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纳博科夫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1]

在1938年至1939年，纳博科夫完成了第一部用英语写的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当时他生活艰难，常常不得不在卫生间写作。当然，还有什么能比他放弃母语、改用英语进行写作的抉择更为艰难的呢？他不得不放弃祖国，又不得不放弃了祖国的语言，成了彻头彻尾的无家可归的人。为了活下去，他必须面对这种放弃所带来的无比深重的失落。

假如语言意味着生活的肌肤和血肉，那么母语失落的生活，是不是就意味着被死而复生的表象所遮蔽的漂泊状态就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而在这种状态下的任何对过去生活的追寻都注定是徒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里的那位作家塞巴斯蒂安·奈特最后死于心脏病，可以视一种象征——令他“心碎”的是“爱情”，表面上看是对那位神秘的俄罗斯女人的爱情，但本质上其实是对俄罗斯的爱情。或者也可以这样说，那位再也无法觅其踪影的俄罗斯女人，就是纳博科夫心中的“俄罗斯”本身。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死，对于叙述者V而言，之所以是个永恒的事件，而不是别的什么日常事件，是因为它意味着语言之死，家国之死，过去之死，记忆之死，根脉之死。

“塞巴斯蒂安·奈特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生在我的祖国以前的首都。”

这个句子除了透露了塞巴斯蒂安·奈特跟作者纳博科夫同年而生以外，还有别的含义：叙述者V对失去祖国是刻骨铭心的，所以用“我的祖国”来替代俄罗斯，用“以前的首都”替代圣彼得堡。因为俄罗斯、圣彼得堡，都不再是“我的”了。然而去国之痛并非人人都有，譬如对于那位流亡巴黎的俄罗斯老妇人来说，“那些年没发生过什么大事”。所以V（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读成弗拉基米尔）几乎是讥讽地写道：“因此，我可以正式宣告：塞巴斯蒂安出生的那天早晨晴朗无风，气温是（列氏）零下十二度……然而那位好心的夫人认为值得记载的仅此而已。”她的名字，“三个字的开头都是‘O’，形状像鸡蛋，而且押头韵，我要是不把这个告诉大家，那就太遗憾了。”V几乎是忍不住在叫喊了：噢！噢！噢！当然，没几个人能真正听得见这样古怪的叫声，更不用说听懂了。

然而，我相信即使对于纳博科夫而言，那位老夫人的表现其实是可以原谅的，哪怕她笔下的日记是“枯燥乏味”的，也因为与“我的”圣彼得堡有关而异常珍贵，“没去过圣彼得堡的读者无法从她的描述中了解那个冬日所包含的种种快乐。天空万里无云，实在难得一见，上苍的意图不是让它暖人身体，而是让它悦人眼目，宽阔的大街上，雪橇辙印在轧得很结实的积雪上闪着柔和的光，辙印中央因混有许多马粪而略呈黄褐色……”

我们甚至在阅读那一大段饱含深情的描述中想象一个场景：V或纳博科夫忽然从日记上抬起头，默默地凝视着那个之前还是异常可恶的满是褶皱的脸，眼里忽然涌现出无法形容的怜悯与宽容……这些枯燥乏味的东西，就像小石头似的，竟然瞬间就丢到了已然无比遥远的过去，在那深湖般的所在激起阵阵美妙得令人心碎的波纹。

跟纳博科夫一样，塞巴斯蒂安·奈特也放弃了母语，用英语写作。或许，用俄语写下的跟用英语写下的作品，就是他们用笔创造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小说当然可以称为“传记”，同样也可以称为“真实生活”，只是我们必须要在前面加上个限定词：“精神”。当我们称一部作品为“精神传记”时，它是写实的还是虚构的，它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它是不是真的很像侦探小说，是不是魔幻的，或者说所有那一切容易引发人们胡言乱语的东西，真的不重要了。可以想象，它在纳博科夫成名之后被重新发现，并被那些自以为是的批评家冠以“带有不合理的魔幻色彩的文学侦探小说”这种屁话式名头的时候，该会引来纳博科夫怎样的大笑。我们完全可以跟他一起把那个俄罗斯老夫人的名字再大声地重复几遍，让那一连串的噢噢噢声多回**那么一会儿。

