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头衔都要为国家真正地使出最后一份力气。

——彼得一世

彼得一世知道，想要令国家战胜西方强国，仅仅靠扩军备战是不够的。他必须将全国上下的力量凝聚起来，在全国树立一种为国家服务、不怕牺牲的信念，才能有效动员全国的力量，坚定必胜的信心。在引进西方“共同幸福”这一国家价值观的同时，他也在一系列法令中对这一价值观进行了阐释，其实质就是建立一种国家至上的理念，动员国家各个等级忘我地为“共同幸福”——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切，做国家的“奴仆”。

而彼得一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以身作则，切切实实地将为国家服务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他明确指出他之所以奋不顾身地率领军队与强国长年拼斗，争夺出海口，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且认为自己那些为国家作出重要成果的行为，才算是“为国服务”。1711年，彼得一世还专门就宣誓仪式发布最高法令，规定除了按惯例对君主效忠外，还要对“国家”宣誓效忠。这还不够，彼得一世甚至将“国家”的重要性提升到了超越专制君主的地步。最明显的例子是，彼得一世不同意把“沙皇陛下的利益”作为军队效忠的对象，而代之以“国家利益”。这就奠定了俄国军队国家属性的基调，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彼得一世将“为国家服务”作为自己的终生使命，同时也要求每个臣民都要承担各自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谁都不能例外。

一、强化贵族义务

臣民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首先就是服兵役，贵族更是义不容辞。因为为国服役本就是贵族的一项古老义务和荣耀，一直以来，担任军队的各级指挥官都是贵族的专属特权。由此，彼得大帝对贵族提出了严苛的要求，以令他们成为真正的国家精英。他规定每个贵族必须学习，并且必须服役，而学习则是为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为了推动他们学习，彼得一世甚至规定，贵族必须学习一些算术和几何知识，若有逃避，不许结婚。贵族从16岁开始，便要为国家服役，一直到死。彼得一世甚至规定，无论在军事部门还是在民事部门服役，所有新人必须从底层做起，并且只能根据功绩晋升。彼得一世还对作为士兵的贵族服役期限进行严格限制，禁止他们直接升任军官，可以想象得到，出身平民百姓甚至奴仆的士兵想要提升官衔更是难上加难，更何况贵族才能升任高级军官是俄国的传统。

然而，彼得一世让贵族从普通士兵做起，绝不意味着当时的军队已成为社会各个等级混杂在一起的大“熔炉”，俄国贵族和平民的界限并没有被打破。彼得一世曾在1716年的《军事条令》中明文规定：“贵族除在近卫军中服役之外，不得通过其他途径升任军官。”这条命令的实际效果就是将贵族和平民服役的军团做了区分，大量贵族涌入近卫军，彼得一世不得不对近卫军进行扩充，到彼得一世在位后期，近卫军已多达三个团。这些军团由清一色的贵族组成，实际上成了培养贵族军官的专门场所。货真价实的贵族与平民混杂在一起做普通兵的事情在军队里并没有真正发生。只有贫穷的小贵族才有可能与来自其他阶层的新兵混杂在一起，这些团队的服役条件与近卫军相比要艰苦得多，但贫穷的小贵族与平民的生活差距本来就不大。

为了督促贵族学习并为国家服务，沙皇经常亲自测试年满14岁的，甚至只有10岁的贵族男孩，亲自安排他们去该去的学校或应从事的职业。沙皇不仅检阅贵族子弟，有时他甚至通过检阅全体贵族的办法来督促贵族恪尽职守，完成学业。最大规模的检阅进行过两次，分别在1721年和1722年，当时沙皇要求所有贵族，无论在职还是退职的，都要到圣彼得堡或莫斯科报到。对于退职贵族，则检查过去令其退职的根据。与此同时，贵族在这种集体大检阅之中，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阶级利益，促进了贵族等级的团结，这对维护国家统治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彼得一世还颁布法令严惩逃避供职的人，并重赏告密者，不论告密者的官衔有多低，即使是旷职者本人的奴仆也有权告密。旷职者面临着被没收世袭领地、被捕入狱的惩罚，而告密者则有可能得到旷职者的全部财产和领地作为奖赏。不仅如此，贵族因在职务上犯有过失而被没收土地也屡见不鲜。没收的土地用来补充国家掌握的土地总额，以赏赐那些建有各种功绩的贵族。1722年，政府又颁布法令，不仅要对旷职的贵族施以物质惩罚，还要加之以有辱贵族名誉的“辱刑”，甚至将他们的名字公布并钉在绞刑架上。同年，参政院设置了铨叙官的职位，专门管理和监督贵族。这一官职的职责还包括，要注意每家名门大户之中担任文职的人数不得超过其人口的1/3，以保障贵族参军的人数不致匮乏。

