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大潮带动了思想的活跃。彼得一世统治期间的各种事件、各种新事物，特别是在各领域推行的改革在当时的社会思想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当时不断涌现的政论性文章、大量的由个人向政府提交的建议性方案、卓越的宗教活动家的教堂布道，以及起义农民和哥萨克的宣言、“暗投的”书信，甚至常常被带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的一些不谨慎的人的秘密议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了当时社会思想的活跃程度。

在这当中，支持革新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写的政治论文、方案和倡议是最富有理论深度的思想作品，他们对各种新事物进行了论证，捍卫了当时俄国的对外政策，并对彼得一世采取的各种措施作出了评价。我们可以在政府法令中的理由阐释部分、大主教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和彼·帕·沙菲罗夫的论文、费·斯·萨尔蒂科夫和阿·亚·库尔巴托夫的札记和方案，这些表达统治阶级进步阶层及部分商人利益的政论作品中看到一些代表官方思想的论述。商人、经济学家伊·吉·波索什科夫的著述则明确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改革的支持者，他并没有放弃对彼得一世某些措施作出批评。在顿河起义农民领袖——布拉文及其手下统领的宣言中，则表达了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而都主教斯捷凡·亚沃尔斯基的布道演说和关于反基督的沙皇的传说，则是反改革的反动潮流的代表。

一、宗教界的新思想

我们在宗教改革章节提到过的大主教、著名政论家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是宗教界支持改革的代表性人物。他本是乌克兰人，毕业于基辅神学院，之后他曾赴波兰深造，并因此成为教会合并派（即主张东正教与天主教合并）的信徒，后来他又到罗马学习，从耶稣会派吸收了憎恨天主教的思想。回国以后，他重新转向东正教，担任了基辅神学院教师。转变他一生命运的是庆祝波尔塔瓦大捷的活动，在索菲娅大教堂，普罗科波维奇在成千上万人面前以庄严的布道仪式迎接了彼得一世。这次仪式上的布道词实际上是一篇颂辞，热烈歌颂了战胜瑞典人的胜利者，就其生动性和鼓舞人心的程度来说远胜当时公式化的一般布道词。彼得一世对此非常满意，命令将普罗科波维奇的布道词发表。建立正教院之后，普罗科波维奇担任了副院长。此后，普罗科波维奇写了许多政论文，并编写了彼得一世在位时期的历史，另外他还常以诗人和剧作家的身份发表作品。他的作品闻名西欧，并有译本。他的见解富有见地并且令人信服，他在各种纪念会和庆祝仪式上的布道反响尤其大，逐渐成为俄国社会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而这种影响力是当今的“媒体宣传”难以望其项背的。当时的俄国，掌握知识的人本来就少，而宗教信仰则是普通大众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而普罗科波维奇的大主教身份则是令他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导师而发言的，他的话语本身就具有崇高的权威性，更何况他见识广博，善于言辞。于是普罗科波维奇成为彼得一世改革的有力支持者，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的许多论述都成为沙皇专制制度的根据，这些重要的理论著述不仅成为专制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石，为改革的顺利推行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为改革营造了有益的舆论氛围。

在《论政权和沙皇的荣誉》一文中，普罗科波维奇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世俗政权高于教权的思想，他还指出，宗教独立于国家的学说是“教皇的精神”即天主教的思想，这就为沙皇实行皇权至上的专制制度提供了坚强的理论依据。此后，普罗科波维奇在《宗教规程》中对这一思想做了更充分的发挥。在该规程里他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论据，即由正教院或由同其他委员会一起隶属于参政院和最高政权的宗教委员会来代替牧首制的理由。在《宗教规程》中，他认为，以“宗教会议进行管理”即委员会制原则，要优于牧首一人掌权，因为牧首制在政治制度中存在着危险性。对此他提到了罗马教皇攫取世俗政权的事实，在暗示尼康与沙皇阿列克谢之间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冲突后，提醒人们应该避免让这样的冲突再次发生。普罗科波维奇甚至要求正教院破除迷信，他指出，在许多圣徒传和关于圣像显灵与不朽干尸的故事中，有许多“骗人的东西”，不应“给人提供有毒的东西来代替有益于健康的精神食粮”。他在这里令人惊讶地表现出了纯理性主义的思想，有专门研究他的学者评论说，这说明普罗科波维奇渴望“思想世俗化”。总之，通过政府的努力与教会的配合，教会隶属世俗政权的学说被奉为正统，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得到了巩固，有效排除了专制政权的潜在对手。

《君主意志的真理》和《宗教规程》是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撰写的最著名的两篇政论性文章，它们其实是应政府的委托，为解释政府最重要的法令和措施而写的。这两篇文章专门论证了在俄国改变皇位继承制、废除牧首制两大举措的合理性问题。

