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想起这个名字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或许先需要我尽可能回到当时自己的那种状态里，也就是回想起1988年11月27日，那个初冬的下午，还在技术工人学校读书的17岁的我，在和平路那家新华书店里买书的场景。天气并不算很冷，但要是没戴手套就骑自行车的话又足以冻僵你的手，这样进入那幢日式建筑里就会被那种温暖宁静的感觉所触动，而在外面看并没什么特别的日光透过大窗户玻璃照到红漆地板上时就显得非常的奢华……在记忆里，书店里是没有其他人的，售货员不超过两位，这让我觉得有些不真实，我确信自己的记忆一定是逐渐删除了一些东西，以便使这个场景显得更为纯粹和神秘。翻开当时的日记，想不到里面记载的竟是那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时间漫长”。对于回忆来说，这个有些夸张的短句毫无帮助，但夹在后面的发票里，我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当天我买了哪些书，其中一本就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6月初版，王央乐译，印数为27000册，定价为1.2元。

我能清楚地想起当时面对最后这本奇怪的书时的犹疑：这是一个从来不知道的作家的名字，封面图案看起来非常简单，下面是四个黑色的圆形两两相交构成了一个结构均衡的图形，交叉部分以及中间的空白棱形组成了漂亮的星形花瓣，而在中间空白里还有一个小黑圈，这算是一个小背景了，在它上面，有一个圆圈经过了四个圆的中心点，白色的圆圈，在右下的那个黑圆圈里有个很小的白色圆圈，而在左上的那个黑圆圈里则对应了一个是右下小白圆圈一倍的白圆圈，这样，在左下部分又有一个继续增加了一倍的白圆圈，在右上部分也对应了一个……一共六个白色圆圈，它们成倍地增长，最大的就是那个圆周穿过四个黑圆圈中心的，这肯定是个几何题图案，当时我肯定觉得它是很怪异的，而且我想不明白它跟小说有什么关系。翻过两页深灰色的衬页，就看到了内封，它的右上侧有作者的黑白照片，印刷得不大清楚，使晚年的博尔赫斯看上去有点像我们人类的祖先，或者说像个性情古怪而又衰老的巫术师，他手里拿着一根手杖（据译者说他一直向往东方和中国，还在唐人街里买过小东西，其中就包括一根手杖），或者是一根布绳（这个猜测就有点无法理解了），面部的皮肉明显有些松弛了，略微侧着头，眼神迷离地注视着镜头。

阿根廷，对于1988年的我来说，实在是一个过于遥远的国度，靠近了南极，得过足球世界杯冠军，家门口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被英国人硬抢了去，潘帕斯草原，它也会产生了不起的小说家么？真正优秀的小说家只能在俄罗斯、法国、美国和英国才会有吧。那时我翻看了几页里面的文字，给我的印象跟封面上的那些交叉着的黑白圆圈差不多，实在不知道这个老家伙在写些什么、想要写些什么。我买下它，只是因为它看上去确实非常简练干净，而且只要一元两角。那时或许我想过，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真正去读它一次。

要知道，那时我还没有很多书，在那个书架里，很容易就能看到《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的黄色书脊，中间还有一条短促的蓝色横道。有时候，我会在睡不着的午夜忽然抽出它来，随便翻开看上两页，然后再去看译者前言，似乎只有如此才不至于陷入令人不安的不懂，更为清楚的只是他的生平。

博尔赫斯于1899年8月24日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军人家庭，爱好文学，写过小说；他的母亲有英国血统。他从小受的家庭教育使他对英、美文学发生很大兴趣，喜爱史蒂文生，威尔斯，切斯特顿，爱伦·坡等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英国的剑桥、瑞士的日内瓦受教育。大战结束后，在欧洲各国游历，并在西班牙住了一个时期。1920年起开始写诗，与当时欧洲的先锋派文学发生共鸣，参加了西班牙的‘极端主义’派诗人的行列。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该市的几个公共图书馆任职，同时从事写作，讲学，编辑期刊等活动。192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接着又出版了两本诗集：《面前的月亮》（1925年）和《圣马丁的手册》（1929年）。其后主要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世界性的丑闻》于1935年出版。1941年出版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显示了他的独特的风格，开始引起拉了美洲文学界的重视。1944年，这本短篇集又与另一本短篇集《手工艺品》合并出版，书名《虚构集》，成为他的主要作品之一。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四本短篇小说集：《阿莱夫》（1949年），《死亡和罗盘》（1951年），《布罗迪的报告》（1970年），《沙之书》（1975年），以及散文诗歌合集《造物主》（1960年），诗集《老虎的黄金》（1972年），《深沉的玫瑰》（1975年）。此外，他还写有大量的小品文和文学评论文章。目前，他虽然已经超过八十高龄，而且丧失视力，但是仍然在继续从事创作。博尔赫斯终身从事图书馆工作，历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公共图书馆的职员和馆长，是一位坚决反对独裁政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46至1955年庇隆执政期间，他因为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的职务，被迫当了市场家禽检查员。庇隆下台后，他被任命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同时，还兼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教授；六十年代，曾到美国的得克萨斯大学、哈佛大学等学校讲学。现在已经退休。

