中，第一次把俄国列在欧洲强国的名单之内，这就是明证。

彼得一世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俄国争取到了不容错过的宝贵时间，令俄国冲破封锁，进入大洋，进入了欧洲和世界。彼得一世接手的是一支完全没有正规军，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杂牌”兵团，海军也只有一艘过时的军舰。他在海军建设上几乎是白手起家，而他留给继任者的却是一支让英国颇为忌惮的海军，48艘主力战舰、787艘小型的和辅助性的船只，以及28000名官兵，新生的军事工业，并且还有波罗的海的海岸线和一些港口。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甚至令海上的霸主英国感到忌惮，英国人认为，这支打败了强国瑞典的舰队中的军舰，可以和同级别中最好的英国军舰媲美。俄国的迅速崛起，摆脱了被其他强国殖民的命运，赢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并一举成为当时国际关系中欧洲系统的一部分。彼得一世时期的副总理大臣、著名外交家彼·帕·沙菲罗夫曾不无骄傲地写道，从前谈论俄国就如同谈论印度或波斯那样遥远的国家，而现在欧洲的任何事情就非有我们参加不可。

《彼得一世》（法国著名画家保罗·德拉罗什作品，1838年完成）

彼得一世改革对俄国的影响是广泛、深入并且是决定性的。从改革的整体规模来看，说彼得一世“全盘”引进西方文化也未尝不可，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彼得一世在学习、吸收西方文化方面也是有选择性的，他远没有认为西方什么东西都是好的。比较明显的例证是，彼得一世在考察完欧洲后，认为西方诸如议会之类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俄国，这种判断虽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但也不能不说这是彼得一世尊重俄国传统与现实的表现。

彼得一世身先士卒到欧洲学习，真正体验到与西欧先进国家的差距，他不循常规，首先建立了俄国发展军队最急需的一批专业技术中学，随后又建立起了高等学府。虽然彼得一世急于普及现代教育的心情颇有些类似“拔苗助长”，很多学校没能维持长久，但是这些学校的建立为此后俄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并将兴办教育的责任与政府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此后无论是海军军官学校还是陆军军官学校，以及后来的炮兵工程干部贵族学院、外科医学院，都是在彼得一世建立的这些学校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尤其是彼得一世建立的数学与航海学校，后来几乎每所著名的军事院校都会将自己的前身跟这所学校联系起来。

由于政府要求统治阶级掌握职业性和普教性的最必要的知识，于是年轻贵族定期被派往国外学习各种科学知识，或在国内各种军事学校和其他学校学习。贵族阶层的生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穿欧式服装，看欧式戏剧那样简单，对女孩进行家庭教育是俄国社会中的一个新现象。在贵族中间，特别是在大贵族中间，收藏印刷的书籍成为日常现象，中等贵族也竞相效仿。一些贵族，如塔季谢夫、戈利岑、马特维约夫、布留斯等，藏书还相当丰富，不仅有俄文书籍，还有外文书籍。在1725年前移交给科学院的彼得一世的私人图书就有5000卷。汉诺威公使维贝尔对俄国科学院的图书馆和珍品陈列馆评价很高：“如果这个已经很珍贵的图书馆的规模继续扩大，那么不要很多年，它就会赶上欧洲最重要的图书馆……”

在彼得一世的文化和教育改革政策下，俄国建立了自己的科研基地，加快了俄国近代科学史进程，培育出了俄国自己的科学精英。彼得一世曾经说过：“鉴于知识的益处和基础作用，我们不妨把它比作一切对教会和国家有益和有用的事物的根基、种子和首要原则。”可以说，彼得一世留给俄国后世的最重要遗产之一就是教育。

俄国的政治生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与莫斯科公国陈腐的政治模式相比，彼得一世时代明确了各个政府机构的权限、使权力和职能分离、让办公程序标准化，以及清楚说明每个细节的做法，都是革命性的。新机构、新官职的名称和相应的技术术语的大量涌现，是来势凶猛的欧洲影响的证明，同时也展现了俄国与过去的决裂。

最重要的是，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一个空前强大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来。列宁曾经写道，专制制度（极权君主制）是一种最高权力完全由沙皇一人独占的政体。沙皇颁布法律，任命官吏，搜刮和挥霍人民的钱财，人民对立法和监督管理一概不得过问。不止如此，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昔日与世俗政权并驾齐驱的教权真正地“归顺”了世俗政权，而且成为维护沙皇专制统治的得力助手。而彼得一世将“君权神授”“第三罗马”这些来源于东正教的思想，以及西欧的重商主义、“共同幸福”等理念与俄国传统的家长制、宗法制的思想结合起来，不仅大大加强了沙皇专制政权的合法性，而且将国家的权威性以各种形式灌输到各个阶层的意识之中。他还以身作则，给“国家”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并令国家在西化改革过程中包揽了许多责任，包括建立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等。这一切都是奠定俄国独具特色的“国家”文化的重要基石。这种深厚的国家意识，伴随着国家作用的日益强大渗透进俄国文化的灵魂之中，成为俄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特点。