《君主意志的真理》的写作源于1722年彼得一世下达的诏令。该诏令规定，在位国君有权按自己的意志指定继承人，而不是非把皇位传给长子不可，这个诏令直接将皇太子阿列克谢的罪行作为了必须实行新继承法的论据。在《君主意志的真理》一文中，普罗科波维奇清楚地表达了专制制度的基本原则，普罗科波维奇认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特征就是它的最高地位，它的“最高的权利……任何人的权利都应当从属于它”。他将国家分为三类，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普罗科波维奇拥护世袭君主制。尽管如此，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他也承认“人民的意志”，认为人民同国王的协议也是国家形成的根源。但他认为，“人民的呼声”仍是受“上帝意志”支配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权力的两个根源：普罗科波维奇将资产阶级的契约论同中世纪教会的国家观念结合到了一起。人民不能“废除”君主，因为他们不能违背上帝的意志，人民是根据上帝的意志放弃权利，把权利交给君主的。因此，他认为英国革命爆发后，根据英国国会的决定便将查理一世处决是“极端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普罗科波维奇以含糊的方式同17世纪资产阶级法学家的理论进行辩论，这种理论承认公民有权反对背叛人民利益的国君。同时，他引用“自然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把国家的权力同父母的权力，把国家同家庭进行了比较；因此，按他的意见，国君可以剥夺儿子的王位，就像父亲剥夺不听话的儿子的遗产一样，而这是符合“自然法”的。

普罗科波维奇还指出，所谓“全民利益”就是关心司法，关心保卫国家免遭敌人侵犯，关心教育，等等，这都是最高权力机关的义务。他承认国家有权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行无所不包的监督；认为应当把“非宗教仪式和宗教仪式的确定，风俗习惯的改变，服装、房屋、建筑物的使用，宴庆和婚丧仪式的安排等等……”都纳入权力机关的管辖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普罗科波维奇特别指出了权力机关应当令自己有权进行革新运动或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他为改变皇位继承制进行辩护时写道：“只有时间能证明：恶与旧有害，而善和新美好。”

由此可见，普罗科波维奇的政治思想就是巧妙地将宗教价值观与自然法、国家起源的契约论、“共同幸福”的理念这些西方进步思想融合在一起，为沙皇专制国家的确立提供论据。

普罗科波维奇的一些著述，对彼得一世所展开的军事行动及相应改革也作出了有益的宣传和论证。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纪念日有感》这篇文章中，普罗科波维奇把彼得一世同13世纪的著名英雄进行了比较，并将18世纪初彼得一世的对外政策看作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所领导的，在波罗的海沿岸反对德国和瑞典侵略者的斗争的延续。在《赞俄国海军》中，他非常生动而有力地证明了俄国拥有强大海军的必要性。在文中，他把国家过去的地位比作位于湖边或河边但却没有船只的村庄：“我们站在岸上，看着客人不断地在我们这里来来往往，可是我们自己却做不到。”普罗科波维奇在庆祝签订尼什塔特和约时的发言中阐述了当时对外政策的意义。他把俄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比作树木不可遏制的生长或孩子的发育，他列举了俄国的胜利，并且也谈到了政府不得不与一系列反改革的力量——从叛乱的射击军到“谋反”的皇太子阿列克谢，进行坚决的斗争。总之，普罗科波维奇在自己的布道过程中，在著名“文章和讲话”中都为彼得一世的对外政策和海军建设等进行了辩护。另外，普罗科波维奇还在为新机构所颁布的规程中，以及一系列命令的论证阐释中，阐明了这些改革的意义。普罗科波维奇政治布道中最后一次精彩的演说，是他在彼得一世葬礼上的悼词，其中他讲到了彼得大帝将“无法估量的力量和荣誉”留给了我们。

由此，普罗科波维奇正式给俄国教会开创了这样一种依附世俗政权并与其“互利合作”的范例，即教会将宣传并阐释沙皇政府的意志视为自身的使命和义务，为世俗政权的确立和稳固发展服务，同时沙皇也尊重教会在精神信仰世界中的权威性。此后东正教教会完全成为沙皇政府稳固自身权力的工具。另外，东乌克兰刚为俄国占领不久，普罗科波维奇作为乌克兰人，他受聘到圣彼得堡为沙皇服务，帮助彼得一世在许多宣言里号召乌克兰兄弟和俄罗斯民族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瑞典人，并与乌克兰的叛徒做斗争，这一切都对乌克兰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力地巩固了两个民族间的关系。

跟随普罗科波维奇并肩作战，同保守势力进行斗争，发表进步政论作品的代表人物还有约瑟夫·图尔博伊斯基、拉法伊尔·兹博罗夫斯基、加弗里尔·布任斯基。他们把新事物描绘为应有的，奔向“共同幸福”所必需的东西。约瑟夫·图尔博伊斯基，是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的哲学教授。他专门写了一部著作《具有政治意义的雕塑纪念碑》，以解释1709年为纪念波尔塔瓦大捷而建的莫斯科凯旋门上的图画作品。其中他塑造了一个开明、仁爱的君主形象，阐明了这个君主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不追求个人利益，只追求社会共同利益的高尚情操。他还指出沙皇应当确立自己公民的权利。图尔博伊斯基是和平的积极捍卫者，但他同时承认，在国家生活中也常有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图尔博伊斯基曾提到：和平可以创造“幸福和人民的欢乐，使土地结出硕果”，但是要求立即实现和平是不理智的，人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和稳固的”和平。图尔博伊斯基号召自己的同胞与其他民族交往，号召他们去了解其他民族的“艺术”，但是，他并没有盲目崇拜外国人的心理。他说，只是待在外国什么也不能得到，“一个人作为一头驴到巴黎去，他在那里就不会变成一匹马……”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他作为一头良种马驹到那里去，就不会变成一头懒驴，更准确地说，会变成一匹骏马，如果这匹马不懒的话，在国内和国外都能轻松地运载许多东西”。图尔博伊斯基补充说，无论在国内和国外，每一个人都应当把一切归功于自己的智慧和意志，要知道，“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行为习惯的创造者”。

