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饱受外敌欺凌的历史。自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并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始，中国多次遭到外敌侵略，国家民族都处在凄悲的苦难中。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放弃，而是开始了英勇的抗争，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林则徐等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在经过了艰苦的探索之后，开始懂得了现代军事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着手购买西方的船炮，并组织工匠进行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改建，试图建立中国自己的军事工业。中国近代最早的思想家之一魏源在经过深刻的思考后高呼“师夷长技以制夷”，明确指出了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重要性。他的这种思想极其精辟的概括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出路，因而深深地影响了其后数代中国人的思想和追求。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打击，以曾国藩、李鸿章、奕??为首的洋务派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统治阶级中颇有影响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逐渐醒悟到，中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忠信”“礼义”等一套传统的统治措施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形势了，必须找寻新的捍卫自身统治的方法。可以说，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从上到下几乎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学习西方的紧迫性，意识到了学习西洋坚船利炮对于清政府统治和民族安危的紧要性，并且力图付诸实践。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开始尝试仿制近代西方枪炮，从此揭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序幕。
概言之，中国的工业化一开始就是在拯救民族危亡的旗帜下发生的，一开始就蕴含了强烈的社会目的和政治色彩，这是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鲜明的特征，也是中国工业发展与西方工业发展最显著的区别之一。
与中国工业化是在外部刺激下发生不同，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是原生的、内生型的发轫和发展。在整个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形成的过程中，驱动西方国家的人们狂热追求产业技术近代化和改变生产力落后状况的内在精神动因与中国人发展工业的动因迥然不同。对此，法国著名史学家保尔·芒图有深刻剖析和精辟概括，他认为支撑西方国家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是“发财的坚强意志”[3]。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企业家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争先恐后地利用各种发明，利用各种新型机器设备代替手工生产。在这个技术发明和利用技术发明的过程中，充满了狡诈、欺骗、偷窃甚至谋杀。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的主动精神是自私自利的”。被誉为“英国大工业的起源”的阿克赖特在1785年被宣布犯有剽窃发明罪，飞梭的发明人约翰·凯则被那些想利用他的发明却又拒付使用费的人搞得穷困潦倒。纵观西方的工业革命，犹如一个大战场，“胜利者就是那些无视其对手而能扩大自己事业范围并能找到越来越多的市场的人”[4]。美国史学家本·巴鲁克·塞利格曼研究了美国的工业革命，他把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精神驱动力概括为“以冒险创办、阴谋、盗窃发明、投机和公然舞弊为特征”[5]。可以看出，在西方工业革命的进程中，“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正是人们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6]。无论是西欧还是美国，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内在精神驱动力都是纯粹的发财目的，而且是不择手段的发财方法。
反观中国，从洋务派开始，中国人办工业的目的就不纯粹是经济利益。相反，在国人的头脑中充满了深深的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他们办工业的动机是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同时，其中还充满了不甘落后，发愤追赶的不屈精神。可以说，中国人引进先进的机器生产、创办企业的动机不是来自“发财的坚强意志”，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发财，而是有着更高远、更崇高的目标和追求。这样的例证在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比比皆是。
