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一世早就认识到，必须要兴办教育，学习和研究现代科学，才能彻底改变俄国落后的状况。但是他却在垄断教育的俄国教会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俄国东正教教会对于彼得一世所提出的面对所有等级实行基础教育的构想，完全不予合作。或许在他们眼中，这完全是异想天开。但对彼得一世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打击或障碍。彼得一世干脆绕开教会创办了完全意义上的世俗学校，这样的举措哪怕在西欧都是新鲜事。由于彼得一世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俄国官办教育的历史被大大提前了，甚至可以和欧洲比肩。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大胆的创举，而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些新式世俗院校在彼得一世时代建了一所又一所，努力承担起为俄国培养专业人才的任务。
与此同时，各种科学活动也积极开展起来，直接推动了俄国工业建设等领域的发展。最终，俄国科学院的成立，成为彼得一世时代在科学教育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对俄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创建军事院校
彼得一世第一次旅欧回国后，便立即着手整肃军队，积极备战。当时被解散的射击军团的指挥官不可靠，而俄国军队又急缺军官，彼得一世不得不起用在外籍移民区登记在册的300名军官。但据师长戈洛文向彼得一世的报告，这些外籍军官的素质不行，并向沙皇请求挑选、训练自己国家的军官。不管戈洛文报告的情况是否属实，彼得一世都要面对必须迅速培养起本国军官队伍的迫切现实。
虽然彼得一世矢志在俄国普及教育，但他当时更急需的是专业军人，由此大量实科学校被建立起来，教育改革随之启动，但从实际上讲，这也是为了支持更早的政策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因为推行各种改革都离不开人才。彼得一世的计划是，先建立实科学校，为军队及相关行业培养出急需的人才，然后从毕业生中挑选优秀者，派遣他们出国深造，同时着手建设俄国自己的高等学府。
俄罗斯银行“科学”系列硬币——航海学校（1701年）（3卢布）
据记载，彼得一世最先着手创立的是一所炮兵学校，之后经人提醒才想到了他特地从英国重金聘请来的数学家、航海学家法夸尔森教授，于是彼得一世所创立的各种新式学校中最成功的一所——数学与航海学校在1701年正式被建立起来。这所学校不仅为俄国海军，也为陆军培养军官。有学者指出，这是“俄国第一所摆脱追求空洞不实的书本知识，专门研究精密科学的实科学校”。1715年，彼得一世在圣彼得堡建立的军队最高学府——海军学院，也正是以这所学校积累的全部资源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尽管彼得一世在成立这所数学与航海学校之前还建立了其他实科学校，甚至建有其他航海学校，但这所学校的成功，成就了它的独一无二。这所航海学校在俄国的科学史和教育史中具有特别意义，无论是俄国的军事院校还是近代意义上的世俗学校，都将它奉为鼻祖。
学校最开始规定只招收官员子弟，后来则放宽到除去农民的所有等级，1706年后学生名额限定为500名。于是，大部分俄国的精英家庭开始让子女接受近代科学的教育。
但是，高等人才的培养还要像彼得一世时代之前的那样，靠出国培训。航海学校培养出的毕业生在当时被冠以“航海家”的称号，其中最有天分的学生被送往国外深造，作为志愿兵被编入英国、荷兰、丹麦、法国或威尼斯的海军。1706年送出了30名，1707年为22名，1709年为28名，截至1712年，一共送出了144名。然而出国需要大量费用，只有家境非常富裕的子弟才能支付得起，而且不久英国就开始宣布不接受留学生，以保护自己的教育资源，这使得彼得一世建立自己国家高等教育基地的愿望更加迫切。
1715年10月1日，沙皇下令在圣彼得堡建立海军学院，于是航海学校高级班（航海学班）的305名学生、法夸尔森、格温和他们的俄国助手们都被调往圣彼得堡，法夸尔森又成为俄国第一所海军学院的教授和主要负责人，此后他一直坚守这一岗位，直至1739年去世。海军学院院长则为在俄国任职的法国人圣·伊列尔男爵，而学院的最高领导实际上是安·阿·马特维耶夫，他直接隶属于领导海军部门的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该院学生定额共计305人，他们大部分来自莫斯科数学与航海学校的航海班，还有几个人来自诺夫哥罗德和纳尔瓦的航海学校，少数是一些没有在任何地方上过学的上层贵族子弟。
1715年12月20日，沙皇又专门颁布诏令，“俄国知名人物的所有10岁和10岁以上的子弟均应送到圣彼得堡海军学院，而不要送到其他地方”。后来，那些出自名门的未成年贵族子弟，就成为海军学院的主要生源。汉诺威驻俄公使维贝尔于1716年写道：“海军学院于今年夏天已完全建成，在整个辽阔的俄罗斯没有一家名门望族不把自己年龄在10～18岁的子弟或亲戚之子送到这所学院的……”
沙皇对学院的教学工作十分关心，学院的教学计划草案也是由沙皇亲自审核通过的。1715年海军学院创办时，该院制定的工作细则规定了学生和教师都必须遵守严格的军事纪律，彼得一世还对这个细则做了以下补充：“为制止叫喊和破坏秩序，上课时应在每个教室安排一个从近卫军里挑出的优秀士兵，手持鞭子，如有学生破坏秩序，就予以鞭笞，不管其门第如何，严加惩罚，决不纵容。”工作细则还规定，“对旷课者施以笞杖惩罚，每旷课一天扣除津贴一半”。尽管如此，旷课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学生从学院里逃跑也是常事。但是，学院的建立还是为俄国培养了不少人才，很多优秀海员从学院顺利毕业。
彼得大帝去世后，由于俄国战事渐息，军事院校开始走向衰落，1731年海军学院学员名额从330名缩减至150名，甚至海军学院学员的主要输送者莫斯科算术学校的名额也从500名骤减至100名。