二、政界精英的新思想

外交衙门的副长官彼·帕·沙菲罗夫所撰写的说明北方战争起因的《思考》，是反映当时俄国上层贵族圈子里新出现的官僚贵族的政治思想，是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同时也是俄国史上国际关系学领域重要的著作之一。彼得一世亲自为该书写了结束语。

沙菲罗夫是外交衙门的一位译员的儿子，栽培他的是17世纪末俄国最有名的外交家叶美良·乌克拉英采夫。1697年沙菲罗夫同“大使团”一起奉派出国。回到俄国后，他参与了许多重要外交文件的签订工作，1709年任外交衙门副长官。1711年，远征普鲁特失败之后，沙菲罗夫同土耳其签订了和约，在签订和约之后他仍然作为人质留在君士坦丁堡，直到1714年才回国。1716—1717年，他再次出国，赴巴黎参加谈判。此后沙菲罗夫卷入了政治斗争，最终因公务上的舞弊行为被判处死刑，直到上了断头台，准备行刑的前一刻才被彼得一世的诏令赦免。

《思考》一书是沙菲罗夫在俄国已经控制了波罗的海整个东岸地区、利夫兰、爱斯特兰和芬兰后，为了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而展开外交活动时写成的。这本书是在同瑞典开始奥兰谈判之前出版的，为了在西欧发行还译成了德文。该书首次对彼得一世统治的整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评价，特别是详细论证了俄国的对外政策。在以“献词”为题的引言里，沙菲罗夫强调了建立正规陆军和建设海军的意义，并认为可以把它看作“奇迹”。沙菲罗夫将波罗的海问题视作保卫国家安全的问题，即保卫俄国免遭瑞典和德国侵犯的问题，并将此视为俄国人民迫切希望收回被侵略者夺去的领土的正义要求。沙菲罗夫指出，瑞典人夺去了历来属于俄国的大片领土是爆发北方战争的原因，并且在该书的附录里附上了被瑞典人撕毁的瑞典同俄国签订的古代和平条约。瑞典被比作一个强迫被掠夺者交出所有财产的强盗，因而俄国有权手持武器进行自卫，“选择有利的时机，以暴制暴”。《思考》一书还特别强调了俄国的和平愿望，并以俄国多次提出的“条件温和”的和平建议来证明，指出拖延战争的唯一罪魁是瑞典国王，瑞典国王的目的是要把俄国沙皇“从皇位上推下来。”彼得一世亲自为《思考》所写的结束语则为这场战争爆发的“正义性”再次做了注脚：“不应当渴求仓促的和平，不能什么样的和平都要，应当公正而有效地结束战争；在俄国取得巨大的胜利之后，要使敌人明白，我们不能同意不利条件下的和平。”

这部作品探讨了一系列国际法问题，以及关于战争起因、进行战争的方法、对待和平居民和俘虏的态度等问题。同时，沙菲罗夫做到了以遵守国际关系中合法性和公正性原则为写作的出发点。沙菲罗夫的《思考》算是当时国际法的一个蓝本。正如现代研究家所指出的，这部作品“在俄国国际法史上占显著地位当之无愧。只有完全掌握了他那个时代国际法理论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在“计划书”，即提交给政府的附有改革方案的各种呈文中也表现出了当时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思想。费·斯·萨尔蒂科夫的呈文就是这些“计划书”中的代表作。萨尔蒂科夫出身于与沙皇家族有血统关系的大贵族世家。1711年萨尔蒂科夫肩负为俄国舰队购买军舰的秘密使命奉派出国。他到过丹麦、荷兰、德国和法国，最后定居在英国。侨居国外的第一年，萨尔蒂科夫就写了一份名为《建议》的内容广泛的报告，其中提出了改革的计划。1713年，他把这个报告寄回俄国，一年以后，又寄来了第二份报告《有益于国家的意见》。

萨尔蒂科夫在报告里，清楚地表现出了他作为贵族代表人物的阶级立场，强调了贵族的等级特权应当被明确。他认为，占有土地应是贵族的特权。萨尔蒂科夫主张把统治阶级同其他居民严格分隔开来，为了这一目的应当禁止贵族从事商业和贸易活动。贵族阶级应当获得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封号，这些封号应与领地的大小相称。他主张应由专门的机关管理徽号和官级的授予事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参政院贵族铨叙局的雏形。正是萨尔蒂科夫建议彼得一世把长子继承权搬到俄国，也就是制定只有长子才能继承不动产的法律。

萨尔蒂科夫建议在参政院设置顾问和摄政大臣的职务。顾问的职责是进行“视察并同参政院进行讨论和协商，向参政院提出国家应该进行的有关国家利益的各种工作”。摄政大臣应当对国家财政实行监督，并监督法律执行情况。萨尔蒂科夫所设计的这些职务就其职责来说就像后来的总检察官，那时他自己在参政院任职，是该院的领导者和执行法律的监督者。

今天看来，萨尔蒂科夫思想的亮点在于，他在维护贵族特权的同时，也注意照顾新兴商人阶级的利益。在萨尔蒂科夫的报告里，经济问题占有很大篇幅，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受到了西方重商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他建议在乌克兰和阿斯特拉罕筹办制呢工场，以利用当地的羊毛，并建议建立炼铁场、造纸场、玻璃制造场及其他工场。但萨尔蒂科夫反对官办工业，他认为工场应当由商人开办，他们可以通过“合资”的办法筹集所需要的资金。同时，为了发展贸易，应当在各省建立集市，设立商业公司，派遣商人子弟出国，去了解经营的奥秘。为了扩大商品出口和压缩商品进口，他建议扩大亚麻、大麻和烟草的播种面积，发展养蚕业。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是令“大量资金保留在俄国”。萨尔蒂科夫指的是通过这样的办法实现国际贸易的顺差并把贵金属吸引到国内，这正是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了同东方发展贸易，萨尔蒂科夫建议派遣考察队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发，沿北冰洋海岸进行考察，探寻“到中国和日本的通道”。这个探寻东方的外交计划是同经济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萨尔蒂科夫指出，中国和东印度有大量金银，应当同它们建立贸易关系，并且组织人员到中亚细亚和远东考察。