在那种试图揭开塞巴斯蒂安生活之谜的调子伴奏和掩饰之下，“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并没有慢慢显现，而是走向了反面，跟随着叙述者V的引导，读者陷入了有意设置的叙事迷雾里。小说里那位饱受揶揄嘲弄的传记作者古德曼先生，其实只不过是有意设置的混淆视听的靶子而已，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作者设下的一个明晃晃的圈套。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德曼跟V以及那些被V访问的人的作用差不多，只不过是制造错觉的形状不规则的镜子而已。这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残破的镜子，他们彼此对映着，时隐时现、似是而非地围绕着那位仿佛真的存在过的塞巴斯蒂安·奈特，所有的映像彼此重叠交错，却并没有为读者勾勒出一位足够清晰的人物。

但是奇怪的是，伴随着叙述者V的徒劳探索的，并非只是些看起来全无头绪的东西，不知不觉中，塞巴斯蒂安的气息不时从字里行间透溢出来。你看不到一个形象清晰饱满的人，却能真切地感觉到他的存在。这就是纳博科夫想要的效果。他要以他的方式暗示我们，在写作中，写实与虚构只是没什么意义的说法而已，或者说它们根本就不存在，既然人们能意识到的不过是些局部、碎片、影子，既然记忆会出错、会跟想象混杂在一起，既然人人都有可能在面对过去的人事时下意识地编造些什么，既然只要叙述者不坦白别人就无法知道他描述的到底是不是真正发生过的，既然我们永远都无法透过别人的眼睛去看去体会世界……那还有什么必要去说什么写实和虚构的区别呢？你或者我，可能永远是他人眼中的或叙述中的某个人，永远没有真相。所谓的现实世界，就是在这样的错觉纷繁的状态下被构建出来的。

叙述者V徒劳地寻找那位让塞巴斯蒂安心碎的神秘的俄罗斯女人，只是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那位“同父异母兄弟”的生活经历吗？他是那么的执着而又随意地搜寻着，对于古德曼先生的主观臆断式写作他是那样的深恶痛绝，可他自己的调查研究后的叙述究竟又呈现出多少真相呢？人物是模糊的，故事是破碎的，但内容是丰富的，而塞巴斯蒂安，则是“真实的”，就像空气一样“真实”，弥漫着，也像雾一样，笼罩着那些能沉浸其中的人。

古德曼先生的“现实主义式”的分析和判断方式看上去是那么的合情合理。这种低级趣味直到今天仍旧相当普遍地扎根于主流评论家的脑子里，他们根本看不到少数特立独行的个体“与一个邪恶、厌烦的世界”之间的对照毫无真实性与可能性，看不到二者之间的“鸿沟、缺口、裂缝”，他们的想法就像“报纸的大标题、政治理论、流行的观念”一样，“不过是印在某种肥皂包装纸或牙膏包装纸上的喋喋不休的说明书（用三种语言写成，至少两种里有错误）。肥皂或牙膏的泡沫很多，说明书也很令人信服——可是仅此而已”。他们永远不会理解，对于塞巴斯蒂安这样的人来说，“时间和空间都是测量同一种永恒未来的尺度”。

塞巴斯蒂安感到不自在，不是因为他在一个不道德的时代里讲究道德，也不是因为他在一个道德的时代里不讲究道德，更不是因为他的青春在一个充斥着过分迅速产生的一系列葬礼和焰火的世界上没有充分自然迸发而产生压抑感，而是因为他逐渐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节奏比其他人的要丰富得多。……如果他生**故弄玄虚的话，他很可能会炫耀这一点。可是他的本性并非如此，所以他只因为自己是玻璃当中的水晶、圆圈当中的球体而感到尴尬（但是与他最后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时的经历相比，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V要把握的是塞巴斯蒂安的灵魂，而非其日常经历。对于那位神秘的俄罗斯女人的追寻，其实也不过是条象征性的草灰般的线索而已，与其说是试图用来反映塞巴斯蒂安生活经历的，不如说是用来逐渐消解这些可能的经历的。V像了解自己的内心一样领会了塞巴斯蒂安的精神世界，就像后者在其某部作品里叙述的那样：