极端主义，宇宙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幻想文学，卡夫卡式的幻想主义……这些名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实在是不知所云。即使现在，我也仍旧不大明白这些词对于理解博尔赫斯有什么意义。我先后几次试图进入博尔赫斯的世界，但都失败了，连门都找不到。第一次是《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某些类似于佛教里的梵文咒语，而那种与百科全书相关的写法让我眩晕不已。第二次是《圆形废墟》，我觉得他写的是个精神病患者，这让我有些厌烦。第三次是《〈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罗列那些无用的作品，而梅纳德抄下那么一段塞万提斯的谈及历史的文字根本就是一种没意思的把戏。最后一次，是《沙之书》，这篇不长的与《圣经》有关的文字让我非常失望，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他太喜欢臆想了，没有对我产生任何触动，不能让我感动。如果要我概括当时的感觉的话，那就是故弄玄虚。

在当时我的阅读经验里，感动是最重要的评判因素。我宁愿沉浸在巴金的爱情小说里，并对欧·亨利的短篇佩服不已，然后，我又没头没脑地泡在了司汤达、巴尔扎克、高尔基、肖洛霍夫的长篇里。直到1993年的冬天，我才遇到海明威的小说。当我从《大双心河》所带来的震撼里醒过来时，已是1994年的岁尾了。那个弥漫节日气氛的寒冷下午，我冒着大雪从新华书店里空手回到那间狭长的房间里，光线已暗淡，不得不打开台灯，然后把书架里的一些书翻出来，但是它们引不起我的兴趣。很偶然的，在它们的后面，它又浮现了。这一次，是《南方》。

1871年乘船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人，名叫约翰尼斯·达尔曼。这个人是福音会牧师。1939年，他的一个孙子，名叫胡安·达尔曼，是科尔多巴街一家市立图书馆的职员；他已经深刻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阿根廷人了。

他的名字，似乎也是所有外国人名中最孤独的一个。他还是个牧师。如果不是为传道，或逃亡，他怎么可能跑到这么遥远的地方？而提到他的孙子时，已是六十八年后的事了。这样漫长的时间，难道不就是种种不可思议的故事得以发生的最好土壤么？毫无疑问的，他的孤独，是对祖父那种孤独的更深一层的延续。如果说他祖父在异乡的芸芸众生里传经布道的孤独因宗教精神而显得神秘庄严，那么长年生活在书籍世界里的他，胡安·达尔曼的孤独则是无边无际的、无所依托的。他之所以会深刻地觉得自己已是个阿根廷人，不过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有个说得过去的支撑点，以缓解或掩饰曾有过的那种无所归属的感觉。

解决孤独的最好办法似乎就是走向具体，而不是沉陷于抽象之中，他祖父选择了越过重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布道，而他，则在一种朦胧的浪漫情愫与败血症痛苦的双重促动下选择了外祖父留下的南方荒野里的庄园，**他的，不过是那里芬芳的桉树、玫瑰色的宽敞住宅（它一度是鲜红色的）。事实上，现实中的孤独无论有多深重，也只是与死亡邻近而已，可是过去的孤独，则是与死亡同在的。他用行动，验证了这个道理。那本魏尔版的《一千零一夜》意外地带给他败血症，让他在地狱的边上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而现实中庄园之梦驱使之下的南方之旅，则将他带到了死亡面前。解决孤独的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别的，只有死亡本身。当然，死亡总是意外的。或许有可能产生奇妙感觉的，只能是通往死亡的过程，可以是公交车，安静得就像院子似的宪法广场，那些街角、广告牌子、属于新的一天的黄澄澄的天光、巴西街酒吧里的那只诡异而安静的大猫、空****的列车、原野……它们是朴素的，而对这种朴素的发现，难道不是因为死亡的切近吗？在故事终结的时候，你仍旧可以把后面旅行部分看作败血症患者达尔曼在病痛中臆想的过程，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可能病愈后仍旧会回到图书馆里面对那些没有边际的书籍，不过从本质上说，这个结果跟臆想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区别，孤独就像那把别人塞给他的匕首，真正被他意识到的时候，总归会带来意外的结局。