萨尔蒂科夫认为文化领域的改革非常重要。他建议应“命令各省”建立2所学校（每所学校约招收2000名学生），学校要负责讲授古代和现代语言、数学和“自由”（人文）科学。他还建议在每个省建立一间图书馆，主张应派遣农奴主和贵族的子弟到国外学习。

此外，萨尔蒂科夫建议应当创办私生子收容院和疯人院，在全国城乡改用砖石建筑物代替木料建筑物，大街铺上石头路面。他赞成引进外国服装并刮掉胡子，建议在涅瓦河上开办小船客运业务，等等。萨尔蒂科夫的改革思想，在许多方面与当时的立法非常相近，但是它并没有涉及社会和政治制度。萨尔蒂科夫主张西化，但明显有着严格的尺度：他只从英国各种制度中竭力挑选出那些“仅运用于专制制度，而不是适用于共和国或国会”的东西。在提出有关发展俄国经济和教育的建议的同时，萨尔蒂科夫还建议学习英国的生活方式。在俄国贵族中，萨尔蒂科夫是最早崇拜英国的人之一。萨尔蒂科夫了解俄国改革的意义及其必要性，但是他是坚决主张依靠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保住自身特权的大贵族阶层的代表。因而他的《建议》和《意见书》，就如同彼得一世改革的性质一样具有复杂性。

在彼得一世改革时期，阿·亚·库尔巴托夫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因为他并不属于“根红苗正”的贵族阶层，他是舍列梅捷夫的农奴出身，由于提出了印花纸计划并很快得以实现，被任命为市政厅的总监察官。因此，作为彼得一世改革的受益者，他的建议颇受关注。库尔巴托夫担任过军械局书记，后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任副省长。另外，他曾奉命监督过俄国历史上的著名学校——莫斯科数学和航海学校的办学工作。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列昂季·马格尼茨基才编写了那本后来在俄国家喻户晓的数学教科书《算术》。库尔巴托夫还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创办了一所神职人员和士兵的子弟学校。在牧首阿德里安逝世（1701年）后，正是库尔巴托夫建议彼得一世“暂缓”推选新的牧首，以达到最终废除牧首制的目的。

1721年前后，库尔巴托夫把一份内容丰富的报告提交给了政府，其中包括建立新机关——“内阁委员会”的计划。根据库尔巴托夫的想法，这个机关应当把各个委员会的工作统一起来，它是监督行政当局的最高立法机关、管理和司法机关。内阁委员会由沙皇领导，在沙皇缺席的情况下则独立解决要求发布诏令的各种问题，一般来说，它领导“国内除外交以外的一切事务”。库尔巴托夫的这个计划在当时虽然没有得到实现，但1722年进行的参政院改革实际上与库尔巴托夫的内阁委员会计划非常相近。在对这个最高机关职能的说明中，库尔巴托夫按当时的立法精神对国家政权的各项任务做了详细说明。他在报告的开头指出，国家的任务就是全民最大的利益，库尔巴托夫将内阁委员会这个新机关称作“最高办公厅”，认为它应当同法院和行政机关里的“舞弊现象”做斗争，应当揭露破坏行为并领导整个监督体系。随后他指出，这个机关的职责还包括编纂全部法典，选举成立相应的全俄专制政体的管理机关这些任务。另外，它还要负责监督各类工厂的建设，研究北方海路通行的可能性，即通过鄂毕河或北冰洋到达日本的可能性，“像找到堪察加半岛那样”寻找新的陆地。

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库尔巴托夫有关不建教堂而开办医院的建议，这一出现在世俗政权上升时代的建议并不让人意外，能够令我们感受到彼得一世时代的那种破旧立新、开放务实的改革精神。他还建议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开办“各种自由科学的学院”，而库尔巴托夫认为，把带有农奴的世袭领地赏赐给学院作为经费来源是必要的。这样看来，这位高官过去的农奴身份并没有令他作出那种可能触及农奴制的改变。

三、商界精英的新思想

彼得一世时期的著名商人、企业家、经济学家伊·吉·波索什科夫也采取了呈文的形式来表述自己出自不同的阶级立场的政治思想观点。他的《贫富论》是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论作品和经济学著作之一，最初就是作为秘密报告呈递给沙皇的。这部作品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由于波索什科夫具有卓越的文学才能，思想表达清晰有力，对俄国的生活又有充足的体验和了解，这令他的这部作品成为众多“计划书”中的佼佼者。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波索什科夫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重商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波索什科夫生于1652年前后，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在军械局工作的手工业者——银匠。波索什科夫自己也曾是非常出色的手艺人，他曾是造币匠，这是与他的祖传手艺密切相关的职业。他研制了预定献给沙皇的制币机床的模型，还因为发明了能改进火器射击的“射击弹弓”而觐见了彼得一世。波索什科夫开办了酿酒场、硫黄矿，还勘探了石油，并打算开办一家纸牌工场，这些工业创举成效不大，于是波索什科夫转而担任生产和销售伏特加酒的官方职务。到了晚年，他在诺夫哥罗德县有两个拥有72个农奴的村子和一座酿酒场，他最后还计划开办一座纺织工场。这样，波索什科夫在不同的时期先后当过手艺人、“商人”、工业家、小地主兼小农奴主。

