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生产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是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当它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古老农耕文明的农业社会。农耕文明的最重要特点是生产技术改进缓慢，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相应变化迟缓。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经验的积累十分重要，前人对经验的总结和阐释对后人的行为方式和行动方向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不必关注创新的问题，只要认真向先人学习，向祖宗学习，认真而全面运用先人的经验，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
长期受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生态熏染，人们的思维方式必定会被深深影响。于是，自中国古代社会的早期就形成了以诠释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形态和哲学理念。学术研究推崇的是“述而不作”，而不是打破常规的思维和探究。在这个“述而不作”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和创造，可能会有所发明，但是从其主观意图看，并不是以新的思想创造和技术革新为鹄的。因为这种“述”奠基在“信而好古”的基础上，更多注重的是对古圣先贤文本含义的阐述和微言大义的理解。这种诠释的对象是书本的既有原意，是对文本原意的探究，因此其取向更推崇对文本的正确理解和考辨，而非西方诠释学所指向的纯粹的与客观事实、外在世界的契合。
中国古代这种诠释文化的传统经过几千年的传递，降至近代已经僵化为一种唯书唯上的思维模式。“千古学术，孔孟程朱已成定案，吾辈只随他脚下盘旋，方不错走了路。”[38]这是咸丰年间一个士人的话，面对急速变化的社会，他却认为只要照孔孟的话做就不会出错，可见其思想已经僵化到极点，是保守士人思想的典型反映。显然，在这些人的视野中，完全没有看到形势的巨大变化，更没有看到形势变化对于统治政策变化的要求。当中国步入近代时，当工业文明驾临中国时，统治阶级内部保守势力依然非常强大，任何超越常规的行动，都会招来强大的反对声浪。洋务派兴办任何洋务事业的时候，包括近代军工和机器工业的时候，都会面临巨大的阻力，洋务派必须要敢于冒极大的风险，必须要有超越常人的勇气和决心，才能成就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进步。
正是这个地主阶级官僚集团——洋务派，揭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序幕，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也是中国社会历史特殊的发展道路的产物。从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看，复杂而庞大的军事工业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当军事工业出现时，社会不但已经为军事工业的正常运转准备了配套的轻、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还为军事工业的发展准备了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阶层，这个阶层可以凭借经营工业企业的丰富经验，保证工业企业的运营，避免经营中的风险。当企业家成为企业运转的灵魂时，庞大而复杂的军工企业的运转就不是一件需要紧张面对而又难以熟练操作的事情了。
然而，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外力的刺激下发生的，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必须首先从最复杂的工业生产领域即军事工业开始。此时，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刚刚出现了几道预示着新经济形态即将诞生的缝隙，社会并未为洋务派举办军工企业准备一个现成的资产阶级企业家阶层[39]，虽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零星的资产阶级分子，但是他们的经营能力和运营水平尚不能满足近代军事工业的需要。由此，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非常态，洋务派——这些转变中的地主阶级的高官，就担负起了为中国经济的近代化经营第一批企业的重任。当然，从后来的经营效果看，洋务企业的经营效果普遍很差，特别是官办的洋务企业，较之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洋务企业固有的弊病，例如，效率低下、效益不良。但是，如果没有洋务派的努力，特别是他们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而不断的坚持和开拓，则中国的工业化将无法启动。
从北京工业发展的历史看，洋务派的这种坚持，集中体现在铁路的修建上。当工业化的大幕拉开的时候，铁路的修筑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是个全新的事物，它的传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冲击，也因此在思想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统治阶级内部为是否修筑铁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是为近代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三大争论之一[40]。