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奠基人之一清末甲午科状元张謇，在中国甲午战争战败、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刺激下，毅然放弃了状元的桂冠，走上了一条充满变数和艰辛的实业救国道路。著名化学家、实业家吴蕴初看到充斥中国市场的日本味精，感到了极大耻辱，从而激发了研制味精的巨大动力，并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当他的产品驱逐了日本产品、畅销全国而获利丰厚时，为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又主动放弃了国内的专利权，放弃了本属于自己的金钱与荣誉，期望通过放弃专利权来推动民族味精业的发展。与吴蕴初并称“北范南吴”的范旭东，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化学家、实业家。他于1917年创办的永利制碱厂，以抵制洋碱、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工业为目的。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其企业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名列前茅。正是在他创办的企业中，涌现了第一项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技术发明——侯氏制碱法，企业利润丰厚。然而，就是创办这样伟大企业的实业家，在他逝世后，夫人和子女的生活却发生了困难。他把全部精力和财力都献给了中国的民族基础工业——化学工业，而毫无顾我之考虑。近代中国第一家采用机器生产葡萄酒的企业——张裕酿酒公司——的创始人张振勋，是受了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一席话的启发，而激起蕴藏心头已久的实业救国的念头的。龚照瑗说：“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现中国贫弱，何不归来救国。”[7]在创业的过程中，张振勋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但他从不灰心，也从不放弃，而是锲而不舍，为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而不断奋斗，终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生产出了闻名遐迩的金奖白兰地。
上述实业家所取得的技术成就，都不是一个“钱”字能够解释得了的。他们在创办和经营企业的过程中，都把民族、国家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他们甚至可以放弃荣华富贵，可以放弃家庭和妻小，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生产的固本肥皂打破英国中皂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他也因此闻名于世。在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为了挽救同胞的生命，他毅然赴难，献出了宝贵生命。他在日寇面前大义凛然地说：“死则死耳，中国人爱中国，份也！”[8]他的精神**气回肠，光耀山河！
例如，清政府陆军部上奏创立溥利呢革有限公司时宣称：“毛料皮革两项，本中国自有之物产，徒以不谙制作，岁将原料输出外洋，待其制成，复以重值购之。不惟自失利权，且以军需要品时时仰给于外人，亦非慎重军需之道。臣等公同酌议，窃以为筹办军需必当讲求自造，拟设立呢革厂一处，织造呢革皮件，拟供全国军队之用……俾得早日成立，非惟足以抵塞漏卮，实于军事大有裨益。”[9]可以看出，呢革厂建立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堵塞漏卮，权自我操，有利于本国军队的军需和国防。呢革厂建成后，对于改变军需购自外洋的局面自然有利，不但不必再输出原料，然后再花巨资进口洋货，而且还有利于本国的农业和工业，以及工人就业，从而避免了国家财富外流。这个呢革厂的创立，还开了中国毛呢纺织品机器生产之先河，为民族机器纺织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京地区最早的火柴制造工厂——丹凤火柴公司的创立，其抵御外洋、堵塞漏卮的目的也十分鲜明。对创办此厂的目的，商部上清廷的奏折说得非常清楚：“窃为火柴一项来自外洋，销数最旺，上海、汉口、四川皆有华商设立公司抵制洋货，京师都会之地尤宜招商兴办，以塞漏卮。”[10]这段话虽然简短，但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民族火柴业面临的险恶形势和时人急起直追的迫切心情。
火柴发明于19世纪上半叶，1833年，世界上第一家火柴厂在瑞典卡尔马省的贝里亚城建立。其后不久，火柴传入中国，由于其简单便捷的优势，很快便被民众接受并推向了全国，火柴进口量因此不断上升。到1874年，洋火进口值已近150万海关两[11]。火柴的大量进口无疑使本来就不断外流的白银雪上加霜，加剧外贸逆差。外资在不断向中国推销火柴的同时，还变本加厉，开始在中国办厂，企图利用中国的丰富资源和廉价人力生产火柴，以获取更大利润。1880年，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开办燧昌自来火局。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在华设厂之权，更复大肆活跃，先后在我国各地设厂制造”[12]，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共计设厂4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资火柴厂迅速扩张，从1915年到1926年又开设16家，年产火柴22万多箱[13]。到30年代上半期，又增加到23家[14]。与此同时，瑞典火柴托拉斯大举进入中国，除了倾销本国产品外，还大肆在中国设厂。先是控制了日本的火柴工业，然后又通过日本在华火柴厂达到在中国设厂的目的。“在1926年，瑞典火柴公司与东北的吉林、日清两家日本火柴厂合作，控制了60%的股权，接着又收买了大连燐寸株式会社。……1928年它又收买了上海、镇江的日商燧生火柴厂。”[15]通过收买各大火柴工厂，瑞典火柴商巩固了地盘，“又乘中国内乱广东火柴工业大半破产，乃侵入华南一带，至斯瑞典火柴势力已布满中国全境。”[16]外资火柴业已经接近垄断中国火柴业。