据说在1701年之前，波索什科夫就呈交了一份包含铸币改革计划的报告《关于铸币问题的信》，这是他第一次提交建议书发表他的政论观点。之后他还写过一些其他方面的作品。而波索什科夫最著名的作品《贫富论》则写于1724年，这时作者大约已经72岁了。这部作品几乎涉及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表达者，他的建议首先是为商人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且深受当时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波索什科夫认为，商人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作用巨大，他指出：“商业是伟大的！国家都是因商业而致富的。”同时，波索什科夫对权贵则存有戒心，多次谈到“名门望族”的舞弊行为，建议从下级官员中任命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他认为，经商的权利应该只属于商人，贵族和农民没有登记加入商界，应当禁止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波索什科夫非常关注国内商人与外国人做贸易时如何获得最有利条件的问题。为此，他建议创立统一的商业公司，希望这个公司在政府监督下把俄国整个商界联合起来进行对外贸易。波索什科夫坚决主张压缩外国货的进口，特别是奢侈品的进口，而且他指出了扩大俄国商品出口的必要性。他常常谈到在国内要储备货币，为此建议开办铁场、亚麻场、呢绒场和织布场。在国家贸易政策方面，波索什科夫认为，应当在本国手工工场加工原料，以代替原料输出：“因为……在产地就地加工要比进口麻布便宜一半到三分之二，这样俄国人就会富有。”

波索什科夫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很有价值。他指出，“地主把难以承受的重担压在了自己农奴的身上”，波索什科夫建议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农奴应对地主承担的贡赋、代役租和劳役的数额，并坚决主张把地主的土地与农奴的土地分开，农奴的贡赋应当与农奴份地的面积相适应。而这些意在减轻农奴负担的建议并不意味着波索什科夫主张废除农奴制，他只是主张调整和限制农奴制而已。

有意思的是，波索什科夫还提议从僧侣、贵族、商人、甚至从士兵和“担任过村长和闾长”的农民中选出代表来编纂新法典。应当指出，这时已经建立了一个由官吏组成的新法典编纂委员会。事实上波索什科夫所设想的这个机构与缙绅会议颇为相似，又或者，与后来叶卡捷琳娜大帝组建的立法委员会更为类似。按波索什科夫的想法，代表们起草的法典草案应当“由全民自由发表意见加以审核”，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提出自己的修正和补充意见，然后由沙皇审查和批准。波索什科夫这种由平民，包括农民代表参加立法的思想甚至在19世纪中叶也是危险的，批评家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的论文正是因为阐述了这种思想而遭到了查禁。波索什科夫曾写道：“在外国人那里，国王没有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因此，他们的国王不能随意行事，但是，在那里，国王的臣民，尤其是商人，则是专断的。”照他的说法，在俄国则是另一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最有权力的……是君主，而不是贵族，更不是平民。”

波索什科夫认为，专制政权应担负广泛的责任，指出国家应当关心国民经济，以令全体人民能够共同富裕。但在波索什科夫的著述里，国家的任务是保护“全民利益”的世俗思想是同中世纪的神权观念结合在一起的，他指出：“沙皇是仲裁人，就像上帝一样。”

此外，波索什科夫关心教育，特别是他提到了应当对农民进行义务教育：“要是强制农民把自己10岁和不满10岁的孩子送到教会执事那里去读书倒不错，学会识字后，最好也学会写字。我希望即使是小村子里都没有不识字的人，要能这样做就好了。应当给他们硬性规定：赶紧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习。”

波索什科夫的这部作品同样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看来，他的祖国在任何方面都不次于其他国家。他举出了许多俄国发明家成功地代替外国专家的例子，并以极为赞赏的语气谈到了俄国的军事改革以及海军的建立。同时，波索什科夫对在俄国任职的外国人和那些只追逐个人利益、给俄国带来损失的外国商人持怀疑态度。

遗憾的是，波索什科夫的作品是否被呈递到了彼得一世的手里尚无从得知。一些学者猜测，《贫富论》这部严厉抨击贵族的作品是导致波索什科夫遭到逮捕的原因之一。沙皇去世半年以后，在叶卡捷琳娜一世在位初期，新政府由于对自己缺乏信心而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波索什科夫于1725年8月被秘密办公厅逮捕，并于1726年2月1日死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单人囚室里。

在递交给政府的大量报告当中，许多方案都清楚地反映出商人阶层的利益，其中还有一些工商业者出身的官员所写的报告，这些报告与波索什科夫的方案多少有些相近。监督司法和财政的总监察官阿·雅·涅斯捷罗夫的报告就是如此。涅斯捷罗夫从前是农奴，后来在伏尔加河流域征收毛皮实物税，并在莫斯科省任税务官。涅斯捷罗夫在1714年递交的一份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用新的人头税代替按户征税制的思想。因为在录事登记人口时为逃避征税，几家常常并成一户。涅斯捷罗夫建议规定一个“平均纳税”的办法，就是他所说的人头税办法，他还建议进行“各省现有人口”的调查。而波索什科夫是反对人头税的，不过他像涅斯捷罗夫一样，也注意到了按户征税制的弊端。