然而，尽管发布了这些严令，贵族仍然有可能逃避供职而不受处罚。贵族达尼洛夫就曾在自己的札记中老实地谈到，他那得到一大笔遗产的女婿，找到了团秘书这个“恩人”，团秘书经常给他女婿整年整年的假期，而他女婿则为“恩人”馈赠一些“农村小礼品”，比如“12名农奴及其妻子儿女”。贵族舞弊行为的尖锐揭露者，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伊·吉·波索什科夫在其《贫富论》中也举出了一些例子。他在诺夫哥罗德所见到的那些逃避军务的贵族，有的是“佯作癫狂”，有的是靠送礼，有的是派贫穷的贵族做自己的替身，有的则是得到了强有力的“当权者”的“庇护”，安然躲在自己的乡村里。

当然，强化贵族服役义务的最终目的仍是巩固贵族阶级的统治，尽管有所付出，但仍是为了自身集团的整体利益。而实行人头税这一项令贵族获益很大的立法，扩大了贵族对领地农民的权力，可以算作是彼得一世时代因强化贵族服役而对贵族的一种补偿。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尽管会出现一些例外的情形，但拥有附带居民的土地及对土地的占有权，已经成为贵族所独享的一种特权。

同时，彼得一世也积极为贵族成为合格的国家官僚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除了建立各种专科学校，筹建高等学府之外，彼得一世还责成各部门，包括文职部门组织专业化培训。例如，1720年下达给各委员会的总规程中规定，各委员会要培训年轻贵族适应各种业务，令其在今后能够按程度提升到高级官衔。

二、打造官僚贵族

彼得一世在律法方面出台的涉及贵族的最重要的法令就是“一子继承法”和“官秩表”。正是这两方面政策迫使俄国的贵族不得不在国家机关任职，从而在俄国开始出现官僚贵族。

在宣布这些政策之前，彼得一世详细调查了英、法及威尼斯有关继承权的法律，最终借鉴英国的长子继承法，在1714年3月23日颁布了一子继承制的诏令，强制贵族把所有不动产即所有土地只交给一个儿子，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只交给一个女儿。官方给出的理由有三条：首先是保护农民的纳税能力，不致因土地分割而加重负担；其次是防止贵族因分散财产而导致门第衰落甚至破产；最后是迫使那些得不到财产的子女必须靠任职、学习或经商来挣饭吃，不能再游手好闲，逃避任职。

这条诏令的根本目的是保障贵族阶级的利益，维护其社会精英的地位。它迫使其他无法获得遗产的贵族子女努力向学，靠为国效力而生活。后来，彼得一世又颁布法令规定这些无法获得遗产的贵族子弟必须任满7年军职或10年文职，经商或从事其他行业15年后，才有资格购置田庄和店铺，以妻子名义购买也不行，甚至禁止他们得到不动产的嫁妆，逼着他们自食其力。应当说，彼得一世实行的一子继承制比长子继承制更加灵活，领主可以通过遗嘱选择最适合的人选，同时尽量杜绝了贵族子弟吃闲饭的可能。这一制度在实际施行中引发了很多的矛盾，彼得一世不得不多次对该法令加以解释和修改，但在实际中却仍难以施行。彼得一世去世后，尽管这种继承限制对贵族的长远发展有利，但最终还是被取消掉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俄国贵族的短视和腐朽性，说明他们难当进一步推动改革、引领社会前进的大任。

1682年，门第制的取消和正规军的建立，都是对旧的官制和“门第”原则的沉重打击。最初，彼得一世通过比较缓和的方式来淘汰一些旧的官职，停止给一些官职发放薪俸。随着军队和官僚机构的建立，旧的官制体系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为了适应新的需求，彼得一世积极干预贵族官制的改造，不理会世袭名门阶层的不满和反抗，力图将是否称职的原则放到第一位，对出身名门则采取轻视态度。在对“怎样选拔名门贵族参加近卫军”这个问题作出批示时，彼得一世就写道：“选拔名门贵族要视其是否称职。”1722年1月24日，彼得一世颁布了对贵族利益影响至深的重要法律“官秩表”，它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承担职务才能获得晋升的原则，推动俄国贵族走向官僚化、精英化。