而正是农奴制使得俄国在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国家既要对外战争又要进行改革的这段时期的秩序与稳定，又帮助沙皇团结了贵族地主阶级。因此，彼得一世尽管曾对农民的处境表现出了一些同情和无奈，但顶多也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即便如此，传统的君权神授思想结合以彼得一世提出的“共同幸福”口号还是具有很大革新意义的，对农民乃至全体国民来讲也具有更大的号召力。自彼得大帝开始，关心全体国民的利益和幸福也被视为君主的责任，而且，包含其中的宗教意味日益淡漠，而世俗色彩则越来越浓——国民的利益和幸福不再是灵魂救治，而是物质的满足及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繁荣。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广大俄国农民一直到20世纪初还会有“好沙皇坏地主”这样的想法，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沙皇就如同彼得一世所宣称的那样，是他们的庇护者，是为了实现所谓的“共同幸福”而发号施令的。

值得注意的是，受沉重赋役压迫的农民的处境尽管非常悲惨，但也并非完全是毫无希望的，相比过去，他们拥有了通过自愿服役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这也是彼得一世能够大量利用民力，顺利建功立业，推进改革的重要因素。在俄国，一旦成为服役人员就会自动脱离依附身份，成为免税的“自由人”。同时，彼得一世的教育改革政策，以及官秩表的颁布，使得非贵族出身的人有了合法的上升渠道。这种情况在正规军刚开始组建的时候最为突出，这时最踊跃应征入伍的就是自由逃民和奴仆，后来他们都取得了小贵族身份。在战事紧张时期，彼得一世为了募足兵员，甚至不惜破坏农奴制，他规定：大贵族的家仆可以不经老爷同意就入伍。某位公爵的自传里曾如此记载：“谁愿意当兵，就给谁封官的许愿，既然愿意当兵，那就走吧，因此许多人都离家入伍。”同时，军队也为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提供了更多的接受教育、开阔眼界的机会，很多退伍士兵返乡后成为农村中除教士外为数稀少的识字的人，这也是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唯一可能触动农村生活的一个渠道，在某种程度上为闭塞的农村打开了一扇窗户。但是，这种影响随着改革的停滞对传统农村来讲越发微乎其微，大多数士兵家庭处境艰难。而随着改革出现的“士兵妻子”阶层，则成为反映俄国传统与“西化”斗争下，被牺牲的人群与悲惨命运抗争的一个缩影。

于是在彼得一世西化改革的努力之下，一种欧洲独一无二的专制国家形式开始在俄国确立并形成，它不惜将国家之内的全部等级奴化，令他们为国家提供服务，并赐予了君主凌驾于各个等级之上权力，同时将自己的基础架构在一种非常原始且传统的农奴制度上，这一切造就了俄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另外，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俄国领土的进一步扩张。事实上这种扩张从未停止过，莫斯科公国只有0.13万平方千米，伊凡大帝即位时已经达到43万平方千米，到瓦西里三世统治末期，俄国领土扩大了6倍多，差不多达到280万平方千米，成为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到16世纪末，俄国领土几乎又翻了一倍，在彼得一世即位前已达到1547万平方千米。而俄国扩张的步伐远未停止，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时期，俄国领土面积达1852万平方千米。到1914年，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俄国领土面积为2280万平方千米，达到鼎盛水平。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专制集权体制的建立，俄国即使占有了如此广大的领土，也难以完整地保持对它的统治。

当然，彼得一世有些改革是失败的，地方改革就是如此。即使那些没有夭折的改革举措，它们所带来的变化也远不如这位皇帝预期的那么大。写在纸上的法令法规和规章制度都是完美的，但现实中和过去一样，无论在主要城市里，还是在幅员广阔的外省，任何进步都要依靠官员们的能力和行动。食邑制的陋习可以革除，但是无处不在的贿赂和腐败无法根除。同时，彼得一世在改革过程中往往采取强制手段达到目的，正如许多学者所提到的，彼得一世的改革是以他的“野蛮”整治俄国的“野蛮”。总之，人治和独裁统治仍是俄国管理的基础。尽管改革者不遗余力，但是由于新制度过于复杂，在实施以前无法充分地展开讨论，因而缺乏一体性、协调性和聚合力。这个事实加强了俄国政府管理的人治色彩。同时，彼得一世遗留下来的农奴制问题，也给俄国带来了后患无穷的社会问题。从此，西化的上层社会和传统而落后的下层民众之间的鸿沟日益难以弥合。

无论如何，彼得一世的改革掀开了俄国的现代化序幕，令俄国在18世纪迅速崛起，奠定了俄国的大国地位，历史性地影响了世界格局，并对俄国后世的发展产生了里程碑式的重大影响。

[1] ［英］J.S.布朗伯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6卷，大不列颠和俄国的崛起：1688—172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0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