可以说，在当时俄国最重要的两所军事院校——莫斯科数学与航海学校和海军学院工作的、出身于英国最古老的名校之一——马修学院的大学教授法夸尔森，是十分尽职尽责的。据统计，在他负责航海学校教学期间（1701—1715），学校培养了大约1200名专业人才，而法夸尔森调职圣彼得堡后的1717—1725年，有215名军官从海军学院毕业并被授予俄国海军军衔。这些人当中不乏为俄国作出重要贡献的海陆军高级将领及水文地理专家、制图家，如俄军统帅米哈伊尔·戈里钦公爵，海军上将谢·伊·莫尔徳维诺夫，海军上将格·安·斯皮里多夫，海军上将、水文地理专家、制图家、海军军官学院第一任校长阿·伊·纳加耶夫，第一位为里海水文地理做精确描述的费·伊·索伊莫诺夫，著名极地探险家、欧亚大陆最北角的发现者谢·伊·彻留斯金等。这位在俄国工作40余年并终老于此的英国数学家、航海学家法夸尔森对俄国教育和科学发展的所作出的贡献值得被历史铭记。一些苏联学者断章取义地引据材料，笼统指责所有英国教师教学不认真、不负责是有失公允的。
同时，航海学校的其他毕业生也为推广近代新式教育作出了一些贡献，他们成为地方模仿莫斯科算术学校而建立的计算学校的教师，为彼得一世尝试普及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开设实科学校
正如我们提到过的，除了数学与航海学校和海军学院，彼得一世在其执政时期其实还在各个领域创办了许多学校，最多的可能就是炮兵学校，但这些学校维持了多久便不得而知了。
据说最早的一所炮兵学校大概是开办于1698年。有明确记载的是，1701年1月10日，沙皇下令在莫斯科新建的大炮厂内附设炮兵学校，学校很快就有了180名学生，1704年达到300名，而到1707年只剩下136名。但并非所有学生都毕了业，炮兵部门的各种迫切需要会中断一些学生的学业，他们分别被派为炮手、鼓手、炮队司书、制炮徒工及其他职务。一些有天分的学生可能被派往国外深造，而那些证明没有天分的学生就被调去当工人。在学校的统计表中，列有不少逃跑和失踪的学生，能升到学校最高年级的为数不多，只有十一二名。1712年，彼得一世在圣彼得堡又建立了一所炮兵学校；1721年，在圣彼得堡实验室大厦还开办了培训在职炮兵的炮兵学校。
总体来说，彼得一世的炮兵学校办得并不十分成功，虽然一再开办，但是每一所炮校存在的时间似乎都不长。这些早期建立的炮兵学校并不正规，规模可能也不大，也许只是一些类似于培训班之类的机构。
1712年，莫斯科建立了工程学校，归军事办公厅管辖。学校的办学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到1713年，工程学校总共只有23名学生。最后，彼得一世不得不从宫廷侍卫子弟那里强制性招收了77名学生入学，但是这里的教学不得不从识字开始。该校后来迁往圣彼得堡，1719年圣彼得堡成立了相应的工程连，在那里接收工程学校的毕业生。工程连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与航海学校和炮兵学校相似。他们领取与其知识水平相称的津贴并从事各种工作，有时奉派到吕贝拉斯上校工程师那里绘制爱斯特兰和因格曼兰海岸的地图，有时奉派到雷瓦尔、维堡、里加和其他港口去。
18世纪初，俄国开办了翻译学校，学校由译员尼古拉·什维梅尔负责，学校最初只招收到6名文书的儿子作学生。半年以后，即1703年初，什维梅尔因故被撤职，不再担任教学工作，于是学校转到了住在侨民村、受过语文和神学教育的神甫厄内斯特·格柳克手里，他其实是1702年在马林堡被俘后被送到莫斯科的。彼得一世革新的时代在用人方面的灵活和人尽其才在此可见一斑。格柳克先是在这里讲授外语，到1705年，他被指定负责在波克罗夫卡的大贵族弗·费·纳雷什金家里开设的中学。在这所中学的教学计划里包括各种科目：地理学、哲学、政治、拉丁语修辞学、外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古东方语）、算术、舞蹈艺术、德国和法国礼仪训练、骑马术及驯马术。这些科目的设立令这所学校具有了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人文教育的性质。这就令一些学者将它视作俄国当时的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普通全科中学。然而格柳克在受指派的当年便去世了，于是这所学校很快由正教院印刷所的校对员波利卡尔波夫管理。由于教师的缺乏和俄国基础教育的薄弱，加之这种全科中学教育在俄国缺少维持下去的必要条件，因此学校不得不逐渐压缩了教学的科目，最后只剩下了外语。于是这所中学成了一所外语学校。1710年，该校教授的科目有四个语种：恺撒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和瑞典语，但到了1715年，只剩下德语和法语两个科目。学生们也逐渐分散到其他学校。1715年学校最后一批教员被调到圣彼得堡已经开办的海军学院，于是该中学在培养了大约250名具有外语知识的学生之后停办了。
1707年，在莫斯科雅乌扎河边德国村对面开办了医务学校，这个学校附属于彼得一世创办的俄国第一所医疗机构——军医院，由荷兰医学博士比德洛担任学校的领导。根据1706年5月25日的命令，学校准备从外国人、俄国的各级人员中招收50人学习药物学。医务学校开办初期没有招满所需的学生定额，后来就由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懂拉丁语并经过一定训练的学生来补充缺额。该校有32个宿舍供寄宿生居住。学校的课程有理论课和实践课两种，课程有解剖学、外科学和药物学，还实行了临床教学制度。学习从上午巡视病人开始，然后才是上课。学生应陪校长在医院巡视病人，抄写校长所指定的药方并负责打绷带。为让学生学习骨科课程，学校准备了骨骼和某些骸骨；为研究药用植物，在医院里开辟了“药物园”。1713年，经过正式考试，医务学校第一届学生毕业。这所学校以纪律严明著称，违反学生守则者，要受到各种处分：限制饮食、戴上镣铐、鞭笞、甚至被送去当兵。
17世纪，莫斯科各办公厅职员，是在工作过程中通过实践进行学习的。到了彼得一世统治时期，由于中央和地方机关进行改革，提高了对这些工作人员的需求，于是政府决定开办一批专门培养办公厅职员的学校。1721年创立“文书学校”的命令正式颁布，学校招收所有愿意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员。教学计划规定了许多课程，包括算术、公文处理、文书格式等。但看来这所学校并未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因为在1724年彼得一世下令，以强制方法从贵族子弟中招收100人，分配到各委员会，“让他们学习公务员业务”。