面对外资火柴业的垄断，清统治阶级非常忧虑。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891年8月29日），李鸿章上“议制造火柴折”，谓“火柴即自来火，近来英、德、美各国载运来华，行销内地日广，日本仿造运入通商各口尤多。……几于日增月盛，亦华银出洋一漏卮也。日本既能仿造，必应劝谕华商，集资购器，设局自行制造，以敌洋产而保利源。”[17]在李鸿章的建议下，清政府开始鼓励民间办厂生产火柴。民间有识之士为了挽回利权，亦开始自办火柴业。显然，丹凤火柴公司的产生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也是其能够得到官款支持的原因。其后，丹凤火柴公司与天津华昌公司合并，合组丹华火柴公司，其目的也是为了扩大规模，壮大实力，以便与外资火柴业竞争。可以看出，在丹华火柴公司发展的轨迹中，每一步都充满了与外来势力的竞争和抗争。
在近代北京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实业救国之举饱含了浓烈的爱国之情，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客货铁路干线——京张铁路[18]。
北京至张家口自古就是中国北方南北互市的通衢，“每年运输货物如蒙古一带所产之皮毛驼绒贩运出洋，与南省运销蒙古各处之茶叶、纸张、糖饯、煤油等杂货均为大宗，计其价值颇称巨数。第以运道艰阻，致商务未能畅旺。”[19]可见，张家口为华北平原通向蒙古和西北的军事要冲和交通要道，早在明中期就已有明守将开始经营张家口，筑张家口堡。清入关后，由于清廷和蒙古王公的特殊关系，更加重视京师至蒙古的交通，而张家口恰好位于交通要冲，有着极为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作用，故而更加受到重视。近代以降，商品贸易获得发展，京张之间的交通愈发重要。但是，受阻于横亘于中间的军都山，这条交通要道的往来仍然十分不便。为此，到清末就不断有人声称要集资修筑京张铁路，但清政府均以禀请修路者“饰词蒙混”“语多闪烁”为由予以批斥，到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二日（1904年3月8日）就宣布：“此路关系重要，应由国家自行筹款兴筑，不得由商人率意请办。”[20]正式表明了由政府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态度和决心，足见其重视这一交通要道的程度。
但是，清政府的这一愿望遭到了英俄帝国主义的干挠。英国提出清政府应聘请英国总工程师主持此路的勘测设计和修筑，企图借此机会控制这条重要的铁路线。然沙俄闻讯极为不满，认为铁路修到长城以北是侵犯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反对英国插手铁路的修建。英俄双方为此纠缠不休，相持不下，弄得清政府无所适从。不得已，清政府只好宣布京张铁路作为“中国筹款自造之路，亦不用洋工程司经理，自与他国不相干涉”[21]。以此摒斥了英俄的干扰。但是，英俄并不就此甘心，英国工程师金达乃率员沿京张沿线勘测，并在勘测后大肆渲染造路的困难，还有“英人在伦敦演说，谓中国能开凿关沟之工程师尚未诞生于世云云”[22]，意图消磨国人的斗志，阻挠京张铁路的修建，最终达到揽修京张铁路的目的。
詹天佑主持修建的铁路开工后，这些外人仍然不甘心失败，不断造谣干扰工程的进展。“在居庸关与八达岭隧道开工建设的一年多时间中，中英银公司以及西方、日本等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常常三五人一行，借行猎为名，来偷窥工程，回去后则用各种名目写文章送到中外报刊上发表，对詹天佑领导建筑京张铁路进行中伤诋毁。1907年年初，美国一家报纸刊登一篇由福斯特（J.W.Fouster）所写的文章，公然对詹天佑进行贬抑与人身攻击，说‘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工程师是从船上毕业的。’”[23]借此嘲讽詹天佑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曾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并在军舰上实习，认为詹天佑根本不具备领导修筑铁路的资格，并且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成功建造京张铁路——这条当时堪称世界上难度最大的铁路。1907年年初，就在詹天佑领导修建居庸关和八达岭隧道的关键时刻，主持中国关内外铁路修建的英籍工程师居然用高薪挖走了京张铁路两名重要的建筑监工[24]，使得本来就技术人员奇缺的京张铁路更加捉襟见肘。心怀叵测的外国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居然使用挖墙脚的无耻手段干扰詹天佑的工作。
显然，修建京张铁路不但工程难度极大，而且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也极为复杂，能否成功修建，不但关系到经济民生、军事战略、政治联系，而且关系到中国人的士气，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詹天佑显然非常清楚形势的严峻，他给袁世凯的禀报中说：“伏查京张一路，由丰台发轫，至张家口。延虽仅三百六十余里，而中隔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石峭弯多。遍考各行省已修之路，以此为最难，即泰西铁路诸书，亦视此等工程至为艰巨。”詹天佑对于修建这条铁路的难度非常清楚，但是他并不因此退缩放弃，而是抱定决心，要为国家争气，为民族争光：“职道等猥以庸愚，荷蒙委任。而此路又中国筹款自办，为各省倡，惟责重益觉才轻。而图终必先虑始，从事固不敢铺张，致巨款虚糜，亦不敢苟且速成，贻外人口实。”[25]在此，他表达了绝不给外人留口实的决心，又表达了要为全国开风气、为民族争光的坚定决心。
为了给中华民族争光，建造最优质的铁路，自铁路勘测开始，詹天佑就长期住在工地上。京张铁路所在的华北地区北部，四季风沙极大，自然条件恶劣，詹天佑等工程技术人员工作时经常是“极为强烈的西风不住地迎面吹来”，“狂风扬起满天黄沙，咫尺莫辨，视线被阻。……风停之后有小雨。”[26]工作条件之恶劣可以想见，特别是对于詹天佑这个自幼生长在南国的人来说，更是极大的不适应。但是詹天佑并不畏缩，坚持工作，最终顺利完成了勘测工作。正式开工以后，詹天佑更是把家搬到了位于平则门（今阜成门）外的工程局内，为的是更加方便工作，随时沟通，同时也是为了显示他誓与工程相始终的决心。为了回击某些外国人的攻击和蔑视，在铁路首段——丰台柳村至南口段——工程完工后，詹天佑特别主持举办了隆重的通车典礼，借以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并鼓舞众多筑路人员的士气。典礼后詹天佑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在我任此职务以前，甚至于就任以后，许多外国人公然宣称中国工程师不可能担任如此艰巨的铁路工程。……我不顾一切，坚持进行工作，首段工程终于完成。”[27]这段话既表达了詹天佑完成首段铁路修建后的喜悦心情，也表达了他继续工作至全路完工的决心，表达了他为中华民族争光的坚强意志。