铁路在鸦片战争后不久进入中国，修铁路屡屡被西方列强作为一项特权要求提起，要求清政府允许其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1872年，英国人擅自修筑了10英里长的吴淞至上海的铁路。最终，这条铁路因侵犯中国的主权而在清政府的交涉下拆除。但是这条铁路短短一年多的运营却充分展示了铁路运输的优越性，引起了洋务派的注意。其后不久，李鸿章就上奏清廷，大谈修筑铁路的好处：认为当今的时代是“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如果“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数百里；则中国不至于误事”[41]。由此，他提出修造清江浦至北京的铁路。但是，这个提议赢来的并不是赞赏，而是强大的反对声浪。李鸿章不得不极力向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陈述铁路的好处，企图博得最高统治阶层的赞同。作为清廷中比较开明的主政的亲王，奕??也同意李鸿章的说法，但是认为朝中“无人敢主持”，即使“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42]，这说明即使是慈禧这样彪悍的最高统治者也对强大的保守势力畏惧三分。可见统治阶级上下反对声浪之凶猛，反对势力之强大，东太后、西太后的联合力量亦无胆量敢与之较量。
然而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势力，洋务派并没有灰心，也没有因此退缩，而是蛰伏观察，等待时机。八年后的光绪六年十一月（1880年12月），淮系将领刘铭传乘应召进京陈述防务之机，再次向清廷提出了修建铁路的问题，他认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无征调苍黄之过，无转输艰阻之虞”[43]。在刘铭传陈述了铁路的益处，而且认为刻不容缓，必须立刻操办。为此刘铭传提出，当今中国最要紧的铁路有南北四条：南路两条，清江经山东到达京师、汉口经河南到达京师；北路两条，京师至盛京、京师至甘肃。四条路应当先修清江至京的这条铁路，以便与已建成的电报线相表里，尽早发挥快速通信和快速运输相结合的作用。于今看来，刘铭传的建议确实还是很有眼光的，他建议的两条南路就是今天的京沪线和京广线北段，而北路就是今天的京沈线和陇海线一部分，确为于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都有重要关系的铁路干线。在这个奏折中，刘铭传的用词非常恳切而且沉重，沉痛地指出了事态的严重性和修筑铁路的急迫性：“事关军国安危大计，如蒙俞允，请旨饬下总理衙门迅速议覆。若辗转迁延，视为缓图，将来俄局[44]定后，筑室道谋，诚恐卧薪尝胆，徒托空言，则永无自强之日矣！”[45]这些话的分量显然非常重，道出了清政府所处境地的危急，而其奉上的办法已经是解中国于万劫不复的唯一妙招了。大概是这一席话使清廷感到危险的迫近，于是便在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1880年12月3日）下旨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南洋大臣刘坤一共同“悉心筹商，妥议具奏”[46]。接到上谕后，李鸿章经过深思熟虑，于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1880年12月31日）呈递了一个长达四千言的奏折。在这个折子中，李鸿章指出，铁路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强大和富强的重要器物，实为世界发展之不可抗拒的潮流，“盖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摒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必矣。”[47]他痛言如果不修铁路，中国终将落后，挨打不可避免。李鸿章还在奏折中阐述了铁路之兴的大利九端：利于国计、军政、民生、转运、矿务、邮政等，并再次重复了刘铭传先修南北四条路的建议，认为京师为天下根本，铁路修造也必须以此四路为根本，以拱卫京师并利于天下。
刘铭传、李鸿章二人的奏折一出，立刻又招来了强大的反对狂潮。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等纷纷上奏要求罢议铁路，异口同声斥铁路是不祥之物，认为修铁路会惊动山川之神，会惊扰地下安息的祖宗，必定“贻害民间”而“徒滋骚扰”[48]。他们还大肆攻击李鸿章、刘铭传二人，诽谤他们是包藏祸心，实为与洋人勾结的内奸，改变祖宗成法的逆臣。在他们的视野中，不仅洋务派主张的铁路是危害中国的怪物，而且连洋务派的人身名誉也大肆攻击，并且不择手段和用词，极其鬼魅和卑劣。在依然注重道德文章的当时，他们的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尽管李鸿章等人奋起反击，李鸿章还专门上奏反驳张家骧的谬论。但洋务派显然是寡不敌众，在强大的反对力量的高压下，清廷于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云：“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49]洋务派这次修铁路的努力再次以失败告终。
在随后的讨论中，多数督抚均反对修铁路的主张，有的则含糊其辞，有的迟迟不肯表态，不愿意开罪强大的反对势力，或者本身就不赞成修铁路。两广总督张之洞由于外放的经历，已经大开眼界并转变了政治立场，由顽固派的“青牛角”转变为洋务派的一员干将。他在奏折中首先肯定了修筑铁路的重要性，认为铁路“实为驯致富强之一大端”。但张之洞又是一位特别善于揣摩上意，使用策略的官员，他考虑到反对势力的强大，也为了能够顺利达到开筑铁路以达京城的目的，乃以有利于内地土货流通和出口、利国利民为由，提出放弃修筑津通路而改筑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路的主政，认为此路是“干路之枢纽，支路之始基，而中国之大利所萃也”[53]。这个建议显然肯定了铁路的重要，并且能够让洋务派修筑京城铁路的愿望得以实现，同时又因否定了修筑津通路的方案而给反对津通路的顽固派官员留足了面子。因而，张之洞的建议为各方力量所接受。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则从平衡各派意见的角度出发，最终采纳了张之洞的方案，于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二日（1889年8月27日）发布上谕云：“拟照张之洞条陈，由卢沟桥直达汉口……著派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将一切应行事宜，妥筹开办。”[54]至此，这场旷日持久的修造铁路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以洋务派实现修筑京师铁路的愿望而告结束。可以说，洋务派经过十几年的坚持和努力，最终取得了胜利。