涅斯捷罗夫也同样关注俄国商人的处境问题。和波索什科夫一样，他指出了拥有特权的贵族和不承担商业徭役与捐税的农民参与商业竞争给商人带来的害处：“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其他城市和县，欺侮集市、商场和店铺的商人并给他们设置障碍的，是那些私自开业的不缴税的地下商店。这些商店都是世袭领地上的农民、宫廷农民和教会农民，神职人员和其他各类官员开办的。”涅斯捷罗夫还建议把居住有经商农民的临近村落划入工商业区。

在莫斯科人安德烈·马尔克洛夫所编的《来自商人的报告》中，也指出了其他阶层的竞争给商人带来的损失，并指出了城市税收的不均衡问题。他谈到改革城市自治的必要性，指出商人在应付政府差事和缴纳各种费用方面负担过于沉重，建议在莫斯科设立“村镇商人联合会”，联合会的领导人应是知名商人，而且一定要有四位会长。

矿业工业家达尼拉·沃罗诺夫在荷兰出差时，曾寄回一份报告，他在报告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扩大对外贸易和发展大工业的建议。他像波索什科夫那样写道，西方国家没有俄国的商品是不行的，因此，他建议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要“以双倍的价钱卖给外国人”，这样俄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增加巨额财富。他还建议规定“统一的商品出口地”，关闭其余边界，以协助俄国商人，限制外商贸易。他指出，国家应当为开办呢绒、麻布、绸缎和棉织工厂拨发资金。为此，他甚至建议发行500万卢布的钞票，并且为了使钞票坚固耐用，应用木料制作这些钞票。

另外一个不知姓名的报告人也从荷兰寄来了支持商人活动的计划草案。同其他建议者一样，他也认为“商人极其贫困”的主要原因是那些“显要人物”和农民参与了竞争，商业的专营权应当属于商人。另一位佚名作者甚至建议不考虑出身来任命省长，乃至参政院大臣，“即便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但只要聪明、可靠并在为陛下效劳的过程中通过考验就行，因为荣誉不是由门第决定的……”

这些报告反映出了新兴资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阶级意识的自我觉醒。商人已经开始将自己的利益与统治阶级——贵族的利益对立起来，他们请求采取庇护工商业的措施，坚决主张改变税收制度，实行商人自治，改善行政管理机关，并使机关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平民化。值得称道的是，这些政论作者和建议者都是彼得一世改革的拥护者。

四、反改革的声音

当然，俄国的社会中也不可能只是一片和谐之声，特别是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既有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思想，也难免存在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思想。在宗教界，很早就可以听到反对改革的主张，这是因为宗教改革及沙皇独特的个人生活激起了宗教界某些代表人物的不满。大概在1696年年末，莫斯科附近的安德烈耶夫修道院院长阿弗拉阿米呈递给彼得一世一个奏折，他在奏折里写道，许多人“感到悲伤，感到非常痛苦，因有使人感到痛苦之事……”阿弗拉阿米指责沙皇任命的法官和当权者不当，说他们“在无耻地毁灭国家，进行不公正的审判……”衙门的书记和文书的数量激增，以至他们“没有地方就座，都站着办公”；官吏们发了财，一个个在购买世袭领地和店铺。阿弗拉阿米的奏折里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对沙皇个人行为的批评，其中谈到沙皇“据说变得极端固执，连好的……建议也不听”。阿弗拉阿米还不赞成沙皇宫廷里的新风气和娱乐活动。他希望沙皇的行为与他的尊位相称，并建议让“有学问的、明白道理的人”担任高级教职和高级僧侣。他还建议采取措施来改善行政管理和法院，压缩宫廷多余的开支，为了同高昂的物价做斗争，建议降低国内税收。

阿弗拉阿米很快被捕，他的朋友和来访者——莫斯科各衙门的文书及未来的作家伊·吉·波索什科夫——也紧接着受到审讯。波索什科夫侥幸摆脱了这个案子，而阿弗拉阿米和文书们则受到了刑讯，并被流放。

随后的1700年，书籍抄写员格里戈里·塔利茨基编写了一本描述反基督的彼得一世降临的“小册子”，并进行散发。其中宣扬禁止服从沙皇和不缴纳赋税。而据说坦波夫主教阿尔谢尼和伊·伊·霍万斯基公爵，以及其他一些神甫都倾听了塔利茨基的观点并表示了赞同。于是塔利茨基被判处了死刑，但是关于末日来临和反基督者降临的传说却被广为流传。一个逃跑的士兵季霍夫在1705年被贵族别德林斯基说服转向分裂教派，就是因为这个贵族说，“现在当政的是一个反基督者”。坦波夫的一个教堂执事维莫尔科夫写了一份给宗教界的呼吁书，其中提到，他们所遵从的不是国王，而是反基督者。

为此，梁赞都主教和牧首职位临时代理人斯捷凡·亚沃尔斯基写了《反基督者的出现和末日降临的征兆》一文，反驳了上述观点。虽然有学者指出，这位梁赞都主教实际上是改革的反对者，但这篇文章对遏制流言还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虽然亚沃尔斯基的确曾经难以抑制地对皇太子表现出爱戴和同情，但无论如何，这位临时大牧首还是没有作出公开与沙皇对抗的事情。一些保守的大贵族也反对改革，他们抓住旧事物不放，对新事物采取敌视态度。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皇太子阿列克谢周围形成了小集团，最终酿成了太子叛逃的巨祸。