工程进展到全路最困难的路段——关沟段时，詹天佑又将总工程师办事处搬到了南口，发誓不完成工程绝不回京。他日夜吃住在工地，亲自参加各项繁重的建筑劳动，以鼓舞全路员工的士气。在他的榜样力量的带动下，“上自工程师，下至工人，莫不发愤自雄，专心致志，以求达其竣工之目的。”[28]为了克服八达岭一带重峦叠嶂、地形复杂带来的施工困难，詹天佑大胆决定开凿四条隧道，其中八达岭隧道和居庸关隧道最长、也最为艰巨，其难度之大即使在世界铁路建筑史上也是罕见的。此时，外国人又开始质疑中国人的建筑能力，并企图承揽工程。但詹天佑坚决不给外国人以可乘之机，要以成功建设来回击外国人的蔑视。经过将近一年半的艰苦努力，工程终于顺利完工，彻底粉碎了外国人的各种质疑，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筑路能力。之后，詹天佑又结合具体情况，大胆首创并精心设计了人字形铁路，由此克服了山体急速落差给火车行驶带来的困难，使铁路顺利穿越军都山的崇山峻岭。
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1909年9月2日），在开工四周年的纪念日，全路竣工通车，这比原定通车期限提前了一年，还节省经费356774两[29]。这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铁路成功修建和提前通车，大大鼓舞了国人的士气。为此，清政府特意举办了隆重的通车典礼。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出席典礼并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京张铁路的修建：“吾国自筹筑铁路以来，工程告竣者数矣……方其告成时，莫不择期开车，循例行礼，留为纪念，何独异于京张？然而今日之会，嘉宾贶临，窃谓非寻常铁路工程开车之比者，盖斯路奏明由中国筹款自造，而工程亦全用华员经理，绝不借才他邦，此为本路特异之点。……方路工经始以来，外人议者咸以为吾国工程师不若欧美，因预料全工不克竟成，几若众口一词，据为定论。乃曾几何时，全路险且巨之大工，人所闻而惊惧者，卒能履险如夷，克期先蒇，以有今日之盛会。然则此路一成，非徒增长吾华工程师莫大之名誉，而后此之从事工程者，亦得以益坚其自信力，而勇于图成。则吾国将来自办之铁路，枝干纵横，所能兴而未有艾者，必皆以京张为之嚆矢，此甚非细事。”[30]可以看出，徐世昌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的都是扬眉吐气的喜悦和痛快，以及由此激发的民族自信心。作为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在讲话中则直抒胸臆云：“我们正是以修筑全由中国人自力完成的铁路而感到自豪！”[31]各界代表在发言中也表达了热烈的兴奋之情，热烈颂扬工程的胜利完工带给全国人民的巨大鼓舞，并表达了要独立自主发展中国自己的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振兴中华的决心。来自詹天佑家乡的广东省代表在发言中说：“京张铁路筑造之初，外国人著论于报纸曰，中国造此路之工程师尚未诞生也，一时五洲传为笑谈。今者，詹君独运匠心，筑成此路，不假外国人分毫之力……嗟夫，如詹君者，可谓能与中国人吐气矣。”“夫铁路工程既可以中国人独立筑之，将来一切矿务机器制造等事，皆可以中国人自为之矣。吾今日为铁路祝，并为全国之矿务、山林、机器、工厂祝也，有开必先，其今日京张铁路之谓乎！”[32]京张铁路的修筑成功，不仅打击了外国人的狂妄气焰，促进了中国近代交通的发展，而且大长了国人的志气，全国上下都被詹天佑的爱国情怀和京张铁路的伟大成功所感动，多年积郁于心中的恶气至此一吐为快！京张铁路的成功还极大的提振了社会各界的士气，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对推动以后的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爱国情怀是推动詹天佑敢于迎难而上、克服千难万险的最大动力，同时也是全社会上下形成共识的原点。爱国主义在京张铁路的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也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发挥了重大的助推作用。
近代中国发展工业的各种条件都十分恶劣，但是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为民族经济工业化而奋斗的中国人并没有气馁，反而“愈挫愈奋”，他们以顽强的毅力推动中国经济一步步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前进。在这令人感天动地的事迹背后，必定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在艰难道路上奋斗的人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道格拉斯·C·诺思曾经说过：“如果一个社会经济不能增长，那一定是因为它不能激发起经济上的进取精神。”[33]近代中国工业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愈挫愈奋”，在背后激发中国人进取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杰出的中国人从事工业生产的目的与西方资产阶级纯粹的经济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民族企业家、工程师和科技人员发展工业的目的主要不仅是为了一己之私利，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从道德伦理的角度看，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境界远远超出了西方资产阶级追求财富。这正是近代中国之所以备受欺凌而不能灭亡，中国工业化之所以备经磨难仍奋力向前的重要动因之一。推动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精神世界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发展的精神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工业革命使人联想起的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4]的丑物。而近代中国人民为国家的富强和经济的进步而进行的艰苦奋斗和探索，充满了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不畏艰辛、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精神。它让人们看到的是璀璨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精神之花。质言之，爱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最本质的精神内核，是中国经济工业化最重要的精神驱动力之一。