纵观十几年的争论可以看出，反对修铁路的顽固派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占据着所谓的道德高地，动辄以代表民众、关爱民生的面目出现，使得洋务派从一开始就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顽固派极力诋毁洋务派的主张，扭曲其本意，使得洋务派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而且随时有被推上道德审判台的危险。在儒学道德观念尚占据国家主流价值观地位的情况下，这种罪名非常之重，随时都能可能使人身败名裂，断送仕途。面对这样的风险，洋务派并不退缩，而是不断坚持，不断出击，显示了敢冒风险、敢于突破常规的冒险精神。
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考虑，作为近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应当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和冒险精神，或曰创新精神。这是由工业生产和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决定的。工业生产的推动力之一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是工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工业生产的每一个进步都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关，都与生产力的进步有关。而技术的革新、生产模式的进步都是破除旧模式、旧观念的结果，都是大胆探索未知世界的结果。未知世界充满变数，有着不可知的风险，这样的探索显然没有沿着熟知的轨道前行来的舒适和保险，因此必须具备冒险精神才能在风险面前无所畏惧而大胆向前。
在迅猛变化、飞速前进的工业社会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55]生产的不断变革，生产模式的不断进步，都使得冒险或者创新意识，成为企业家必备的素质，安于现状的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是不可能有所进步、有所作为的，甚至有可能在急速前进的征途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最终被历史淘汰。
因此，成功的企业家一般都不安于现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或者企业经营的业绩，而是常怀强烈的冒险意识和创造欲。在思考企业经营对策时常常能够做到异想天开，别出心裁，出人意料。一般来讲，他们决策的出发点首先不是在常规范围内的选择，而是对现状的挑战，力求创新开拓，在新的条件下获得企业发展的生机。
工业生产发展的这种特点和企业家的冒险行为，必定会对原有观念造成猛烈冲击，并因此带来剧烈的观念碰撞和行为冲突。在这种碰撞和冲突中，由于社会惯性特别是思想观念滞后性的影响，往往是固守原有规范的一方更符合人们惯有的认识，更符合人们的惯有观念和行为习惯。为此，持新观念的人就必须有大无畏的冒险精神，敢于面对习惯势力的挑战，并且敢于批驳习惯势力的旧说，为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的发展破除障碍，开辟道路，否则一旦退缩就将一事无成。总之，敢于冒险是近代以来企业家的重要品格特征之一。可以说，洋务派的冒险精神与西方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是非常形似的，他们敢于探寻前人未走过的路，并且敢于在巨大的反对势力面前坚持己见，特别是在修筑铁路这个问题上，不懈坚持长达十余年之久，勉励克服了无数困难和障碍，最终实现目标，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交通运输业和工业化的发展。
洋务派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大的勇气敢于冒巨大风险，并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与洋务派本身的特性有关。从洋务派的特性看，他们虽然是中国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在整体上仍未脱离地主阶级的窠臼，但却是地主阶级中锐气尚存的一部分，属于行将向新的方向转化的一个阶层。他们不同于只知捞钱肥己、不顾社稷江山的贪官污吏，也不同于抱残守缺、不事更张的昏官庸吏，他们头脑清楚、进取精神较强，是地主阶级中较开明的部分。他们对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形势、对于清王朝的统治危机，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危机意识。可以说，洋务派内部从上到下几乎都清醒地认识到了他们所处的局面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局，面对的敌人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敌，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处于深刻的危机中。
这样清醒的认识，使得洋务派不像地主阶级顽固派那样愚昧自大、顽固守旧，而是成为地主阶级中较善学习、较能接受新事物的部分。虽然，有时他们的学习是被迫的，是不那么心甘情愿的，但是为了挽救统治危机，他们还是努力学习西学，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和经验。例如，左宗棠在1866年回顾其以往的经历时说：“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56]这段表白，概括了左宗棠学习西学的经历，到1866年已经长达二十余年，学习范围也非常广泛，几乎涉及所有西学的范围，可见其学习之恒心。这大概可以代表洋务派注重及时学习、通过不断的学习了解西方情况、掌握中外大势，以及了解西方近代科技发展动向的状况。为此他们常自诩“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机器详情，洞如观火”。洋务派的这些话，不免有些拔高的成分，但他们的确是地主阶级中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较多了解的部分。所以，洋务派虽然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企业家，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企业家的某些素质，特别是冒险精神。