五、下层民众的呼声

战争的胜利、改革的推进、专制政权的巩固，彼得一世取得的这些功绩，可以说都是靠剥削人民大众得来的。改革时期各类税赋的加重，令下层民众不堪重负。因此，他们对压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税赋和徭役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自从上帝让他统治，人们就没看到过好日子，大家度日艰难，向我们要钱，要大车，压得我们农民喘不过气来。”妇女们说：“他是什么沙皇？他破坏了农民的家庭，把我们的丈夫拉去当兵，使我们和孩子孤苦伶仃，永远痛苦。”还有的人则议论说：“吸血鬼！把整个世界都吃光了！”

来自人民群众的某些作品，明显表现出了要求废除农奴制关系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的性质。1700年左右，依附于地主的农奴们向政府投递了让他们摆脱地主统治的呈文，这个匿名的“暗投信件”在文件里被生动地叫作“恳切哀哭的声音”。呈文中农奴们一方面请求给予自由，另一方面对老爷们进行了控诉：“大贵族和公爵这样一些显贵，无视国王陛下，使我们在他们那里像在所多玛和蛾摩拉[1]一样遭受折磨，他们像狮子一样咬我们，像毒蛇一样凶狠地无缘无故地加害我们，像狼一样狠毒地噬咬我们，他们都像残酷的彼拉多[2]。国王陛下，开开恩吧！”这一呈文的出现可能与1699—1700年从农奴中招募志愿兵的诏令有关。也许正是这个诏令，让农民们对彼得一世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彼得一世时代，也出现了反映起义者要求和愿望的书信与宣言。布拉文及其首领们的“檄文”是一种独特的政论作品。在布拉文部下的许多宣言里清楚地反映出了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布拉文起义是在消灭大贵族、军政长官和小官吏的口号下进行的，并发展成了农民战争。同时，起义者的口号具有皇权主义的性质，革命的要求都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是与旧礼仪分裂教派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也带有流寇的因素。布拉文于1708年3月发出了呼吁书，号召“黎民百姓”和“清官”“同我们站在一起”。呼吁书的开头声明起义者拥护笃信宗教的“我们的国君沙皇”及顿河的军队。而下面这段话则表明了起义的真正任务：“所有工商业者和所有黎民百姓不要因为我们而担心受到任何委屈，而且也绝对不要怀疑这一点。对于那些坏人——公爵、大贵族、聚敛官和外国人所干的坏事，希望你们绝对不要保持沉默，也不要放过他们……”这里清楚地指出了起义者的敌人是公爵、大贵族，以及为沙皇效劳的聚敛官和外国人。在占领切尔卡斯克后，布拉文被选为整个顿河军的统领，他给扎波罗热的哥萨克写了一封信，信里对起义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即沙皇政权用暴力把逃亡者从顿河召回而引起了起义。布拉文还提醒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统领们，不要忘记他们曾经许下的共同去对付那些官僚和贵族的诺言。

在起义统领尼基塔·戈雷的呼吁书里，也响亮地发出了要求人民群众反对压迫者的号召：“我们不伤害平民，而要同贵族算账。他们作恶多端。你们所有的穷人，骑马的、步行的、赤身的和赤脚的，都从城市出来，不要害怕，我们要发给你们马匹、武器、衣服和薪俸。”外号叫洛斯库特的起义军团长，曾参加过斯捷潘·拉辛的起义，他曾说：“别人说我是真正的斯坚卡（即斯捷潘），但不是那个缺乏理智而丢掉脑袋的斯坚卡……”

布拉文还曾上书彼得一世。当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这里他没有提出同大贵族和将军们进行斗争及保卫下层群众的口号，而是强调了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他在占领切尔卡斯克之后，在哥萨克大会上被推选为哥萨克的军事统领，因而具有合法性。他说他之所以处死哥萨克统领卢基亚诺夫，是因为后者破坏了传统的惯例。在这封给沙皇的信里，他还特别强调了沙皇应当保留哥萨克以前所拥有的优惠条件，并提出了顿河哥萨克自治的要求。

应当说，在彼得一世时代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民歌和传说中都得到了肯定和积极的评价。这些民歌和传说体现出了人民大众对国家战胜瑞典这一重大事件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回忆了战争的严酷性和战场上的流血牺牲。民间口头作品把人民群众的英雄气概提到了首位，从而突出了大贵族的怯懦及其种种恶习。许多诗歌赞颂了在舍列梅捷夫领导下，俄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多次战胜瑞典将军的胜利。歌颂波尔塔瓦胜利的诗歌，一方面渗透着人民崇拜英雄，为国建功立业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了战场上的巨大牺牲给民众带来的伤痛。诗歌中也铭记着劳苦大众为建筑工程所付出的沉重劳动，特别是有关拉多加运河的歌谣反映了开凿运河的艰辛。士兵对死去的沙皇的“哀歌”也很值得注意，反映了广大普通士兵对彼得一世的敬重和追思。

六、政府的政治宣传

在彼得一世改革的时代，俄国政府已深深懂得舆论的重要，自己担当了宣传改革、推动社会思想更新的主角。几乎每道改革的诏令都附有改革理由的详细说明，而这种说明是在以前的俄国法令中根本不曾有过的。