同时，培养工业专门技术干部的学校也被建立起来。因为大生产，特别是冶金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少不了有技术的专门人才。于是1716年，在奥洛涅茨工场创办了一所矿业学校，“20名贫穷的贵族子弟”被指派到这所学校学习，学生们在那里学习算术、几何、绘画、炮兵学和工程技术。
根据瓦·尼·塔季谢夫的倡议，乌拉尔国有工场为其技术人员和文职人员子弟也建立了几所学校，在学校里学习的都是小公务员子弟和工场工人子弟。1721年，在乌克图斯和昆古尔的两所学校共有学生50人，他们在学校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在这个时期，乌拉尔的各个学校看来还不具有专业性质，教学计划也没有对学生掌握工场的何种专业做什么规定，这些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不是当办公室的公务员，就是当工场车间的学徒。尽管如此，国家还是对这些学校给予了支持。从1724年开始，矿业委员会承担了这些工场学校学生的生活费。
三、发展神学院校
在彼得一世改革期间，政府采取了专门措施以提高牧师的素养。1708年政府下令，要求“神甫和助祭的子弟在希腊和拉丁语学校学习”，学生不毕业不但不能担任牧师和助祭的职务，还要被抓去当兵。神职人员子弟应进的“希腊和拉丁语学校”，即俄国在17世纪创办的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这所学院因由教会开办和负责，学院教授斯拉夫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其实是以钻研神学为目的，因此实际上是当时俄国的一所神学院。随着利胡德兄弟的离职，希腊语从学院的教学中被排挤出去，在斯捷凡·亚沃尔斯基的管理下，学院讲授拉丁语的趋势有所加强。18世纪初，这所学院开始经常被叫作“斯拉夫-拉丁语学校”，或直接叫作“拉丁语学校”。
1721年，由于颁布了《宗教规程》，学院归正教院领导，于是费奥·普罗科波维奇对于这所学院给予了极大关注。从这时起，学院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它具有了领导各教区学校的高级神学院的性质。同时根据彼得一世的命令，在教区建立教会学校开始成为教会必须履行的一种责任，于是教会在各教区的学校数量也有所增长。这就使得莫斯科的这所神学院的地位和声誉获得了进一步提升。
四、尝试普及教育
1714年是俄国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1714年，彼得一世签署法令，命各教区教堂、修道院协助各省建立中小学校，分派莫斯科数学与航海学校高级班的学生到各省做教师，为城市平民建立计算学校网络，做了普及世俗初等教育的尝试。
17世纪末，俄国已经有了几所由高级神甫在他们的教区自行创办起来的学校，罗斯托夫、斯摩棱斯克、喀山和梁赞教区的学校就是这样。诺夫哥罗德的学校获得了特殊的声誉，在这所学校教书的是被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解职的利胡德兄弟。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诺夫哥罗德教区开办了16所类似的学校。
《宗教规程》将建立教区学校转变为教会必须履行的责任，规定神职人员应把自己10～15岁的孩子送进这些学校。在学校毕不了业的学生不仅有可能失去充任神职人员职务的权利，而且还可能要缴纳人头税，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使学生明白，不能懒惰，而要勤奋学习”。到彼得一世统治末期，教区学校的总数已达46所。
这些教区学校显然难以完成培养新式人才的任务，于是彼得一世下决心扩大初级教育的规模，在各个城市开办国立小学。1714年政府下令，各派两名莫斯科航海学校的毕业生到每个省去，去教那些“除独院农民之外的贵族和各衙门官员以及大小公务员”家中年龄在10～15岁的子弟，“学习算术和部分几何学”。还规定，高级神甫的房舍或大教堂应归学校使用。这种教育具有义务教育的性质。政府命令各地市政局应当监督这些学校的正常活动，并且每年两次向参政院报告学生的数量和成绩。截至1725年，政府在莫斯科、诺夫哥罗德、雅罗斯拉夫尔、波舍霍尼耶、特维尔、梁赞、科斯特罗马、苏兹达里等地已经创办了42所国立小学校，学生总数达2000人。然而，这些学校逐渐衰落了下来，1727年在校学生只有500人。
另外，警备学校也是具有普及性的学校，这些学校一般开设在驻军营地，在警备学校学习的都是士兵子弟。圣彼得堡的警备学校规模较大，据统计，1717年圣彼得堡警备学校有195名学生。这里学习的科目有书写、算术、语文、唱歌及吹奏双簧管或长笛。军队的士兵很多都征召自农村，一旦这些士兵子弟退役返乡，往往是村里唯一受过教育的人。因此，这种军队教育的模式对于普及教育的意义也是很大的。
总体来说，彼得一世时期建立的学校可以分作三种：第一种是只进行初级教育的普及性学校，这类学校分散在各省，即国立小学、警备学校和教区学校；第二种即我们前面讲过的讲授实用科学并具有职业性质的学校，主要建立在特定城市，如航海学校、炮兵学校、工程学校、海军学院、工程连、医务学校、公务员学校和矿业学校等；第三种为人文教育学校（如格柳克的中学），但这一类学校维持的时间不长，后来也具有了职业性质。
虽然从法规上讲，允许各级官吏的子弟进入军事、工程和海军学校，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下级人员的子弟除了初等教育之外，无法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甚至中等贵族的子弟，也不能进入像海军学院和工程连这样的高等学府，这些学校一开始就挤满了大贵族子弟。政府曾试图建立学生成分比较平民化的学校，向下层民众普及教育，但没有成功。于是，官办学校即便在口头上对各级人员开放，但实际上却无法实现，这种阶级性不仅表现在学生成分上，而且也表现在办学的宗旨上。担任国家官僚机关高级职务的人员，主要都来自贵族子弟就读的学校；而为商人、小官吏和工匠的子弟开办的学校也是为了让他们继承父业，担任办公室职员、教师和技术熟练的工匠等。除了政府办的学校以外，私人教师（主要来自教堂下级职员）教孩子学习识字的旧方法还被继续采用。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这主要指的是世俗教育方面。除了普及教育的尝试，职业教育也是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发展教育事业的一个亮点。为了兴办教育，俄国引入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为俄国各个部门造就了许多专门人才，使国家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建立的这些院校有“拔苗助长”的嫌疑，很多学校在成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未能维持长久，但最终生存下来的优秀的院校还是对彼得一世的改革和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五、出版教学书籍