现在看来，这篇明显带有作者个人生活影子的小说尽管优秀，但并不是博尔赫斯最好的作品，它生发于博尔赫斯日常生活的某个瞬间印象，是对远离尘嚣的浪漫庄园情结的一次简洁消解。而之前每每与人提及博尔赫斯时，我之所以总是忍不住提到这个小说，其实只是因为它是使我得以进入博尔赫斯世界的一道及时出现的门，它就像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那个里瓦达维亚一样，可以开启一个古老而实在的世界。

对于眼下这个真正的书籍被广泛而持续地淹没的年代，忘却已成为普遍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尔赫斯更像是一个古典的作家，一个精通巫术的老人，他随手捏出点典故传闻，就可以炼制出神妙的致幻剂，剂量总不很大，但已足够让有耐心深入其中的人忘乎所以、如入迷宫之中。“世界是一团混乱，时间是循环交叉的，空间是同时并存的，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偶然性和可能性。人生活在世界上，就像走进了迷宫，既丧失了目的，也找不到出路。”王央乐在译者前言里这样概括了博尔赫斯小说的中心思想，似乎也是西方评论界的通常定论。实际上，迷宫的意义也就是对所谓的“目的”与“出路”的消解。充满偶然性的过程与意想不到的结果，使叙事的趣味与变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自由与近乎无限丰富的可能。

“博尔赫斯爱读贝克莱、休谟、叔本华的著作，他的这种思想可能就是不可知论、宿命论和唯我主义的混合物。所以他对梦和现实，对生和死亡，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和区别。”这样的说法似乎很确定地为我们还原了博尔赫斯思想来源，但这种说法也轻易就停在了普通知识层面上，因为博尔赫斯从没想过要成为思想家，他更愿意做个手工艺人，喜欢制作那些形象简练而又神秘小巧的东西，他关注并迷恋的是偶然性，他从前人结束工作的地方发现了新的线头以及诸多不确定的神秘因素，然后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编织起新的物件。

在《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里，“我靠着一面镜子和一部百科全书两者加在一起，发现了乌克巴尔。”他似乎想要通过这个小说来折射自己的魔法的秘密。“这部小说……其叙述者要省略或者歪曲许多事件，引起各种各样的矛盾，使少数的几个读者——极少数的读者——能够从中预见到一个残酷而平庸的现实。”在特隆星球的国家里，“都是——天生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并不认为空间持续地存在于时间之中。地平线上一团烟雾的观念，原野着火的观念，一支没有熄灭因而引起火灾的雪茄的观念，被认为是思想互相联系的一个例子。……特隆的形而上学家，不探求真理，也不探求近似的真理；他们只探求大吃一惊。他们认为形而上学是幻想文学的一个分支……他们的理论是：现在是不确定的，将来并不现实，不过是现在的希望；过去也并不现实，不过是现在的记忆。另一个学派声称：‘全部的时间’已经过去，我们的生命仅仅是一个无可挽回的过程的模糊记忆或者反映，所以无疑是虚假的，而且是残缺的。”

午夜里，一小簇平淡灯光及周围的暗影对于阅读博尔赫斯的小说是适宜的。这微不足道的光斑既是宁静的点，也是漂浮不定的移动的点，这缓慢的移动过程足以消解历史、现实、幻想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殊离感，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种不确定方向的随时生发的纵深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角与中国东北这个工业城市里的某个角落并无本质的区别。“人的移动，改变了他周围事物的形状。”角度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人对事物的看法的形成。博尔赫斯的这本小说集让我对房间里的其他书籍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兴趣。

当你把这本小说集与海明威的小说集放在一起，甚至与《易经》《左传》这样的书放在一起时，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重要的不是它与它们的差异，而是它的存在使得其他书籍之间的差异显得不那么界限分明，通过它这面奇妙的镜子的折射，它们焕发出另外的活力，同时也是模糊，使你意识到这些貌似稳定的叙事模式中至关重要的恰恰是那些不稳定的微妙因素，而捕捉到它们则需要高超的魔法般技艺。