在官秩表中，俄国第一次把文职和军职区分开来。行政部门、军事部门和司法部门所有官职被划分为14个等级，官衔名称多借自国外。最低等级是第14级，即文职的第14等文官和军职的准尉或骑兵少尉；最高是1级，属于最高级别的有海陆军元帅、大元帅等军衔及1等文官。彼得一世明确规定，官衔的取得，要从最低级起，沿着职务阶梯逐步上升。更重要的是，任职不凭门第，彼得一世曾声明：“除非为朕和祖国效劳，否则朕不全授予任何人官阶，单凭贵族的身份不能得到官阶。”而不管什么身份，凡是供职至8级者都可以成为世袭贵族；14级至9级官员，授予非世袭贵族称号。这就将贵族身份与担任公职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彼得一世还对那些给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官员赐予贵族称号，包括“公爵”在内。后来的沙皇们都继承了这种做法。

官秩表的颁布，极大地肯定了个人的努力，只要为国家服役，就可能获得贵族地位，这就等于向所有服役者打开了晋升之路，彻底推翻了门阀制度。而且，该法令也使得贵族阶层占据国家军职、文职等一切职务的做法合法化。此后，官秩表经过数次修改，一直沿用到1917年，成为俄罗斯帝国官僚制度的基础。事实上，彼得一世制定这项法令的本意是，规定只有通过功绩，为国家服务才能晋升，才能成为贵族，乃至世袭贵族，进而整肃俄国贵族内部纨绔懒散的风气，只是这项规定在后来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逐渐流于形式。

无论是一子继承法还是官秩表，实际上都对俄国的中小贵族更为有利。俄国的中小贵族数量众多，在俄国的地主中占据绝大多数，达到96.7%以上，他们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支柱。一子继承法虽然是限定一子继承，其实际效果却是确认了世袭领地和普通个人领地的融合，不论是世袭、因功获得还是购买的领地，在这一时期都正式被统一改称为“不动产”，在继承的方法上这些领地也都被统一了起来。官秩表也为更富有进取心的中小贵族打开了晋升的渠道，进一步巩固了俄国专制制度的基础，为改革的实行提供了保障。同时，这一制度也为非贵族服役人员提供了上升途径，扩充了贵族队伍。据统计，18世纪上半叶、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从其他等级流入贵族等级的人口分别占贵族增加人口的30%、40%和50%。

一子继承法和官秩表是加强贵族阶级专政，保证贵族在陆军、海军及在君主专制制度的官僚机构中的统治地位的最重要措施。

彼得一世通过这些措施，强制贵族终身为国家效力，令贵族走向官僚化。从此，官僚贵族在俄国开始形成。贵族不仅占据了军中所有军官的职位（近卫军除外，近卫军中的士兵也是贵族），而且还占据了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部门的所有领导职务，他们还把被提拔上来的非贵族军官和官僚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为了能够称职地为国家服务，贵族开始接受教育，整个阶层的文化素养提高了，也相应提升了国家官僚机构的效能。

三、扩大服役等级

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服役等级急剧扩大。正如我们所知，18世纪之前，俄国军队的主要力量还是由贵族组成的军团。即使平民被纳入了军队，一般情况下，一旦战事结束，原来是平民的士兵退役后仍要返回原来的纳税阶层，而那时的农奴甚至没有资格当兵。而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为了扩充兵源，彼得一世将兵役义务从服役等级向城乡纳税民甚至向从不履行任何义务的等级扩展。由此，彼得一世首次将兵役制度明确普及到了社会各个阶层，此后的俄国服役人员不仅有农民（农奴）、小市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商人，还有神职人员，于是俄国的兵役制度已经普及到了俄国社会的所有下层阶级。而且，这个被扩大了的服役等级，在彼得一世时期也保留了其世袭性和终身性的特性。

于是，这种终身且世袭的兵役制度极大地影响了下层民众的生活。最初规定只征召单身汉，但在1708年政策发生了改变，允许招募已婚者，而且随着被征召者年龄条件的改变，已婚者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起初征兵年龄为15～20岁，后来将上限拓展到30～40岁，而在普鲁特远征时期，其年龄上限甚至已经扩展到了50岁。同时，无论农民、小市民还是农奴，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应征入伍，也不论他是在服役还是在休假或是已经退伍，他们的妻子都被列入“士兵妻子”这个特殊群体。大多数情况下，妻子进入服役阶层都是在婚后丈夫被征召入伍的时候，此时新兵便和妻子一起脱离了过去的纳税阶层，归属军事部门管理。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在征召入伍前是农奴，地主也必须“解放”他们，这一点最初大大鼓舞了农奴踊跃参军。