在着手建立学校时，教科书的极端缺乏便显露了出来。17世纪俄国出版的识字课本，基本以对教学和教育的狭隘宗教观点为基础，已不符合改革时期的教育要求。于是，一些具有新内容的教材开始被编写，继而出版。当时第一本扩大了内容的识字课本是1701年在莫斯科印刷，由费多尔·波利卡尔波夫编写的《供初学者用的斯拉夫文、希腊文、罗马文识字课本》。他原来是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的教师，后来负责管理莫斯科印刷所。紧接着在1704年，莫斯科又出版了《斯拉夫语识字课本》，又名《儿童学习读写入门》。
而第一部具有世俗性质的识字课本诞生于1717年，它名为《青年明镜》（又译《青春宝鉴》）。这本书的开头印有字母表、音节、数目字和简短的训谕。1720年，圣彼得堡印刷所出版了《少年学习入门》，作者为大名鼎鼎的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他在前言里指出，过去初等学校用的课本都是“用庄重的斯拉夫语而不是用口语”写的，因此孩子们不懂。与以往的作者不同，普罗科波维奇不是直接用祈祷文和圣训来编写，而是用对它们的解释来编写教材。虽然这种新办法激起了保守派的强烈不满，但该书还是得到了普遍应用和大量发行，单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印刷所，这本书就印行了12版。
关于语法教科书，在18世纪这方面唯一的一本是1648年翻印的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编写的课本，这本书是以希腊语法为范本编写的，初版是在1618年的维尔诺发行。在彼得一世时期，语法教学方面没有取得任何重要的新进展，当时所出版的教科书实质上都是斯莫特里茨基语法的翻版，不过稍加修订和补充罢了。斯莫特里茨基的语法书被当作教科书一直使用到1755年，直到大学者米·瓦·罗蒙诺索夫编的语法书出现为止。
在这段时期还出版了几种词典和外国语教科书，特别是当时航海所必需的荷兰语教科书。词典中比较重要的就是170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三种语言辞典即斯拉夫语、希腊语、拉丁语词库》，该词典的编者队伍十分强大，由波利卡尔波夫编写，斯捷凡·亚沃尔斯基、拉法伊尔·卡拉斯诺波利斯基和利胡德兄弟校订，这部词典直到18世纪70年代还在作为参考书使用。
出于军事当中对数学知识的需要，所以国家特别重视对数学教科书的出版。1682年俄国就出版过乘法表，在1714年又以民用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重新编排出版。17世纪末曾有翻译过来的数学教学手抄本流传，其中除了算术以外还有天文学和占星术的知识。而17世纪出版的第一本数学教科书，是由伊·科皮耶夫斯基编写的，于1699年在阿姆斯特丹特辛格印刷所出版的《算术指南》，书中使用了阿拉伯数字、斯拉夫数字、罗马数字3种数字。马格尼茨基那本家喻户晓的《算术》则是在1703年出版，这本教材至少通用了半个世纪。后来俄国的著名学者米·瓦·罗蒙诺索夫将这本《算术》誉为“知识的大门”，最终奠定了这本教材在俄国科学史上的地位。另外，航海学校的英国教授法夸尔森也为教学编写了一些教材，如1703年出版、1716年再版的《对数表》，这本书是俄国在该领域出版的第一本书。除了印刷的教科书之外，航海学校还流行一些供学生用的由法夸尔森编写的手抄教科书。当时流传的其他一些数学书籍则都是译本，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几何，即斯拉夫语的大地测量学（圆规和直尺用法）》。这本书的译稿有“许多地方”是彼得一世亲自做的修改，并于1707年从前线战场寄到印刷所的。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该书的1708年版第一次尝试使用了彼得一世所提倡的民用字母。
不仅是数学，在彼得一世时期，一些在某个学科领域具有奠基意义的书籍都以教材或工具书的形式第一次在俄国出版。1722年，俄国出版了由格里高利·斯科尔尼亚科夫-皮萨列夫编写的力学简明教程《力学》，这部著作是俄国第一本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书籍。
1717年和1724年，俄国两次出版了当时著名的荷兰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惠更斯的著作《宇宙论》。这本书依据的是哥白尼的理论体系，因而当时翻译这本书是试图在俄国宣传哥白尼学说。
历书的编写与天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俄国第一本铅印的历书，是科皮耶夫斯基于1702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俄国自己在莫斯科印刷所出版的第一本历书则是在1709年。另外，在当时的历书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列克谢·伊兹沃洛夫（又姓伊兹沃利斯基）编成而没有出版的1720年的历书手稿，它与以往的许多历书不同，是按照圣彼得堡的经纬度制作的，而且书中没有任何在其他历书中常见的预言。
在整个17世纪，作为历史教科书使用的是1674年在基辅印行的《历史概要》。这本书在17、18世纪被再版过多次，它的最后一版是在1863年出版的。1715年，曼基耶夫以《历史概要》为基础编写了《俄国历史基础》，它比《历史概要》更有条理。曼基耶夫的作品对东北罗斯更为注意，而且事实错误比较少。他不仅利用了俄国编年史和年代记，还利用了斯特雷伊科夫斯基的作品。