那天晚上，我的朋友G在离开之前有些抑郁地告诉我，这个阿根廷老头子，他的文字，能让某些人暴露出自己疯狂的本质。两个多小时之前，他在窗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楼上的灯光投射到他后面的仓房屋顶上，而他的眼镜金属框上也被一缕金黄的光线映亮，我到窗前回应他的招呼时，发现他的额头上有很多汗，这似乎不大像冬天里的事，后来才知道，他是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才来到这里的。他只读过《南方》，并从此再不想看博尔赫斯的作品，甚至不想为此找到合适的理由，不想与我发生任何辩论，在我有意提及的时候，他也是近乎高傲地保持沉默。后来他告诉我，其实他认为博尔赫斯的诗更接近于完美，但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无法忍受那些诗的做作。为此他与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为了辩论的有效，我把战火引到了《战争与和平》甚至还有《红楼梦》那里，用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证明它们各自的伟大与平庸之处，从而来反证他对博尔赫斯作品的偏执爱好和某种无知。这种诡辩式的争论使我获得了胜利，也伤了他的心。我们在很长时间里不再说什么了，他只是坐着，近乎寂静地坐着，抽着烟，喝着那只玻璃晾水杯里的白开水。午夜零时过后，他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而我则拿起那本小说集，翻到《交叉小径的花园》，慢慢地读下去。这时候，中断了半天之久的暖气恢复供应了，细小的水流声从银白的铁管子里清晰地传出，那种老式的暖气片里的水正在慢慢蓄满。

在欧洲战史里的某个被忽略了的空白点上切入，博尔赫斯让一个名为俞琛的中国博士成为德国的间谍，为了在最后的时间里把有可能决定一场战役胜负的地名传达给上级，他在被马登上尉追捕的过程中来到了英国的阿希格罗夫郊外的一个古怪的庄园里，找到了那个名字与他试图传达出去的地名相同的人——史蒂芬·阿尔贝，结果却发现此人正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他所研究的那个名叫崔朋的人竟然是俞琛的祖辈，他的研究是相当深入的，几乎揭开了崔朋的写作与哲学的根本秘密，然而这个意外的发现，并不能改变俞琛作为一个间谍来此地的初衷，他不得不赶在马登上尉出现之前开枪结束了这个令他茅塞顿开的学者史蒂芬·阿尔贝的生命。

在这个故事里，偶然性的能量获得了极大的释放。一个为德国服务的中国间谍在不得已的选择中竟然发现了关于自己祖先的秘密，而对于寂寞中长久地研究崔朋的文学与哲学的阿尔贝来说，崔朋后人的意外出现，竟然是与死亡同在的。“察见渊鱼者不祥”，知道秘密的人似乎注定是不走运的，阿尔贝也好，俞琛博士也好，都是如此，他们一静一动，在某个交叉点突然相遇，然后又以更为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这个短促而奇妙的过程。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竟没有任何血腥的刺杀与死亡的气息，相反却隐含着一缕温馨而宁静的味道。阿尔贝把自己苦心研究的崔朋的秘密告诉了崔朋的后人，以及俞琛博士枪杀阿尔贝，在最后时刻把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名传达给上级，随后自己也面对绞刑的结局，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在临终前实现了自己的意愿，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其实不管放在整个历史中还是置于历史之外，都是微不足道的，秘密最终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小说里对时间的谈论是令人难忘的：

“您的祖先跟牛顿和叔本华不同，他不相信时间的一致，时间的绝对。他相信时间的无限连续，相信正在扩展着、正在变化着的分散、集中、平行的时间的网。这张时间的网，它的网线互相接近，交叉，隔断，或者几个世纪各不相干，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我们并不存在于这种时间的大多数里；在某一些里，您存在，而我不存在；在另一些里，我存在，而您不存在；在再一些里，您我都存在。在这一个时间里，我得到了一个好机缘，所以您来到了我的这所房子；在另一个时间里，您走过花园，会发现我死了；在再一个时间里，我说了同样这些话，然而我却是个错误，是个幽魂。”“时间是永远交叉着的，直到无可数计的将来。在其中的一个交叉里，我是您的敌人。”