纵观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可以发现，洋务派常常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冒险冲动。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派认为墨守成规已经无法挽救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57]洋务派的干将刘铭传和丁宝桢也不无忧虑地说：“今中国战不如人，器不如人矣，不思改图，后将奚立？”[58]“今强敌各擅长计，中国独不屑蹈袭，以为墨守故常，不难角胜，且以为可以购求于外洋，此实自欺欺人之语，固必不可得之势也。”[59]可见他们都认为，中国古已有之的统治术已不足以应付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形势，固守已有的一套统治方略无异于置己于绝地。为此，他们常用中国传统的变异思想来鼓励自己，用《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来为自己的主张寻找理论根据。他们认为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必须勇于打破千百年来的成规旧习，敢于创造新事物、新局面，通过发展洋务特别是发展机器工业来找寻解救地主阶级统治危机的新办法。
但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打破常规的行为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定会遭到历史惰性的强力阻拦。在顽固派看来，改变祖宗成法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中华文明的斯文扫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激愤之际，他们每每群起而攻之，喋喋于庙堂之上，煽风点火于民间乡里。因为顽固派的言论秉持了惯有的思想方法，使得他们还拥有十分深厚的社会基础，往往能够造成朝野上下遥相呼应宏大场面，形成十分强大的反对声势，从而给洋务派带来极大的心理和行为压力。对于这种来自顽固派的巨大阻力，对于其中的风险，洋务派的内心十分清楚，“至非常之举，谤议易生，始则忧其无成，续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60]为此，洋务派表现了敢于应对的无畏气概。在请求举办福建船政局的奏折中，左宗棠表达了他的坚定信心，“纵局外议论纷纷”，“事在必行，志在必成”[61]，表示了绝不因外界议论纷纷而退缩的决心。1889年，张之洞在驳斥顽固派反对修铁路的怪论时慷慨陈词：“岂有地球之上独中华之铁皆是弃物？筹款如能至三百万，即期以十年，如款少，即十二三年；如再少，即十五六至二十年，断无不敷矣。愚公移山，有志竟成，此无可游移者也。”[62]两年后，在筹建枪炮厂时，张之洞再次在上朝廷的奏折中表达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天下艰巨之事，成效则俟之于天，立志则操之在己，志定力坚，自有功效可见。”[63]可见，在与顽固派的争斗中，洋务派是需要恒志与不断的自我激励精神的，而这种精神的产生，显然与他们所受的传统教育、对形势的清醒认识和爱国精神有关。于今而论，当时如果没有洋务派这种甘冒在顽固派看来是天下之大不韪的无畏精神，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浪潮、中国的工业化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但是，正如上面所言，洋务派的这种冒险精神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不能与西方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同日而语，二者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西方企业家冒险精神是由经济运行的价值规律决定的，他们决策的出发点是追求更多的利润，正如马克思曾经引用过的那句著名的话所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64]这种冒险精神是基于经济学意义上，其追求的基点是效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其行动动机的根源在于对资本的追求，在于对金钱的追求，其行动的出发点是获利的刺激。
作为中国统治阶级中一个政治派别的洋务派则与之不同，他们敢冒极大风险的动因，主要的不是经济的利益的驱使，不是对自身财富的关怀[65]。他们行为背后的真正动因来源于克服统治危机的政治目的。丁日昌的一段话典型地代表洋务派的内心忧虑和行动的驱动力，他说：“目前交涉等事，外人动以恫喝为得计，言之心伤，思之发指。苟非于船政制造认真讲求，尝胆卧薪，不务其名，而务其实，岂尚有报仇雪耻之一日？”[66]这段话清晰地表明，洋务派举办机器工业、修造铁路轮船的目的是为了反击外来侵略、报仇雪耻，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思想深处焕发的依然是中国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他们的真实想法是期望逐渐做到“军实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而富强”[67]，“有事可以御侮，无事足以示威”[68]。
所以，洋务派的冒险精神虽然着眼于举办洋务企业的经济活动，却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他们期望通过改革帮助清王朝渡过统治危机，迎来清王朝统治的中兴。这正是洋务派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企业家冒险精神的根本之处。而这个根本区别的出现，当然与近代中国的国情有关，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关。反抗外来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面临的历史使命，每个阶层都需要对此给出回答。而这正是中国工业遗产的精神蕴含与西方工业遗产不同的最主要根源之一，也是中国工业遗产精神内涵的突出特点之一，它彰显的中国早期工商业创新精神的最高目的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强民富。这正是中国工业发展留给中国人民的最主要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