当时许多世界史教科书都是翻译过来的，俄国也翻译出版了一些这样的教材。其中的代表作就是由塞缪尔·普芬道夫撰写、加弗里尔·布任斯基翻译的《欧洲史入门》（1718年出版）和普芬道夫另一部享誉欧洲的著名作品《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1724年出版）。塞缪尔·普芬道夫是德国17世纪最杰出的自然法学思想家，其著作《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曾被欧洲各大学当作法律和哲学专业基础教材达100多年。彼得一世显然非常喜爱这两部著作，因此亲自监督了普芬道夫的这两部著作的翻译和出版。
1719年，在莫斯科出版了早在17世纪便翻译完成的巴罗尼乌斯的《编年史》（斯卡尔德缩写版），译本名为《宗教事业和非宗教事业》。1724年又出版了一本世界史教科书，即布任斯基从拉丁文翻译的斯特拉特曼的《历史舞台》。与从天主教的观点对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的巴罗尼乌斯的《编年史》相反，在这本书里则叙述了新教的观点。当时还出版了由萨瓦·拉古津斯基翻译的马弗罗·奥尔比尼的《斯拉夫民族的名称和荣誉的起源及其发展的史料研究》。在古代史方面，俄国翻译出版了昆特·库尔齐、尤利乌斯·恺撒、约瑟夫·弗拉维等作家的作品，并且多次再版。
彼得一世政府对军事和海事专门教科书的翻译和出版是十分重视的。这一时期关于建筑、围城和攻占堡垒的著作出版了好几部，比如曾在俄国任职的奥地利工程师博尔格斯多尔弗编写的《胜利的堡垒》和《强夺敌人堡垒的可靠手段》，这两本书都出了两版。另外，还翻译出版了几本炮兵学方面的书。在航海学方面，则出版了《船舶新构造》，俄国水兵在1789年前一直都在使用这本书。在有关建筑学的书籍中，值得一提的是16世纪著名意大利建筑学家维尼奥拉的《建筑学五项程序规则》，这本书再版了三次。这些翻译过来的作品大都出自当时负有盛名的作者的手笔，因此很受欢迎。
总之，在彼得大帝时代，很多门类的书籍都是第一次在俄国出版印行。教材和出版业的发展，对俄语的简化和科学术语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除一些专门教材外，这段时期还翻译和出版了许多有关通识教育的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如伊索的《寓言》，奥维德的《变形记》，圭多·德·科洛纳的《特洛伊城衰落史》，等等。这些书籍给俄国人的世界观注入了新的概念内容，促进了他们的观点的世俗化。
六、组织科学考察
彼得一世时期，俄国科学的发展方向也是由现实目的决定的。为了造就有知识的军事专家和海员，就需要数学和技术知识，工商业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了地质勘探及殖民进程的推进，而人文科学是宣传专制国家政权思想的工具。这段时期受实际目标推动的科学，也在理论知识的各个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这些学术著作中，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成就最高，这得益于领土扩张进程中的实际需求。
而这种对新领土的渴求，不仅来源于中央政府，而且同样来源于希望改善自身处境的边区管理者，对堪察加半岛的考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696年，阿纳德尔城堡的军人莫罗兹科·斯塔里岑同10名军人到堪察加半岛内部侦察，目的是“了解能否将其征服，使之归俄国管辖”。
1697年从阿纳德尔出发的一个120人的堪察加半岛考察队则具有私人性质，领导这个考察队的是阿纳德尔城堡的总管弗拉基米尔·阿特拉索夫。阿特拉索夫原是乌斯丘格的农民，他不惜借钱，以自身作抵押，冒着极大风险组织了这个考察队。由此看来，新领土的开发活动还不仅仅是政府行为，这种冒险精神也来自俄国人民本身。阿特拉索夫到达了堪察加半岛南端，看到了千岛群岛最北边的一个岛屿。在途中，阿特拉索夫对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做了详细笔记。这些笔记记载了关于地理和族群的大量珍贵资料，而且从时间上看这是俄国第一次对堪察加半岛有所记述。考察队于1699年夏天返回阿纳德尔，临行前他们在这块被发现的土地上建立了下堪察加城堡。
值得注意的是，阿特拉索夫在远征堪察加半岛时，了解到在堪察加人那里有一个日本俘虏，名字叫出部，来自本州岛的大阪。据说他本意图乘船到东京去，不料却被暴风雨抛上了堪察加半岛。出部最终被带到了莫斯科，1702年1月被引荐给沙皇。出部在西伯利亚衙门讲述了自己航行的情况及他所了解的日本、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的情况。后来这个日本人被继续留在俄国，从事了翻译和教授日语等工作。
在收到阿特拉索夫的报告之后，沙皇政府在1713年下令派人“通过拉姆（即鄂霍茨克）海探查到堪察加半岛的道路”，1716年便组织了官方在堪察加半岛附近的首次航行（通过鄂霍茨克海）。他们对从堪察加半岛上目所能及的岛屿进行了考察，令政府进一步获得了这里的资料。还有记录显示，1711年，达尼拉·安齐费罗夫和伊万·科兹列夫斯基乘小船从堪察加半岛南端出发曾抵达千岛群岛的占守岛和幌筵岛，并带回了由他们绘制的这两个岛屿的平面图。另外，科兹列夫斯基还根据千岛群岛当地人和日本人的介绍，绘制了千岛群岛全图，并做了说明。同年，雅库茨克的军职人员彼得·波波夫到阿纳德尔河口收毛皮实物税时，从楚克奇人那里了解到，在杰日尼奥夫角对面有一个“岛屿”。楚克奇人描述那个岛上有各种野兽和大片森林，他们将那个岛屿称作大地岛，这是俄国最早得知的有关美洲的消息。
为了组织毛皮狩猎业和捕鱼业，增加国库收入，政府开始考察东西伯利亚的新土地和北冰洋沿岸的岛屿。以德·格·梅塞施米特为首的考察队则主要是为了考察西伯利亚的矿产资源，他们在为期7年（1720—1727）的考察过程中获得了大量资料。