与《交叉小径的花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另外一篇杰作，是《瓜亚基尔》，二者相隔二十四年。在这个小说里，为了获得“秘鲁的保护者”圣马丁将军珍贵信件的研究权，“我”不得不与可能来自布拉格的齐茂曼教授会面，而在齐茂曼教授奇怪的论调加虚伪的吹捧之下，“我”竟然鬼使神差地在齐茂曼事先备好的放弃研究圣马丁将军信件权利的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长久地陷入莫名沮丧的状态里。而真正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会面的过程中，他们谈论的是解放者玻利瓦尔将军与圣马丁将军的那次谜一般的会面，也正是那次会晤之后，圣马丁将军突然辞职隐退了。这里面的影射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小说里，博尔赫斯显然无意去揭开那个特定历史事件的谜底，因为他很清楚，除了当事人以外，没人知道谜底。历史是充满偶然的，“神秘是在于我们本身”，齐茂曼博士说得虽有些夸张，但也有其合理性，“而并不在于语言”。既然被视为学术权威的“我”可以莫名其妙地被心机极深的齐茂曼博士轻易说服，并放弃研究圣马丁将军信件的权利，那圣马丁将军在那次秘密会晤中被玻利瓦尔说服并辞职隐退就没什么可惊讶的了。人的神秘个性使得政治的角斗显得复杂难料，胜利者描述的总归是历史的必然性，而埋藏在历史事件深处的偶然性却被人们忽略了。在偶然的交叉重叠的过程中，博尔赫斯就像一个中国古典园林设计师那样，在曲折叙述中巧妙而隐秘地使用着对称的技巧。写到这里，我立即就重新想到这本小说集的封面几何图案，那些黑与白对称并且交织在一起的大小不一的圆圈，这个当初令我迷惑不解的几何图案既简洁又复杂地呈现在那里，难道不就是对博尔赫斯叙事艺术的最佳图解么？

1996年11月，由海南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的封面，是三幅博尔赫斯的颇为绅士的正装照片：一个正面，一个侧面，一个是端着咖啡杯的悠然自得的半身坐姿。考究的西装、白衬衫跟领带衬托下的，是另外一个博尔赫斯，一个贵族气息颇重的文学大师，他背后应该是众多的崇拜者与文学界知名人士，在美国的大学里，或者在欧洲，讲学的间隙，或者刚刚领取了“国际出版奖”（与贝克特分享）。而与之相对的，那个年迈巫师般的黑白对比极强的神秘气息十足的形象，则显得无比遥远。这恰好可以说明确实存在着两个博尔赫斯，一个生活在现代，享受着文学大师的荣誉与广泛的赞赏，另一个生活在古代，沉浸在时间交叉空间重叠的绵延无际的孤独之中。

博尔赫斯是个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的作家，在他那里，叙事的趣味取代了其他野心，他从不会去奢求自己能像他所崇敬的那些大师们一样不朽。对于自己的位置，他就像对待缓慢到来的失明一样坦然。他应该很清楚自己的局限。而且，正像马尔克斯所说的那样，跟海明威不同，博尔赫斯从不试图突破自己的局限。也正因如此，当纳博科夫这样的重量级同行有些不屑地称他为小品文作者时，对于他的成就丝毫无损，相反，只能有利于化解外界庸众的盲目解读与模仿所造成的毒害。

称博尔赫斯为“作家的作家”是有道理的，他的叙事艺术的奇妙并不适宜于普通读者轻松享用，他们会感到失望和沮丧，会觉得这个人“把人的生活写得毫无价值”，而他的那些貌似哲理的东西看起来又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对于自己为什么写作，他是早已想得很清楚了，同时也足以启发其他的写作者以此自勉在1975年出版的《沙云书》的前言里，他这样写道：“我并非是为了少数精选的读者而写作的，这种人对我毫无意义。我也并非是为了那个谄媚的柏拉图式的整体，它被称为‘群众’。我并不相信这两种抽象的东西，它们只被煽动家们所喜欢。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

最后，我很想用博尔赫斯在《无可奈何的奇迹》里对那些神奇的蓝色石片的描述来形容他的文字，我觉得这再恰当不过了：

“小石片就像轮盘赌的秘密图形一样，没法找到它的数序。它的总数最多时，达到四一九；最少时，是三。有一个时候，我期待着，或者说我害怕小石片会消失。稍稍经过试验，我证实，一片石片如果与其他石片隔离，就不可能增殖或者消失。当然，加、减、乘、除这四种计算方法都没法用得上；小石片蔑视数学和概率性的计算。四十片小石片可能被除，得商数九；九又被除，却可能得三百。我也不知道小石片有多重。我没有天平，但是我可以确定，它的份量始终如一，而且很轻；它的颜色也始终是那种蓝色。”

[1] 本文所使用《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中的文字均出自[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