此时显现的特殊社会现象是，在士兵阶层这种社会身份上认定的性别差别已经消失。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士兵阶层人员流失，士兵阶层身份不仅按照男方划定，同样也包括女方。这就是说，哪怕士兵妻子改嫁，士兵妻子的新家庭仍被登记为士兵阶层，士兵的女儿、孙女也归属于士兵阶层，她们的男性后代无论是婚生，还是私生，都无法逃脱被征兵的命运。

士兵妻子在丈夫入伍后便面临抉择，她们可以选择跟随丈夫去军队驻地生活，也可以选择以“被解放”的身份留在原来的居住地。而当时之所以允许妻子跟随丈夫在驻地生活，是因为在俄国，婚姻被认为是神圣的，军队、教堂和民事部门都不会禁止妻子跟随丈夫。理论上，士兵及其妻子可以免税又可以拿到政府的津贴和补助，如果还可以共同生活，那么看起来这应当是大多数新婚夫妻服役家庭最好的选择。但很多士兵妻子仍选择留在农村接受家族的照顾，这一结果耐人寻味。

这是因为，跟随丈夫的生活对于传统的俄罗斯农村妇女来讲完全不值得憧憬。首先，离乡背井的士兵妻子必须要完全改变过去自己习惯的生活模式，还要学会自立，而且她们能够从部队得到的经济支援也日益减少，最后甚至被取消。自彼得一世建立常备军开始，士兵的薪金就没有什么变化，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每年2卢布70戈比，或者22.5戈比一个月（1天0.75戈比）。1704年的军粮配给法令中，将配给区分成两类：已婚士兵能得到每年5车特（约580千克）粮食，单身士兵则为3车特。但实际上政府经常拖延配给军粮，导致跟随士兵生活的妻儿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1707年，由于国库粮食不足，很多士兵妻儿死于饥饿。此后很快，由于北方战争的艰难，迫使政府拒绝向士兵妻儿提供粮食补贴。因此，很多士兵妻子，特别是已经有子女的士兵妻子宁可忍受离别之苦，也会选择接受更有保障的大家庭和村社的照顾。然而，一旦征兵，士兵便终生离家，这对任何家庭来讲都是非常残酷的考验。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士兵妻子成为同村人闲言碎语的对象，她们不仅被彻底地边缘化，而且其形象在人们的眼中也变得十分糟糕：懒惰、**、可有可无，所有的孩子都是私生子。甚至当士兵妻子生的孩子都是婚生子时，反而令人怀疑和吃惊。

就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非贵族出身的士兵想要获得晋升的机会是十分渺茫的，同时，在俄国最初享受福利和特权的只有在战争中伤残的、丧失劳动能力的士兵及其家庭，而且就连这些福利有时还无法得到保障。但是，终身世袭服役的残酷性却是现实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下层民众越来越认清这一点。于是一些士兵为了避免子女被应召入伍，有时候会隐瞒妻子的孕情，有时说孩子已夭折或者流产，有时则会将婴儿留给自己的亲戚或者朋友。可以想象，这是怎样的人间悲剧，一次征兵不仅是夫妻离散，更是骨肉分离。

彼得大帝死后，服兵役逐渐演变成为下层民众的“专属”义务。贵族逐渐退出了服役等级，其他富有阶层（商人、教士等）往往通过赎买等手段免除自己的兵役，并日益合法化，最终都摆脱了兵役。到18世纪后半期，俄国的服役人员中，除去哥萨克，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和农奴，逐渐丧失封闭性且几乎没有什么特权的服役等级最终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总之，彼得一世通过他的改革，不仅强化了贵族的服役义务，更令广大劳动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兵役负担。而且，国家摊派给下层民众的负担不仅是兵役，除去日益加重的赋税，还有沉重的劳役。1701年，派去参加塔甘罗格港建设的劳工和工匠就有7569名。1704—1707年，每年派往亚速和特罗伊茨科耶的劳工有2.6万～3.7万人。农民还被动员来参加造船工程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及要塞建设。从1704年起，为了建设新都圣彼得堡，政府曾分3次抽调了4万人参与建设，更何况彼得一世时期还抽调了大批人力修建运河。繁重的劳动加上饮食和居住条件的恶劣，成千上万的劳工在建设过程中死去。我们可以想见，这种所谓“共同幸福”的号召之下的为国家服务，实际上就是令人民大众成为对国家顺从的、任劳任怨的奴仆。

[1] 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约等于16.38千克。

[2] 俄国重量单位，1俄磅约等于409.512克。

[3] 俄国辅助货币，1卢布等于100戈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