在贸易的需求下，寻找通向邻国的水路路线的任务也被提了出来。彼得一世政府将探索前往中国和印度北方的海路视为最重要的勘测任务之一。其实关于勘察这条道路的想法在伊凡雷帝时代就被提出，17世纪政府就已经得知费多尔·波波夫和谢苗·杰日尼奥夫在1648年曾打通过这条道路。于是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政府对这条海路再次进行了执着的探索。1719年，政府派大地测量家尼·叶夫列伊诺夫和费·卢任到西伯利亚和远东考察就肩负这样的使命。1719—1721年由列夫·伊兹马伊洛夫大尉和两个秘书伊·格拉祖诺夫、罗·朗格组成的派驻中国的使团，对扩大俄国对中国的了解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朗格，他作为商务专员多次往返于中俄两地，并曾长期驻留北京，他在那里搜集了许多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资料。
在卢任考察西伯利亚和远东时，俄国政府还急切地想要知道美洲和亚洲是否相连，政府为此组织的考察活动已开始具有了与企图考察美洲海岸的荷兰人和英国人竞争的性质。最终叶夫列伊诺夫和卢任的考察队绘制出了世界上第一份千岛群岛北界的科学地图，还反驳了西欧地理学家的错误观念，后者认为美洲西海岸在千岛群岛地区。他们的考察成果，后来为戈曼1725年在纽伦堡出版的地图册所采用，这说明俄罗斯的勘察情况一直为国外所关注。1720年，俄国政府为了同样目的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又装备了一个新的考察队，后来则着手组织白令考察队。彼得一世在去世前3个星期，即1725年1月6日，下了一道诏令，指示白令在堪察加半岛建造船只，然后乘船北上，寻找“亚洲和美洲相连”[3]的地方，考察北方的海路。“机械专家”纳尔托夫说，彼得一世非常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俄国的科学家能够掌握优先发言权。
另外俄国政府还积极获取有关中亚细亚和印度的资料。令俄国政府最感兴趣的，是这一带的资源。为了开采中亚细亚的自然资源，俄国政府甚至曾经打算使这一地区归附俄国，如传说有金砂矿床的叶尔羌河附近。俄国商人谢苗·马连基的1695年之行就与这些目标有一定关系。1714年5月29日，政府专门派出了以阿·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为首的考察队。考察队后来查明了阿姆河不再流入里海，还纠正了西方资料的错误，准确查明了阿姆河和锡尔河不是流入里海而是流入咸海。在这些初步考察之后，1716年，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奉命再次前往咸海一带，其目标不仅是派人沿锡尔河寻找到印度去的道路，而且还要令希瓦汗和布哈拉汗臣服于俄国。另外他所肩负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前往印度探索通过土耳其到印度的道路，以及经中国和布哈拉回国的路线。1723年，俄国政府甚至还试图考察绕道非洲（马达加斯加）前往印度的路线，但最终没能成行。
七、推进制图发展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关于新土地的资料是通过指示军职人员和狩猎人员，在完成自己主要的军事任务或狩猎贸易任务的同时顺便搜集的，而建立专门的考察队去搜集资料还是刚刚开始使用的方法。但是由于战事频繁，耗资不小的勘察活动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但这些勘察活动，还是大大推动了具有学术性质的地图制作工作的深入，将已有的发现成果巩固了下来。
得益于彼得一世时代教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俄国的地图制图、刻板印刷都走向了专业化，准确度大为提高。在政府的监督下，到1725年初已经绘制了30个县的地图。而为了绘制里海的地图，还多次派遣了考察队，最终于1719年派出的费·伊·索伊莫诺夫和克·维尔顿的考察队所绘制的里海地图获得了出版机会。由于1717年彼得一世在巴黎宣传了俄国在里海方面的制图成果，1721年这份地图“作为新的和准确的地图”被寄到了巴黎科学院。这份地图在巴黎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用法文出版，这份地图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此之前人们对里海地理概貌的认识。
此外由于北方战争的需要，俄国还出版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地图。而在制图方面最重要的、总结性的成果就是伊·克·基里洛夫所绘制的《全俄罗斯帝国地图册》。地图册本应有3卷组成，包括300幅地图，历史地图和经济地图则收入第三卷。但基里洛夫只来得及完成并出版了第一卷就去世了，以后的两卷没能问世。1732年出版的第一卷收入了12幅地图。
这些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对内和对外政策的迫切需要而出现的地理学方面的作品，为以后的科学探索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派到全国各地去的勘察队，除了完成自然科学的任务之外，还附带完成了许多其他的任务，比如搜集语言方面的材料。在这当中，俄国搜集的远东、中亚和外高加索东方各民族语言资料是重点。这不仅是俄国学者研究的需要，还包括了西方学者莱布尼茨的请求。
八、发展科学技术与研究
由于有彼得一世政府的支持，许多领域的科学活动得以开展起来，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果。例如，在18世纪初，俄国建立了一座天文台，这座天文台配备了非常好的望远镜和天文观测所必需的许多其他仪器，另外还为它附设了一个专门的图书室。这个天文台建立在莫斯科数学与航海学校里。有的资料显示，亚·丹·缅希科夫在自己的奥拉宁包姆宫也建了一个天文台。在莫斯科航海学校的天文台进行天文观测的是雅·维·布留斯和法夸尔森。法夸尔森受彼得一世的委托观测天象，留意任何异常现象，尤其是为沙皇计算日食和月食的出现时间，并测算是否在国内可见。而法夸尔森在这方面的工作也令沙皇非常满意，他成功预测了1706年4月和1709年2月的日食、月食现象。
这些天文观测工作的开展对俄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据佩里证明，彼得一世本人也观察了日、月食，并做了笔记，而且后来当着贵族和宫廷官员的面谈过类似现象的原因。从1706年起，《新闻报》开始刊登日食、月食出现的预告，以便人们在当地组织观测。彼得一世的好帮手雅·维·布留斯在1709年出版了《布留斯历书》，大受欢迎，据说这本历书流行了有200年。该历书的内容中也包含一些天文和地理知识，比如日食、月食等。这是官方向下层民众普及科学常识的良好尝试，因为这本历书在农民当中最为流行。