改革时期的法令，开头通常有一个内容广泛且富有教导意义的前言，以说明新法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例如，在颁布有关新纪年的法令时就曾特别说明，其他斯拉夫国家也是从1月1日开始庆祝新年的。1714年，“一子继承制”的法令颁布时，则详细说明了新制度的内容和意义。其中，立法者极力向贵族证明，分散地产是有害的。彼得一世派遣刚归属俄国的利夫兰的农民去教俄国农民改用长把镰刀收割庄稼时，也通过专门的法令去解释新方法的好处。在建立国家高级机关的同时，政府也下达了解释这些新机关职权的指令和规章。沙皇还多次修改关于设立总检察官职位的诏令，并要求必须在第一项就指出总检察官要“真正地、竭诚地、一丝不苟地‘珍惜’自己的职位”。沙皇把总检察官称作“朕的眼睛和国家事务的司法稽查官”。同时，诏令指出，总检察官的职责是同最大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破坏职责就要被当作罪犯和国家最大的破坏者予以惩治。

同时，彼得一世也将西欧国家“共同幸福”的价值理念引入俄国，作为沙皇专制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1702年，在招聘外国人的宣言中，俄国政府就曾经许诺，国家将关心全体臣民的“共同幸福”，并会因此令全体臣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至于政府如何理解国家政权的任务，这可以从1720年下达给各新建立委员会的总规程的前言里看出来，前言中说，君主设立各个委员会，是“为了有秩序地管理自己的国家事务，准确地确定和计算自己的收入并有效地改进司法和警察工作（即法庭判决和解决民事纠纷的工作）；为了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忠实的臣民，保证供给海陆军的军费使之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保护贸易，各种艺术活动和工场手工业，很好地管理关税；增加矿场和满足国家的其他需要……”在这里，国家的任务除司法、行政和财政之外，前言中还指出了国家的新任务——促进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兴建工场，发展贸易，等等。

参政院1722年发布的一道关于严格遵守法律的法令，具有同样清晰的政论性：“如果法律得不到遵守，就等于一纸空文……”彼得一世明确指示要一丝不苟地根据各种规程和法令行事。剥夺皇太子阿列克谢王位继承权的宣言，也超出了以往法令的一般范围。宣言中谈到沙皇从阿列克谢童年时代起就关心他，为使他更好地了解军事、民事和政治事务为他聘请了教师，但这些努力都徒劳无益，因为“学问的种子，落在了石头上”；宣言还谈到皇太子个人生活的细节和他的叛逃等。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庄重的命令式的宣言，而是法令与政论作品的结合物，它以直白的语言叙述了许多具体事件，这就令人们能够很快信服，沙皇剥夺阿列克谢继承权的决定有根有据，理由充分。

七、《新闻报》的出版

尽管各种报告、命令和条例都在说明政府的行动和解释改革的意义，而专门媒体《新闻报》的出版在这方面还是具有特殊意义。俄国的报纸在17世纪就出现了，这就是外交衙门出版的手抄的《自鸣钟》，不过它严格说来并不算真正的报纸，只是给沙皇及他的几个亲信看的。而在彼得一世时代，1703年1月开始出版的铅印《新闻报》则不同，它是供广大读者看的，是俄国出版发行的第一份报纸。它在彼得一世时代成为实行改革和捍卫改革的特殊工具。

《新闻报》是一份8开的版面不大的报纸。起初，它在莫斯科印刷厂用教会铅字排印。从1710年开始，彼得一世亲自删减过的民用铅字代替了教会铅字，报纸的可读性大大提高了。1720年报纸的出版工作转移到了首都圣彼得堡。彼得大帝亲自参加了报纸的出版工作，并提出了意见。报上经常刊登俄国军队取得胜利的报道和实现某些改革的消息。《新闻报》第一期（1703年1月2日）头版报道了关于军工厂顺利进行生产和有关新学校的消息：“在莫斯科现在又生产了400门榴弹炮和臼炮……而现在在炮厂准备新铸件的铜有4万多普特。”后边接着就是有关学校的消息：“遵照陛下的旨意，现在莫斯科开办了更多的学校。45个人正在学习哲学，他们已经学完辩证法。数学和航海学校的学生有33人，他们都在很好地学习科学。”1719年，为庆祝彼得一世命名日，《新闻报》刊载了斯捷凡·亚沃尔斯基专为此所作的布道词，布道词赞扬沙皇是国家的改造者和战胜瑞典的胜利者。

俄国的崛起，对新纳入俄国版图的民族及周边各相邻民族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中的不少人积极地加入到为彼得一世政府宣传改革的行动中来。除了著名的政论家普罗科波维奇从乌克兰受聘到圣彼得堡并成为著名政论家之外，摩尔达维亚的康捷米尔公爵及与其共事的涅库尔奇曾在自己作品中指出，俄国是他们模仿的榜样，彼得一世是他们思想上的君主。他们甚至还阐发了巴尔干各民族只有在俄国人民帮助之下才能摆脱土耳其统治的观点。18世纪初来到俄国的亚美尼亚解放运动活动家伊·奥里，曾请求俄国政府帮助，并准备同俄国结盟，被迫侨居俄国的格鲁吉亚国王也萌生过同样的想法。总之，俄国对周边民族的影响力空前增强了。

在彼得一世改革时期，整整一代杰出的政论家都热情宣传了改革，执行着重要的宣传鼓动职能，有时还向政府提出实现改革的方法，这是极为难得的，说明彼得一世的改革顺应了时势，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政府当仁不让宣传改革的各种活动也令人印象深刻，而在下层民众中，布拉文和他的战友们毫无畏惧地同沙皇对话，提出他们的诉求，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改革时期俄国社会思想的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