我是那么的羞涩，不知怎么总是犯我最不想犯的错误。我极力去适应周围的环境，与其保持颜色一致；在这灾难性的努力中，我只能被比作一条患色盲症的变色龙。对我和对别人来说，我的羞涩本来更容易忍受，如果它是正常的、黏黏糊糊、疙疙瘩瘩的那种：很多年轻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而且谁都不会真正介意；可是在我身上，羞涩以一种病态的隐秘形式表现出来，这与青春期的痛苦没有任何关系。……我大脑里所有的百叶窗、盖子和门全天同时打开。大多数人的脑子星期天都休息，而我的脑子却连半天休假都得不到。这种全天候清醒的状态特别痛苦，而且它的直接后果也是痛苦的。我理所当然必须做的每一个普通动作都显得那么复杂，在我的脑中引起了那么多的联想，而且这些联想是那么微妙和费解，对于实际生活毫无用处，因此我要么放下手头的事不做，要么因为神经紧张而把事情做得一塌糊涂。

不经意间，我们会发现，叙述者V所做的，与其说是叙述塞巴斯蒂安的故事与精神世界，不如说是期望着与塞巴斯蒂安实现灵魂的重合。他们失落了共同的祖国，失落了共同的母语，但他们有共同的信仰与灵魂寄托——写作。他要通过写作完成这种重合，在自己的写作中延续塞巴斯蒂安的写作，在自己的生命中延续塞巴斯蒂安的生命。这样，当塞巴斯蒂安魂归故里，活着的V就与故乡重新建立起永久的精神联系，生与死，在这里消除了界限。

所以到在后来，V开始使用“我们”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们觉得，我们处在某种绝对真理的边缘，那真理光彩夺目，同时又几乎朴素无华。作者使用了暗示性词语，用这个不可思议的技法让我们相信，他了解关于死亡的真理，并准备告诉我们。过了一会儿，我们将从这个句子的结尾、下个句子的中间，或再下面的句子里，了解到会改变我们一切概念的东西，仿佛我们发现用某种无人试过的简单方式动一动胳膊就可以飞翔……人类生活的错综复杂模式终归是字母组合图案，现在我们用心灵之眼去拆解这些交织的字母，图案就变得很清晰了。至于词语，它显示出的意义简单得让人吃惊：也许最令人惊奇的是，一个人在他的世俗生命过程中，由于大脑被一个铁环紧紧围绕，被他自身的梦想紧紧围绕，他竟没有体验过简单的智力反射，这种智力反射本来会解放被囚禁的思想并给予它伟大的理解力。现在这个字谜解开了。这个世界经过重新塑造和组合之后，很自然地向灵魂显示了它的意义，就像它们两者的呼吸那么自然。……我们要小声说出那个会粉碎我们大脑的舒适和宁静的词语吗？我们要这样做。我们目前已经走得太远了，那个词语已经在形成，就要出来了。我们转过身，朝那张模糊的床，朝那个漂浮的灰色身形弯下腰——低一点，再低一点……”整个精彩绝伦的第十八章，都是为塞巴斯蒂安·奈特之死演奏的最为动人心灵的安魂曲。

或许，塞巴斯蒂安将自己的死理解为蛇蜕般的转化。而他的兄弟，叙述者V则将这种死理解为自己的新生。死去的不过是塞巴斯蒂安·奈特蜕去的躯壳，活着的是他的精神与灵魂，而它们，正与V同在共生。事实上，不管V有没有听到塞巴斯蒂安临终的呼吸声，不管他能否听到塞巴斯蒂安的临终话语，他的生活都将发生根本的改变，或者说，在此之前这种改变已经近于完成了。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灵魂不过是存在的一种方式——不是一种恒久的状态，因此任何灵魂都可能是你的灵魂，如果你发现了它的波动并进行仿效的话，‘来世’可能是一种有意识地生活在任何选中的灵魂或任何数量的灵魂里的完全的能力，所有这些灵魂都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可以互换的负担。因此——我就是塞巴斯蒂安·奈特。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个灯光明亮的舞台上扮演他……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我扮演的角色，塞巴斯蒂安的面具紧紧地贴在我的脸上，我们两人的相像之处是洗不掉的。我就是塞巴斯蒂安，或者说塞巴斯蒂安就是我，或许我们两人是我们都不认识的某个人。

在这样的一个结束的时刻，如果我们还能忽然间想起这部书的作者纳博科夫，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他所叙述的这一切，其实就是关于他自己的生活的寓言，它既非写实，也非虚构，它是真实的，仅此而已。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就是纳博科夫的“真实生活”。

[1] 本文所使用《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的文字均出自[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