而我们之前提到的1722年由斯科尔尼亚科夫-皮萨列夫所出版的简易力学教程《力学》，不仅成为该领域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且直接指导了俄国的运河修建，是俄国科学教育活动为俄国改革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又一典型事例。正是由于这部著作的出版和俄国理论研究的发展，上沃洛乔克运河和拉多加运河这样复杂的工程才能顺利完成。其实彼得一世的计划要庞大得多，他企图开凿伏尔加-顿河运河、莫斯科-伏尔加河运河等，但这些计划都未能完成。上沃洛乔克水系的建立，开辟了从伏尔加河经特维尔察河、茨纳河、姆斯塔河、伊尔门湖和沃尔霍夫河到圣彼得堡的道路，这是18世纪彼得一世统治时期运河建设中最大的成就。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一工程本是在荷兰水闸专家的指导下于1703年开始兴建的，但是建成后并不理想，分水界的水位很低。1719年，原阿斯特拉罕商人叶夫列伊诺夫的管家米·米·谢尔久科夫提出了一个上沃洛乔克运河改建计划，得到了彼得一世的重视和赞赏，彼得大帝就把整个工程委托给了谢尔久科夫。在1721年底以前，全部改建工作顺利完成。谢尔久科夫在俄国以往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建造了这个水利工程。为了保证在这个水系任何时候航行都有足够的水，他在什林河和茨纳河上修建了拦河坝。在俄国工作的外国专家维利姆·亨宁承认，这种拦河坝就连西方也造不出来。
俄国实用力学的发展成就还表现在工匠生产过程所发明出来的新机器上，比如加工枪筒的机器、锻造枪筒板的机器等。当时还根据工匠师傅的新设计，在图拉修建了新的兵工场。在这些工匠中，安德烈·康斯坦丁诺维奇·纳尔托夫算是当时最卓越的俄国机械专家。纳尔托夫发明了车削复制机、旋床、螺丝车床和齿轮车床，改进了造币技术，还发明了许多工具、仪器，他最重要的发明是自动支座。纳尔托夫还曾出国考察，根据巴黎科学院院长的评价，纳尔托夫“在机械学中，特别是在旋床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彼得一世本人就经常使用纳尔托夫制造的车床干活。纳尔托夫所造的车床至今尚存，陈列在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中。
在机械学方面的俄国发明家，还有制作光学仪器的工匠伊万-别利亚耶夫和农民叶菲姆·尼科诺夫。据说尼科诺夫发明了“潜水艇”，这种船能够“在敌舰的下方，在其底部将它击毁”，尼科诺夫设计的“潜水艇”本来决定于1724年在圣彼得堡造船厂下水。但是船在下水时底部被损坏，所以没能进行试航。企业家伊·吉·波索什科夫也是一位出色的机械师，他曾发明造币机和“射击弹弓”。就连彼得一世也拥有自己的发明，他曾设计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军舰底座，这种底座的优越性在军舰作战中被损坏时就会显示出来。另外，彼得一世还设计了新结构的臼炮，它的图纸至今还保留着。
由于农民地位很低而且素质普遍低下，尽管彼得一世亲自关心国外农业科普书籍的翻译，下令把有关农业和家政的德文书籍翻译过来，但总的来说，在农业上推广科学知识的尝试收效甚微。即使彼得一世专门下令删掉多余的故事情节，这些书籍的翻译工作也是到彼得一世死后才完成的，遗憾的是，由于彼得一世去世这些书籍并没有得到推广。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人文科学方面的历史的研究领域硕果累累，丰硕的成果将俄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古代史方面，俄国从彼得一世时期开始就非常注意收集、整理文物和文献资料。为此彼得一世还专门于1720年12月20日和1722年2月16日下达诏令，特别是第二道诏令，它要求“从教区和寺院里按照目录把各种珍品，也就是古代在羊皮纸和普通纸上手抄的、教会的和非教会的有价值的编年史、年代记，以及其他地方所有的类似的东西，都送到莫斯科正教院，把它们抄写下来，送到图书馆，而把原件照旧送回原来的地方……”于是在1716年，古代编年史中所谓柯尼斯堡抄本的副本被制作出来。在这段时期还搜集了许多手稿，这些手稿不仅有俄罗斯的，也有国内其他民族的，甚至国外民族的。例如，在堪察加半岛发现了一些日本手稿，蒙古、通古斯和中国的手稿也有专人在搜集。在远征波斯期间，东方手稿全集也被编写出来。甚至是一些曾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的瑞典军官俘虏，也在流放地发现了阿布尔加济汗的土耳其部族史的译文，后来，这些材料还被出版了。
同时，对于那些不能转送到图书馆或陈列馆的古代文献则采取了保护措施。例如，政府曾下令保护保加尔的许多重要遗址，以免其继续遭到破坏。不过这类命令的作用看来不大，保加尔遗址的命运就说明了一切。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也开始深入研究当代史，特别是北方战争的历史。1718年，彼得一世亲自参与编写了《北方战争史》（又名《彼得大帝从1698年至签订尼什塔特和约期间的记事和日记》）。这部著作体裁非常庞杂，它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还是一部政论作品，御前机要秘书阿·瓦·马卡罗夫是该书的主要作者。彼得一世亲手修改的几本《日记》的稿本也保留了下来，直到18世纪70年代才公开发表。1722年，彼得一世在他的笔记本里记下了写作《北方战争史》的计划纲要：“历史中应写入这次战争做了些什么，何时做了关于地方和军队的何种规定，这两方面和教会方面制定了哪些章程；还应写入堡垒和港湾的修建，舰队的建设，各种手工工场的建立，以及圣彼得堡、科特林岛和其他地方的建筑工程的建设。”另外值得称道的作品，就是我们曾提到过的彼·帕·沙菲罗夫所写的探讨北方战争原因的《思考》。1713年，彼得一世要求把所有分散的作战报告收集起来，并配上相应的图画，集册出版，可惜的是这本名为《兵书》的作品在当时没能出版。