近代工业发展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表现在发展民族的工业体系，努力实现富国强兵上，也表现在工业生产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为反抗外来侵略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上。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和商界的力量对于运动的最终胜利产生的推动作用。从北京的情况看，早在五四运动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毛泽东、吴玉章、何长工等人就开始到长辛店做启发工人觉悟的宣传教育工作，为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北京的学生首先行动起来，又以自己的行动很快影响了全国，运动迅速向全国各地的学生中蔓延。为了支持学生的斗争，上海的工人首先行动起来，其后长辛店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据一些老工人回忆：“六月三日以后，卖国政府逮捕学生，上海工人大罢工。消息传到了长辛店，我们厂里的工人再也不能沉默了。本来这些天大伙早就没心干活，这时几个工人骨干和学生商量了一下，就决定举行游行示威。”“于是在长辛店大街上开始了第一次工人的游行，队伍里边也有几个工头，史文彬和陶善琮两个人在前头领头，有一百来个工人，艺员养成所和车务见习所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在后面。”“这次游行开了头，以后就游上了劲，三天两头尽游行。晚上还搞过一次‘提灯会’，也是个游行。”[35]长辛店工人的斗争震动了北京社会各界。6月27日，代表了北京工商各界的北京总商会代表和北京各界代表一道举行了联合请愿，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在工人阶级伟大力量的推动下，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场斗争的胜利是中国社会各界联合行动的产物，其中工人阶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中北京的工人特别是京奉、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影响巨大，动摇了腐朽的统治秩序，使北洋政府最终顺应民意停止卖国行为。
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工商界和工人阶级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抗日战争期间，在日寇严密控制下的石景山制铁所，愤怒的工人曾烧毁了日寇为庆祝胜利挂在高炉上的太阳旗。1942年6月，还举行了反抗非人生活的罢工斗争。在门头沟煤矿，中共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党支部共有党员15人，在1943年领导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日军控制下的兴亚被服厂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了抵制管理方体罚工人、要求工人合法权利、改善伙食、改善待遇的斗争，也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许多民族工商界人士也毁家赴国难，暗中积极给抗日武装提供物资，有利地支援了中国军队的抗日斗争[36]。在有着爱国主义传统的铁路界，北宁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北宁铁路职工抗日救国会”，创办了秘密刊物《铁球》，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唤起工人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输送铁路职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直接参加抗击日寇的军事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北京乃至全国的抗日斗争[37]。
总之，近代中国工业产生、发展的条件十分恶劣，制约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外来经济势力的压迫，中国工业要发展和克服这些障碍，就必须要有绝大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去抗争。这信念来自哪里？就来自对伟大祖国的爱。尽管祖国备受欺凌，疮痍满目，贫穷落后，但是如果祖国的儿女不鼓足勇气奋起一搏，祖国母亲将永远不能崛起。所以，爱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发展工业的重要精神推动力之一，这种精神浸满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也充满在北京工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这种精神是跨时代的、不可磨灭的，工业生产可以因社会转型而退去，工业生产可以成为历史，但是其精神依然蕴含在工业遗产中，是工业遗产蕴含的最重要的精神内涵之一，也是近代先辈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