德米特里·康捷米尔公爵有关伊斯兰宗教史和土耳其史方面的著作算是这段时期出版的通史类研究成果。关于伊斯兰宗教史的著作原本为拉丁文，后由伊·伊·伊林斯基译成了俄文。在这本书里，康捷米尔向读者详细地介绍了伊斯兰教教义的各个方面，叙述了古兰经的内容，同时对它进行了批判。康捷米尔的土耳其史则是用法文写作的。
当时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著作出现，如《俄国贸易管理》。该书作者为阿·伊·谢尔巴托夫公爵，他为研究西欧贸易而经常居住在巴黎、伦敦和卡的克斯。在谢尔巴托夫这本书的手稿里，按照字母顺序分章叙述了俄国贸易的情况，书前则是俄国贸易史概述，难得的是书中引用了许多法令文件，还准确指出了这本书所引资料的出处。非常可惜的是，这部十分具有专业素养的著作没能出版。当时的经济著作则以伊·吉·波索什科夫的著述为代表，有关他的作品前面我们已经专门介绍过。
另外，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的药房行业也得到了发展。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军队当中都设立了药房。为了供应药房药品，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其他一些城市修建了“药圃”，后来这些“药圃”改成了植物园。在植物园里附有化学制药实验室，药房学徒和未来的药剂师要在这些实验室里进行植物学和药理学的学习。
总体来讲，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在科学领域改变了落后的面貌，取得了重大成就。俄国各方面的科学研究直接在世俗政权的支持下成长，逐渐摆脱了教会的影响，在人民大众中涌现出了不少学者和技术人员，他们的发现和发明为世界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些人当中，有技术发明家纳尔托夫和巴季谢夫，水利工程学家格里高利·斯科尔尼亚科夫-皮萨列夫和谢尔久科夫，地理学家索伊莫诺夫、伊·叶夫列伊诺夫，等等。然而在封建农奴制的条件下，科学的影响范围是极小的，除上层统治阶级外，普通民众中只有少数人（主要是工商业者）能够克服农奴制关系下的重重障碍，为自己开辟通向科学或发明的道路。
九、建立科学院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在各个知识领域所取得的科学成就，使得建立一个专门科研机构以领导国家的科学活动变得日益必要。其实早在1718年，彼得一世就意图在圣彼得堡建立国家科学研究与教学的最高机构——科学院。经过长时间的筹备，1724年1月28日（2月8日），参政院会议通过了建立科学院的计划，于是很多学者都将这一天视作俄国科学院成立的日子。但实际上直到1725年12月彼得一世去世后，受聘的西方学者们才陆续到齐，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才正式运作起来。俄国这时所建立的科学院与西方的相比还不太一样，它应俄国的现实，以及彼得一世的急躁心情和创造精神被建成了一个“怪物”似的合并型机构：它既为科研机构，也是教学结构，既是大学也是中学，同时集成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功能。
科研工作集中在科学院的3个“部”：数学部（包括地理）、物理部（包括自然史）和社会科学部（人文科学）。“部”内有11名院士和1个秘书，秘书的任务是做记录，写报告并与学者们保持通信联系。科学院院士应当关注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一切新成就，从事发明创造，还要在周会上发表意见和建议，并完成沙皇给予他们的各种任务。此外，他们要为青年学生准备本学科的教程，并要用拉丁文出版，各部译员要把这些教程译成俄文。有意思的是，俄国政府规定科学院还要举办“公开大型舞会”，而科学院院士应当在大型舞会上发表有关自己学科的谈话。
科学院高薪聘请了一批欧洲优秀学者以带动俄国学术发展，培育自身的学术人才。其中有大数学家伊·赫尔曼、生理学家兼数学家德·贝努利、物理学家赫·马蒂尼、数学家纳·贝努利、天文和地理学家伊·德利尔等。这些专家学者在俄国科学院所从事的研究基本上代表了西欧各研究领域最高端的研究水准。而与傅尔蒙齐名的，同被誉为欧洲汉学先驱的德国学者拜耶尔就是在俄国科学院成就的名声。
科学院的教育活动集中在附设的中学和大学，大学里设有三个系，即法律系、医学系和哲学系；而当时一般大学通常会设立的第四个系——神学系，在科学院的大学里被取消了。对此，科学院章程草案解释说，这个任务应当交给正教院来负责，这说明了科学院严肃的科学性质。除了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之外，科学院还要促进实践工作的开展，关注各种发明并负责解释其意义，帮助俄国建立、发展“自由艺术和手工工场”。总之，俄国将当时许多多少带有研究性质和学术性质的任务都交给了科学院。
俄国政府还将1714年所建立的图书-博物馆（也叫珍品陈列馆）并入了新建立的科学院。陈列馆里有许多珍贵书籍和手稿，皇太子阿列克谢、沙菲罗夫等人的许多私人藏书也被收藏在了这里。陈列馆于1719年开放，最初这里有许多“珍品”和“稀罕之物”，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购买的。陈列馆最初的陈列品当中，有许多“畸形的东西”和各类解剖标本，以及一些数学和物理仪器。此外，沙皇为了能够不断地给陈列馆补充藏品，还专门发布过几道诏令，其中规定，“如果有人在陆地和水下找到古物，如奇异的岩石、人畜鱼鸟各类动物的骨头……刻在石器、铁器或铜器上的古老铭文，或古兵器、稀有武器、器皿及其他远古稀罕之物一律均须上缴……”这些诏令为俄国的博物馆事业奠定了基础。珍品陈列馆人人都可以免费参观，它应该算作是俄国的第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由于陈列馆在很短的时间内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展品，当时西欧国家一些了解古代收藏品的人，在参观后对藏品的规模和价值都惊讶不已。
应当说，俄国的教育和科学活动在国家的支持下获得了具有开创意义的重大发展，这些教育和科学活动相互促进，直接推动了彼得一世改革。而正是教育和科学活动的开展才令彼得大帝改革的成果真正巩固下来，从此，走向近代文明在俄国成为不可逆反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